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狀態》下的日常：閱讀伊斯蘭世界的多元面容

曾經，伊斯蘭世界是地球上最為繁榮、先進的地方。中世紀的十字軍到了伊斯蘭世界後，也不得不漸漸承認，穆斯林過著比歐洲人還要舒適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對象。神聖羅馬帝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在他主要位於南義大利的領地裡，積極吸納伊斯蘭學者與學術書籍，並結合了歐洲與基督教元素，開創出中世紀歐洲最為耀眼的科學與藝文活動，成了兩大宗教和平交流的典範。

不過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大幅扭轉了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最晚至19世紀初期，歐洲物質文明的發展大幅超越伊斯蘭世界，當時最強大的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現代化軍隊面前幾乎是不堪一擊。遺憾的是，雙方關係並未因為更多的交流與接觸而更加友善，殖民地衝突、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冷戰局勢等，各種因素不斷堆疊，反而在兩者間建立一道短時間內無法化解的高牆。

不少人對伊斯蘭的態度，有時更像是偏見與仇恨的結合。例如當今教宗方濟各收容敘利亞難民的行為，對教會內部的保守派而言，是個絕不應當出現的決策。保守派代表人物樞機主教伯克（Cardinal Burke），直白地將所有穆斯林定位為侵略歐洲文明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只想著如何征服歐洲。這種說法顯然過度簡化了伊斯蘭世界的複雜性，如果真的符合歷史事實，也只適用在相對少數、甚或是極其少數的案例身上。

從伊朗裔德國作家納維德．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的著作《緊急狀態》（Ausnahmezustand - Reisen in eine beunruhigte Welt）就可以清楚看到，如果我們想好好認識現代世界中的伊斯蘭教，只有「伊斯蘭」或「穆斯林」這兩種評判標準，無論怎麼看都相當不足，更何況是將之與「恐怖主義」、「好戰侵略」、「宗教狂熱」等劃上等號。

《緊急狀態》是作者納維德在過去十餘年間，親身造訪各地後所發布的新聞稿，經過重新整理再集結成冊。書中帶領讀者觀看伊斯蘭世界各地，但內容並非令人心情愉悅的美麗風景，因為從近年來相當受矚目的伊拉克、述利亞，一直到較不受人關注的喀什米爾地區、印度的古吉拉特省等，都是戰火頻繁，或至少是動盪不安之地。

書中提及的故事，大致可歸類為伊斯蘭與外界的接觸，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內部衝突等兩種。印度的古吉拉特省與阿富汗問題便屬於前者。

隨著伊斯蘭信仰的擴張，也有許多穆斯林居住在印度次大陸，在印度的統治下，他們的存在常被視為一種破壞國內安定的威脅，古吉拉特省的問題正是發源於此。印度民族主義在20世紀初慢慢成型時，某些人偏離了溫和路線，發展出相當激進的態度，

這種觀點當然無法代表所有印度民眾，但也足以成為社會動盪的隱憂；2002年，古吉特拉省發生反穆斯林暴動，使兩千多人不幸喪命，更別提還有人建議過許多非人道、違反人權的反穆斯林政策，例如剝奪穆斯林的投票權、對穆斯林強制去勢。而在此之前，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或是在911事件發生後，偏頗地將印度穆斯林與恐怖組織連結在一起的做法，都為那場暴動提供了可供解釋的歷史脈絡。

而在阿富汗，伊斯蘭與西方世界關係的複雜更是一言難盡。並非所有穆斯林都反對美軍，畢竟後者趕走了塔利班政權，使人們享有更多自由；但阿富汗人也非毫無條件地支持現況。因為無論是美軍或阿富汗新政權，始終無法帶來穩定與和平，在這一點上塔利班政權就顯得相當成功。問題癥結點相當簡單：大半救助經費都在層層承包商與官僚體系中虛耗殆盡，真正有利於阿富汗的部分其實少之又少。再加上美軍執行任務時不帶來的意外傷亡，也就不難理解假使只看到宗教因素，便無法充分解釋阿富汗問題為何遲遲無法落幕。

另一方面，在歷史上曾經無比寬容的伊斯蘭教，因為基本教義派擴張勢力而更加無法容忍異己，即便對象是同為穆斯林同胞。《緊急狀態》告訴我們，於巴基斯坦、帶有濃烈神秘主義色彩的蘇非派，如今也接連遭受極端教義派的攻擊。

作者納維德不無感嘆地說到，「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百年歷程中，蘇菲派卻不幸成為各種新的基本教義派運動的箭靶。」這些攻擊行動所威脅的，不僅是個人性命與古老聖祠，也是「自己文化的核心」。不過有些攻擊也來自於更為世俗的動機：過去幾十年間，巴基斯坦大權掌握在蘇菲派信徒手中，但他們根本無法推動國家發展。

在2014年左右，於伊拉克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國，更是近年來極端教義派興起的絕佳代表。不過並非每個穆斯林都認同其理念，一群在過去遭受壓迫的什葉派神職人員，正在伊拉克的城市納傑夫（Najaf）肩負起照顧數萬難民的艱鉅任務，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基督徒；不單單因為基督徒同為難民，更在於他們也是伊拉克的一份子。而在更往前線的地方，則有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庫德族起身對抗，並救助不少遭受迫害的亞茲迪人。伊斯蘭世界曾讓世人讚嘆的包容性，仍存在於許多地方，也包括了戰火不斷的伊拉克。

做為一個新聞報導的結合之作，《緊急狀態》的內容著重在上述地方的立即性問題與實際狀況。這些案例的背景不盡相同，但都有助於我們思考：僅以部分案例或條件來建構「非黑即白」的標準，是否真的合理？就像作者在介紹巴勒斯坦問題時不禁提問，在以色列內部，要求完全佔領當地的極右派其實只能算是少數，但為何仍在相關議題上顯得「如此粗暴」：

在本書所提及的武力衝突、不信任，乃至於大規模屠殺，正是因為先貼上標籤後，再去觀看他者的處境。因此作者納維德諷刺，在人文主義的發源地義大利，居然還有政府高官公開表示拒絕難民，大聲宣示：「我們不能做好人，我們得要使壞。」許多對伊斯蘭教的負面印象，同樣也是如此，忘了在那個世界中，許多人反而是遭受迫害的少數，或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基本教義派，並且珍視與基督徒兄弟之間的友好關係。

要去除這些標籤並不容易，畢竟人類常需要定位他者，才能看清自我樣貌；但至少我們可以試著丟棄明顯帶有仇視、偏見的成分，儘可能地帶著更為平和的態度。如同本書最後引述《古蘭經》告訴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