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的悲劇航程：導讀《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本書是一系列故事的複雜交織，但全書章節的組織相當清晰完整：首先，它深入亞非大陸的戰亂地區，報導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與東非難民的流亡故事；接著鏡頭轉入地中海沿岸，仔細追蹤了跨海人蛇集團的運作；最後則回到歐洲內陸，記錄了一則特別的案例：奧地利山間小鎮大拉明接收抵歐難民後，當地居民從抗拒到願意理解難民、摸索共存之道的情況。

如此，藉由報導的文字連接起地中海的兩端、串起了亞非難民的母國與他們的「希望之地」：歐洲。

兩位作者都將報導文字具體還原成個人的生命史，細膩刻畫每一位流亡者的命運與苦難、憂思與希望。此外，他們也揭露了歐洲各國政府面對這場大規模人道悲劇時的顢頇無力：難民在母國受迫害時無法介入救助、於歐洲境內打擊人蛇成效不彰、缺乏資源維持難民最基本的人道照護，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官僚程序繁複緩慢、互踢皮球等狀況。

這一系列的報導所橫跨的時間軸，大約落在二○一三到一五年初之間。站在難民潮的第一線上，兩位作者的筆觸透露著一種山雨欲來的危機感。他們以銳利而深刻的角度試圖向當時的讀者提問：我們該怎麼理解這場變局？該怎麼與它共處而不失人道？

諷刺的是，作者們還來不及等到讀者的回應，難民潮正好在本書於二○一五年九月一日在奧地利出版的前後，達到了二戰以來的最大規模，對歐盟造成的衝擊加劇，也改變了歐洲的社會氛圍與政治態勢。歐洲人頓時失去了思索對策的餘裕。

本書因此可以被視為一場重大歷史轉折前夕的紀實。藉由此一導讀文，我們要往前和往後追溯這條時間的鎖鍊，梳理這場紀實的前因與後續。這條鎖鍊同時也是空間上的，起點是敘利亞，終點是德國——它串起了兩個彼此迥異之生活世界的命運。

讓我們先往前追溯原因。

一九九○年代以來，一種新型態的移民／難民潮開始頻繁出現，循著以下的特定模式而發生：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模式深入開發中國家，透過當地主政者或外國勢力的主導，實施一連串「開放經濟」的改革。經濟重心因此從鄉村高度集中到都市，大量農、牧、手工藝等傳統產業的從業者淪為所謂「全球化的魯蛇」，被迫變賣土地家產，移居城市從事零工，或前往外國尋求生計。

與此同時，土地與財富快速集中在都會區的少數政商集團手上。他們表面上打著開放經濟與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的旗幟，骨子裡卻依舊是裙帶關係的運作與利益分贓。嚴重的貧富差距快速撕裂社會，讓群眾對統治菁英貪腐的反感來到了沸點。

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往往由錯綜複雜的族群和宗教派系共同組成，社會的運作原本就建立在緊張的平衡上，財富分配的鴻溝大致上也沿著族群與宗派的壁壘來劃分。也因此，經濟模式的轉變所帶來的衝擊與不滿，始終與族群宗派間的新仇舊恨糾纏不清。

群眾對經濟困境與社會不公的反感，很快被轉譯回傳統族群間的仇恨對立、以及宗教派系意識型態的衝突，使得問題變得更為棘手難解。緊接而來的暴動與鎮壓、恐攻與內戰、掌權與奪權的反覆更迭，讓社會陷入經濟崩潰與仇恨對立彼此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

於是，原先在經濟上的流離失所，屢屢惡化為嚴重的戰爭難民潮。

如此的發展，在二○一○年的「阿拉伯之春」達到了規模上的高峰，並銜接到隔年的敘利亞內戰——一場完全出乎世人意料、深遠地牽動世界局勢的內戰。這場內戰從二○一一年延續至今，已造成五百萬敘利亞人流亡國外，成為當前「難民危機」的主要原因。

敘利亞的局勢，典型地反映出上述從經濟流離惡化為戰爭難民潮的模式。

敘利亞當前的執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於一九六三年政變奪權後，以外銷石油的穩定收入作保障，在國內實施社會主義式的計畫經濟，進行土地改革與產業國營化。國家嚴格管控物價，並大量投資鄉村的水電、交通、醫療、教育等基礎建設，傳統的地主與中產階級因而沒落。農村平民得益於此，他們的下一代大量獲得在都市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卻也繼而促使農村經濟衰落，讓經濟生活的重心逐漸集中到都會區。

