英國「首相病歷」（下）：一場因膽囊而起的戰爭

——前首相安東尼．艾登的訃聞，《泰晤士報》，1977年。

▎前情提要：《英國「首相病歷」（上）：唐寧街的「黑狗」秘密》

邱吉爾退休後，首相大位也由自己的姪女婿、保守黨內的政治明星——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接任。

57歲的艾登，不僅外表俊朗、家世顯赫，更是一次大戰的戰爭英雄。精通多國外語的艾登，被認為是英國最傑出的外交大臣之一，也是邱吉爾在二戰與冷戰期間最重要的副手代表。極受大眾歡迎的艾登，在1955年4月接班邱吉爾後，隨即解散國會、提前大選，並藉由自己的群眾魅力帶領保守黨拿下大勝，獲得49.７％的得票率——直到今天，這都還是英國政治史上的最高紀錄。

上任後的艾登，前途一片燦爛，但任內英國與埃及，卻爆發了「蘇伊士運河危機」。剛掌權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以反殖民、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國內經濟需求為號召，在1956年夏天把英法兩國所持股、連結通歐亞海路的蘇伊士運河「收回埃及國有」。但以外交見長的艾登，不僅未能說服納瑟對英妥協，反而選擇欺騙國會，擅自與法國、以色列串連，於1956年10月入侵埃及，發動「第二次中東戰爭」。

這場意外的戰爭，不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譴責，蘇聯之外，甚至連英國最密切的盟友——美國——都大表不滿。認為自己被艾登欺騙的艾森豪總統（Dwight Eisenhower），藉刻意拋售英磅、迫使英國經濟失控的手段，威壓艾登接受聯合國的停火決議，而艾登本人也因這場國際鬧劇被迫請辭，結束政治生涯。

直到今天，狼狽下台的艾登，都被英國人視為「20世紀最不受歡迎首相」，其入侵埃及的決定，也被認為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英國戰後最糟、最失敗的海外行動。

但為什麼外交資歷豐富，甚至被認為是當時英國少數「阿拉伯通」的艾登，會在關鍵的時刻作出如此失敗的決策？這一切的故事，或許可從一顆「膽囊」開始說起。

▎邱吉爾的亂入：艾登與他那改變英國命運的膽囊

外交資歷豐富、為人又冷靜的艾登，究竟為何會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犯下一連串致命的錯誤決策？直到今天都還是難解之謎。但在爭議之中，艾登當時糟糕的健康狀態，或能提供部份解釋。

儘管風度翩翩、外貌俊朗，但艾登步入中年後，卻飽受膽結石所苦，周期性的腹痛、發燒與膽結石所引發的黃疸，也嚴重影響艾登的生活品質。1953年4月，艾登在專家的建議下，於倫敦接受膽囊切除手術——但這次的手術不僅相當失敗，更成了艾登日後惡夢的開端。

一開始，艾登找了倫敦聖巴多羅買醫院的內科醫師休姆（John Basil Hume）主刀，因為艾登認為「切除膽囊並不複雜」，因此才婉拒了一批名醫推薦，選擇了自己信任、過去也曾為他切除闌尾的休姆。

不過聽聞手術消息後，艾登的老長官邱吉爾竟「過度熱心」地多次召見休姆。除了疾言厲色地強調「艾登是我的重要臂膀」、「這次的『闌尾手術』應該不怎麼難，但絕不準給我出差錯」，搞不清楚狀況的老首相，只是徒增醫療團隊的壓力——特別是主刀的休姆並非領域專家，邱吉爾的「關切」也更讓這名60歲的醫師極為緊張。

種種壓力下，1953年4月12日，艾登就在休姆主刀下進行手術，但開刀過程極為不順，縫合過程更意外連出，讓術後的艾登出現膽道閉鎖，而被迫在兩周內二度動刀。然而信心全失的休姆醫生卻不敢再碰艾登，因此4月29日的第二次手術，只好由休姆的助手布萊克本（Guy Blackburn）硬著頭皮臨陣上刀。