一九八○年代末期，總統老阿薩德有限度地開放市場，以首都大馬士革和商業大城阿勒坡為首的都會地區，出現了新型的經濟菁英。此一新興的優勢階級，跨越了傳統地主、家系、宗派的藩籬，由國營企業的主管與職員，以及民營企業主組成。他們由政府官員與軍方人事指派或兼任，壟斷利益，形成裙帶經濟與買辦政治。

二○○○年六月，敘利亞現任總統巴夏爾．阿薩德在父親死後接班。阿薩德掌權之初，營造出開明自由的形象，承諾打擊貪腐、進行經濟改革、保障多元的政治文化。這些承諾很快被揭露為政治宣傳的謊言。

阿薩德以中國的經濟開放為範本，實施了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將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減稅、鬆綁管制、開放股市、吸引外資等。然而，經濟權力依然被裙帶政治壟斷，透過類似黑幫的關係網路來運作。改革的前六年，經濟成長率從原本的○％大幅增加到六～七％，但據此增加的財富卻依然高度集中在極少數核心菁英的手上。與經濟成長的榮景呈強烈對比，城鄉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同時，農村經濟極度惡化，出現了大量的遷徙潮。

時至二○一一年敘利亞革命的前夕，全國約有一半人口集中在大馬士革與阿勒坡都會區，嚴重的乾旱讓農村雪上加霜。貧窮人口的比例來到了三○％，失業率也急速攀升。

然而，革命爆發的契機卻是一場意外。二○一一年三月，南部城市德拉的一群孩童，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標語「人們要政府倒台」，於是有樣學樣在街上塗鴉，隨即被情治單位逮捕並刑求。家長要求放人，卻被回嗆「再生一個吧」。當局此舉激起數百群眾上街抗爭，阿薩德政府低估了情勢，強勢命令坦克開入德拉鎮壓，自此點燃了反貪腐、反壟斷之抗爭遍地開花的導火線。

二○一一年夏季，原先反貪腐的抗爭群眾逐漸依政治態度、族群立場和宗派本位的界線分裂重整，並出現武裝抗爭。年底，情勢逐漸升高，陷入派系對立混戰的局面，全國也開始逐漸分裂成不同政治勢力的佔領區。二○一二年夏季，伊斯蘭國趁亂進入敘利亞，沿幼發拉底河發展勢力，隨後大致控制了敘利亞東部。搖搖欲墜的阿薩德政府，動用桶裝炸彈與沙林毒氣報復平民，並釋放過去被囚禁的聖戰組織分子，對革命軍占領區進行恐攻。美國、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國也相繼介入戰事。

歷經多次調停失敗後，至今敘利亞分裂成至少五大勢力區，短期內毫無和平的前景。全國兩千一百萬人口中，約有一千兩百萬人流亡失所。其中七百萬人在國內流亡，五百萬人逃至國外。逃往國外的難民中，只有一百萬人進入歐洲，其餘多半留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的難民營裡。一百萬抵歐難民裡，有四十三萬來到了最終的希望之地：德國。

這些冰冷的數字，反映著嚴峻的現實——逃亡本身就是一場殘酷的分級：你能弄到多少錢，就能逃得多遠。

在國內流亡的七百萬難民無力真正逃離戰火與族群暴力，只能輾轉掙扎，費力爭得一口短暫的喘息。

那四百萬逃至鄰國的敘利亞人，雖然不必再於砲火聲中度日，但他們或在條件極端惡劣的難民營中忍餓受凍，或者擠進各大城市的貧民區打零工湊合生計。經常也得忍受當地居民的敵意與攻擊。

五十七萬難民變賣家當湊齊了人蛇要索的高額費用，取得在地中海沿岸上船出海的機會。然而這場航行，正如本書第五章〈大海法則〉所述，是一條同時糾纏著希望與死亡的航路。他們幸運平安渡海後——或許帶著再也無法抹滅的創傷——多半留在希臘和義大利。在希臘，難民營的條件也相當惡劣，不時傳出軍人對難民施暴的新聞。而在義大利，生活條件則好上許多，但對他們而言，這很可能只是短暫的夢一場。因為，或一年、或兩年，他們可能就要面臨遣返的命運。

四十三萬人在平安抵歐後，還湊得出錢繼續旅程。他們多半在希臘上岸，再聽任人蛇的指示，伺機往北出走。或靠步行、或躲在貨箱裡、或藏在卡車底部，踏上「巴爾幹路線」，經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抵達奧地利，最終搭上火車進入歐洲的心臟，來到德國。德國是對難民最友善、福利保障最好，而且難民就業與取得居留希望最大的國家。

分級的情況不限於敘利亞難民身上。從各地出逃的難民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直接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十分之九的苦難經歷，則繼續流落在各地、失散在承平世界的視野之外。

德國媒體曾刊出一篇社論，呼籲歡迎難民，理由竟然是：來到德國的難民歷經逃難路程的篩選，都是難民之中最具創造力、最能克服挑戰之人，德國社會應該援為己用。這樣的論述雖是出於善意，但其對受難生命的遲鈍，著實令人咋舌。

本書便為讀者補足了應有的視野，以及對受難生命的感受能力。其所追蹤報導的，涵蓋了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當地境內輾轉徘徊的難民、在土耳其和黎巴嫩難民營生活的案例、從北非渡海至義大利的艱難，乃至於最終來到歐洲內陸奧地利的流亡者。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談談本書在二○一五年九月一日出版後，這場難民危機的後續發展。

二○一五年八月底，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德國政府準備無條件收容敘利亞戰爭難民。此一情資意外洩漏，消息透過社群網路傳遍難民圈，並被片面解讀為德國願意接受所有難民，從此觸發了巨大的吸引效應，各地難民紛紛盡一切可能朝德國方向前進。

九月初，匈牙利境內收容的難民大量出逃，局面混亂失控。匈牙利政府趁勢以難民的安危為由向德國總理梅克爾施壓，打算將境內難民脫手給德國。在緊急情況下，梅克爾基於人道考量並且為了避免傷亡，被迫同意保持邊境開放，概括承受所有難民。

自此，德國就再也無力管制邊境，每天都有六到八千人湧進德國。直到二○一六年三月底，歐盟與土耳其難民協議生效，進入德國的難民潮才獲得控制。

在長達七個月的時間裡，德國接納難民的系統幾近崩潰，既無法落實登記與查核，也無法完全掌握難民的資訊，更讓不少非戰亂國家的偷渡客趁亂混入。此外，行政人力嚴重不足，申請庇護的程序牛步化，常將難民置於焦急等待、前途未卜的龐大壓力下。

公權力的失能，再加上部分難民涉案的恐攻、凶殺與性侵案，不斷挑戰德國民眾的理智。面對重大社會變化，人們容易將內心的不安與臆測放大，並透過刻板印象來簡化思考，給出能夠自我說服的明快答案。因此，難民常被概括地與教育水準低落、生活習慣不佳、投機取巧、不守規矩、不尊重女性、潛在的性犯罪者等特質劃上等號。

也由於這種理所當然，讓難民脫序犯案的零星事件被放大檢視，也讓醜化難民的假新聞得以大肆流傳，例如：「某某超市因頻遭難民偷竊而倒閉」、「某地方政府對男性難民發放性招待券」、「難民大量犯罪，警察因怕麻煩而吃案」、「難民不會用電爐，都靠生火煮飯，因此常在收容所引起火災」等。

然而，各地收容所的火災屢見不鮮，卻常是德國極右仇外分子縱火的結果。對照上述關於難民的成見，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根據德國聯邦刑事調查局的統計，扣除掉非法入境等相關情事，難民平均犯罪率還略低於德國國民的平均。並且，相對於難民犯罪率在二○一六年逐漸下降的趨勢，德國本地極右派分子的暴力犯罪，卻大幅增加了四成。

事實上，如果放下各種腦補臆測，回到日常來看，在所謂「難民危機」的衝擊下，德國生活的實際情況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對大量接收難民後之效應的實際感受，也反映在德國主流民意上：多數人依然對難民抱持友善態度。儘管在政壇上，右翼民粹勢力異軍突起，煽動群眾恐懼，大打反難民牌，囊括了約十五％的選票。

走在街上、坐在公車與輕軌上，難民們就是日常景色中的人，不是人們腦中警匪片或犯罪小說裡的平面角色。他們一樣有各種不同的面貌、表情、性格、姿態、憂思與寄託，以及一段流亡的故事。