但第二次手術的情況，又比第一次更慘。艾登的膽管竟因為「主刀醫生不小心手滑」而被切除，手術過程中，艾登更多次大出血，不僅患者本人「一度瀕死」，肝動脈也因此留下嚴重創傷。

連續兩次失敗手術，更加重了艾登的肝膽症狀。於是這位健康嚴重受損的英國外相也向內閣請假，準備遠赴美國波士頓再次動刀。聽聞艾登決意赴美的邱吉爾，一開始竟強烈反對，他舉自己的私家醫生莫蘭的建議，認為艾登的術後症狀，僅是十二指腸潰瘍，

不過畢竟攸關健康，儘管不情不願，邱吉爾仍准許艾登赴美。諷刺的是，當艾登在1953年6月23日於波士頓開刀的當天，人在倫敦接見義大利總理的邱吉爾，卻也中風倒下。後世認為，假若當時艾登人還在倫敦，那麼邱吉爾的幕僚或許很難「騙過」艾登的法眼，進而對公眾壓住首相中風的秘密。

艾登在美國的復原相對順利，然而先前手術卻也留下了難以解決的後遺症，艾登的體能自此一落千丈。根據在艾登的日記資料，術後他極容易「感到疲倦」，肝膽發炎的老問題，也時常以腹痛、發燒的癥狀持續困擾著他。因此雖然仍值壯年，艾登在首相任內卻時常掛病號，甚至需要遠赴加勒比海「告假休養」，環繞白廳（英國政府中樞）的政治謠言，也因此困擾著痛苦的艾登。

▎首相服用的「紫心」提神藥

艾登的健康狀況，在首相任內日漸惡化，其中一個主因即是蘇伊士運河問題。在1952年埃及爆發軍官革命後，身為外相的艾登，曾多次拉攏掌權的「埃及英雄」納瑟未果。雙邊的外交斡旋，亦在1956年7月，納瑟宣布「蘇伊士運河收編國有」後陷入緊張。

在過去，連結紅海與地中海的蘇伊士運河，是不列顛與帝國東方的必經水道；但二次大戰之後，英國國力已不如從前，東方的印度也已經獨立，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對日不落帝國也大幅降低。不過納瑟國有化運河的作法，卻損害了英國作為運河股東的利益，國內輿論也因此向艾登施壓，要求首相「作出強硬回應」。

在運河「被沒收」後的第一時間，英國政壇不斷促請艾登「強硬表態」，甚至連退休的邱吉爾都親自來訪，建議艾登「打蛇三寸」、應推翻納瑟，才能確保英國在地中海東岸的利益。但在艾森豪總統的壓力之下，謹慎的艾登卻推遲了軍事回應。直到10月份，情勢發展才急轉直下。

艾登的疲倦與耗弱，在運河危機期間明顯加劇。自從手術之後，艾登的發燒與虛弱已成週期症狀，再加上國事繁重，體弱的首相也只能依賴醫生處方「用藥調養」。曾為艾登看診的皇家私醫生伊凡斯爵士（Sir Horas Evans），指艾登的緊繃與疲憊僅能用「密集的維他命療法」才能緩解，但在處方籤紀錄中，除了維他命B群之外，艾登也會服用類安非他命藥物—— Drinamyl。

在艾登的時代， 被暱稱為「紫心丸」的Drinamyl ，是一種常見的處方提神劑（1964年才被禁用），其類安非他命的成份，會「暫時性」地提振使用者的精神與情緒，並讓人產生「莫名的自信感」；然而在短暫的亢奮之後，就算是最輕度的使用者，也往往會出現失眠、焦慮、沮喪與疲憊等「撞牆」反應。因此，包括艾登在內，許多使用者也會搭配安眠用的巴必妥酸鹽系藥物。

1956年10月5日，當運河危機陷入膠著之際，艾登突然病倒，並因發高燒到41度而住院三天。根據首相幕僚團的回憶，燒退後的艾登亟欲恢復精神，而混用藥物的失眠與疲倦也讓他感到不耐，於是艾登逕自加量用藥，試圖加速自己的復原。