「危機」聽起來相當聳動且戲劇化，然而實際上所謂難民潮對德國社會帶來的「危機」，其具體涉及的，絕大多數都是繁瑣而沈悶的行政程序與資源分配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不厭其煩的耐心與貼切事實的考慮，例如執行遣返的人力缺乏、認證難民學歷的困難、難民對社會住宅的高度需求排擠了德國本地居民等，而不是武斷和衝動。

此外，為難民安排工作，也是一大問題——但這並不涉及「難民與本地居民搶工作」的糾葛，而毋寧是行政程序造成的問題。德國目前就業市場相當景氣，但是二○一六年一整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申請工作的難民獲得工作。不少德國企業願意雇用難民，令他們止步的因素往往是繁複的官僚行政程序。此外，有不少企業雇用難民，等工作上軌道後，移難民局卻又要依照《都柏林公約》將受雇難民遣返其踏入歐盟的第一個國家（通常是希臘或義大利）。儘管移難民局依法有權決定讓難民留下，但他們就是怕麻煩而不願主動行使這項權力。企業因此需要打行政訴訟來留人，徒增困擾。

除了這些「危機」之外，更為長遠而嚴肅的，是難民融入在地社會的問題。部分民眾對難民破壞社會秩序、犯罪化的臆測腦補，將可能因為讓難民長久處於社會隔離中，而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人們常認為：阻礙難民進行社會融合的因素，是他們來自異文化的生活習俗與政治觀念。而這種文化隔閡，在敘利亞難民族群裡會特別明顯，因為敘利亞內戰的規模，讓原本深深連結於伊斯蘭農村傳統、最不「現代化」、最不可能出走的一群人，也來到了西方異國。

這個見解或許不無道理。但恐怕，難民與在地社會的最初遭遇，首先遇到的隔閡會是來自生命經驗的巨大差異——亦即活在承平有序的社會與歷經過戰爭逃難生離死別之生命的隔閡。

例如，本書第六章提到，難民在奧地利小鎮大拉明，夜晚騎自行車不掛燈，造成鎮民的困擾與不解，面對面溝通之下才明白，這是在戰亂地區為了避免成為攻擊目標的習慣。

在媒體報導中，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再舉一例：在地居民邀請難民到家中作客，為了營造舒適浪漫的氣氛，依照歐洲人的習慣而把燈關了，點上蠟燭。前來作客的難民見狀卻反應激烈、不願意進門，因為這讓他回想起過去空襲熄燈的夜晚。

其他又例如：刻意丟棄護照文件以避免被遣返、裝病讓醫生開診斷證明，甚至在遣返過程中伺機逃跑。做出這些「不守規矩」、「千方百計鑽漏洞」、「賴著不想走」的行為，對他們而言，往往就是對自己連同家人之生與死的抉擇。

過分強調異文化的隔閡，與透過刻板印象來下判斷一樣，將讓人忽視一個簡單的事實：難民是活生生的人，帶著不同生命經驗的複雜印記，交織著創傷、苦衷、想望、善意（當然也有自私）。對於這些複雜的事物，活在承平中的我們都理解得太少。

所謂「人道關懷」不是政治正確的濫情空話。它不外就是放下成見臆測、離開腦補劇場、避免理所當然的簡化思考，並開放地去正視人事各種複雜細節的態度。人事的真實，經常是毫不戲劇化卻複雜糾結的，而人道關懷就是面對這種複雜之真實、跨過隔閡、據實思考政治出路的態度。

閱讀本書，可以將我們朝這條出路往前帶一步。

作為台灣人，也許會懷疑，台灣不是歐洲，需要在這個議題上思考什麼政治出路？事實上我們不該懷疑，因為我們的社會也早就身處全球移徙的浪潮裡，只是大家假日經過車站或公園廣場時都刻意無視罷了。

黃哲翰，二○一七年二月十五日於德國曼海姆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記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北非難民，以及跨地中海的悲劇航程》

作者：Karim el-Gawhary,Mathilde Schwabeneder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

內容簡介：難民，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不留下來，為自己的國家奮戰到底？為什麼那些難民父母自己不工作，卻讓小孩負責打工賺錢養家？明明是難民，竟然人手一支手機，也有辦法付給人蛇好幾萬美元？橫越地中海的那些「死亡之船」上，究竟都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