艾登出院後10天，法國政府就派出了空軍出身的外長夏爾將軍（Maurice Challe）為密使，邀請英國共同「剷除納瑟」。法國政府擔心納瑟的崛起，將煽動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起義，因此負責出策的夏爾將軍也提議，邀請以色列與英國共同參戰。這項近似於魯莽的大膽計畫，是要由以色列藉故向埃及宣戰，接著英法兩國再以「維護蘇伊士運河的暢通」為由，出兵埃及迫使納瑟垮台；但法方卻要求艾登對美國保密，「因為艾森豪絕對不會支持發兵。

▎如果他沒生病，帝國也不會如此結局...？

時任英國外相納丁（Anthony Nutting）事後表示，當下的艾登對於法方「毀滅納瑟」的提案極感興趣，但英國首相接著卻透過私人密使向法國接洽，過程中艾登不僅向美國保密到家，就連自家的國會、自己的內閣，甚至是外交部內專業的專責外交官體系，全都被艾登刻意地蒙在鼓裡，直到臨戰關頭，艾登才終於知會「自己與英國的開戰決定」。

艾登專斷獨行的狀況，不僅是內閣，就連他的政壇熟人也相當錯愕：

曾見證艾登神采的邱吉爾秘書柯維爾（Jock Colville）事後表示，過往溫柔，擅於協調並聆聽各方意見的艾登，在1956年冬天突然換了一個人，其態度變得極為「傲慢」，在官邸也時常因小事而大發雷霆。日後研究英國政治與醫學歷史的大衛．歐文男爵（David Owen），也認為：「藥物的強烈作用，或已影響了艾登的國策判斷。」

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從法國提案到正式開戰，艾登的戰爭之路僅有半個月。然而當英法兩國於10月31日正式參戰後，來自聯合國與美蘇的壓力，卻立馬壓垮了艾登的進擊意志。儘管開戰之後，艾登一再向美國強調「納瑟一定會倒向蘇聯」，但艾森豪卻惱怒於艾登輕舉妄動，因此透過拋售英鎊、與阻撓英國對IMF貸款申請，迫使英國政府在11月6日宣布停火，讓艾登在拿不回運河、又沒推翻納瑟的狀況下，結束自己為期七天的戰爭冒險。

艾登的錯判，事後帶來了毀滅性的結果。因為在美國的經濟報復下，在開戰的一個星期內，英鎊就遭遇15%以上的重貶；停戰之後，保守黨內卻又無法理解艾登「為什麼不多堅持幾天？」比起空手而回，英軍至少該奪回運河控制權，才好取得和談的籌碼。然而在紀錄中，戰爭期間的艾登，曾因戰況壓力而情緒崩潰，在內閣眾叛親離的狀況下，沮喪的艾登唯一能作的，就是秘密派人前往巴黎，暗中銷毀英法之間對納瑟開戰的密謀紀錄。

灰頭土臉的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之後，自此失去了世界強權的位置；而憤怒的國會與保守黨，也把矛頭指回了首相身上。然而在同年12月20日，艾登卻公開對國會撒謊，指英國從未密謀也「不知道以色列會進攻埃及」——這句謊言，隨後也摧毀了艾登的政治聲譽，儘管艾登在戰後兩個月內，就宣布辭去首相、退出政壇；但直到今天，英國政府的官方網站上，都仍寫著

「如果艾登當仍保持健康、頭腦清醒，精明的他肯定能察覺：這項高風險的提案無疑是自掘墳墓。」歐文男爵分析，儘管艾登與家人都否認蘇伊士的決策與首相本人的健康狀況有關，但他的同僚卻都同意：如果艾登沒有生病，大英帝國的霸權或許不會如此難看地戛然告終。

▎鑑往知來：梅伊怎麼面對糖尿病？

邱吉爾與艾登的健康故事，或許英國現代政壇最為警世的「養生教訓」。儘管這兩名領袖最終的歷史定位天差地遠（最受歡迎的首相與最不受肯認的首相），但他們刻意向國會與大眾隱匿自己身體狀況的作法，放在如今的語境中，卻也讓人質疑起了權力與責任在民主政治中的相應關係。

然而時代不同，醫學進步下，政治人物對於健康狀況也出現不同的態度。像是現任首相梅伊（Theresa May），就是相當令人特殊的案例。

2013年年初，工黨籍的國會議員瓦茲（Keith Vaz），突然針對時任內政大臣的梅伊發表了一則諷刺言論：

由於政治圈內盛傳梅伊有意挑戰保守黨黨魁一職，因此瓦茲的這段話，也被認為是對梅依野心的諷刺。這番風涼話，雖讓瓦茲被其他議員砲轟「物化女性」，但梅伊本人卻在半年後才自揭暴瘦真相——瓦茲是對的，自從2012年底開始，半年內梅伊確實爆瘦了13公斤，但真正的原因不是減肥，而是她被確診罹患了1型糖尿病。

在英國的400萬名糖尿病確診患者中，1型糖尿病僅佔約10%，其成因與遺傳關聯較大，1型糖尿病患者，身體天生就無法產生足夠的胰島素，因此無法透過藥物緩解症狀，僅能透過注射補充所需的胰島素，也因此，梅伊才會在前篇所述訪問中，坦承自己「一天5針已經習慣」。

由於1型糖尿病天生的成因特殊，因此大多數的病例，通常在兒童期就能透過病徵確診，而直到56歲才發現自己患病的梅伊，算是相當特別的案例。梅伊表示，一開始她只是發現體重直線減輕，並出現疲倦、「常態口渴」怎樣喝水都不夠的症狀，在知道自己「真的是糖尿病患者」後，也不免對自己「感到沮喪」。

在罹患糖尿病後，梅伊也成為現任議員中，唯一一位獲准在國會議場內進食的人。然而梅伊本來就以生活嚴謹、規律與低調聞名，除了隨身攜帶針頭與飲食調整之外，控制得當的她，似乎沒讓慢性病影響自己的生活步調。勇於坦承的她，反倒成為「堅強病友」的象徵，不僅各大慈善團體都以梅伊為正向案例，就連一向反對她在內政政策的《衛報》也透過評論，支持梅伊淡定公開病況的政治勇氣。

2016年夏天，英國公投脫歐後，梅伊也接替引咎下台的卡麥隆（David Cameron），成為新一任的英國首相，這也讓他成為史上第一位罹患1型糖尿病的國家領導人。

為了打贏六月的國會選戰，平日「不喜社交」的梅伊罕見地接受英國ITV電視台的「臉書直播 Q&A」。她那場在社群直播中的「病史自白」，也獲得了保守派媒體的一致讚揚。但諷刺的是，當梅伊在FB直播上以糖尿病患者的身份侃侃而談之際；同一天，她卻在另一場拉票掃街中，遭到一名路過的身障者憤怒指控：

在這場選戰中，梅伊對於疾病的開明自白，很快就被證明「只是一段被曲解插曲」。在高層政治中，梅伊還是得繼續率領保守黨，對健保、身障津貼、疾病防治的預算進行排擠；在草根拜票時，她得硬著頭皮，在攝影記者前大啖炸魚薯條——儘管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說，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即是促成血糖飆升的禁忌食品，但到了現實的政治關頭，「對身體的誠實與責任」卻也自動隱匿。

梅伊表示，1型糖尿病的症狀包括「生理疲倦」，「但作為政治工作者，疲倦，就是我們生活的常態。」然而這樣的疲倦，也曾出現在邱吉爾與艾登任上，並隨著首相一職的壓力，侵蝕掉他們原本的生活與判斷力。不過相較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媒體對川普的健康履歷、希拉蕊腦血栓與神秘重感冒病史窮追猛打，顧忌於「疾病歧視」的英國媒體——除了那些對她擁抱患病人生的讚揚之外——對梅伊的健康討論卻近趨於零。

那麼政治人物的身體狀況，到底該算公領域還是私生活？政壇中的疾病，何時才是真的「不健康」？時代不斷推進，不同的政治案例也很難一概而論，但在政治野心與醫療科學之間，「政治健康」的判斷，仍是一條浮動而令人不自在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