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的遊牧者：便車旅行的不安與浪漫

這句話用中文說來，一直都讓我覺得有些彆扭。在中文語境裡，「hitchhiker」還沒有凝固成像「沙發客」（couchsurfer）、「鄉民」這些在不斷搬用之中反覆錘鍊、而逐漸落定的簡潔名號，只能用平鋪直敘而有點生硬累贅的方式指涉。這種窘迫，除了反映出了知識分類的社會建構性，或許也透露了「搭便車」這個概念對於台灣人來說有多陌生。

我的第一次便車經驗，是2009年還在西班牙當交換學生的時候。當時買了廉價航空的機票，飛抵目的地才知道上了賊船：機票是很便宜，但機場遠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鄉，離開機場的公共交通完全付之闕如；下了飛機的乘客，只能摸摸鼻子支付昂貴的巴士票前往市區。我嚥不下這口氣，看了地圖，發現機場外五公里有高速公路經過，就揹起背包走去碰碰運氣。好不容易走近高速公路的匝道口，我鼓起勇氣在初冬的薄霧裡，模仿電影裡那些同樣站在路邊的人，舉起了我的大拇指。

每經過一輛加速駛離、把我拋在腦後的汽車，我高高舉起的拇指就向下退縮一些，直到臉上掛著的笑容都僵了。出乎意料地，最後為我停車的，竟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婦人。上了車後，我說自己很開心，因為是第一次搭上便車；老婦人聽了之後竟然說，她也是第一次讓陌生人搭上便車。有點矛盾的是，她停車的理由，居然是她不相信在西班牙有人可以搭得到便車；如果她沒停車，我可能得等上一輩子，她覺得那太可憐了。總之，我的第一次便車嘗試沒有鎩羽而歸，也沒有讓我遇上變態殺人魔，於是我的便車生涯就這樣被開啟了。

但搭便車並不能總是這樣仰賴運氣。漸漸地，我摸索出一套搭便車的策略，比如憑藉地圖、精準找到和我有著相同目的地的車流；又比如依據目的地距離遠近，判斷要不要舉著寫有目的地的牌子；又或者如何善用圓環、紅綠燈、收費站等公路基礎設施，在駕駛慢下車速的情況下，微笑著擺出自信的神情，以便提高搭上便車的成功率。

起初，旅費拮据當然是我搭便車的首要理由；但到後來，搭便車本身，以及便車途中各種稀奇古怪、事後可以拿來說嘴的經歷，似乎反客為主地成為了我旅行的主要目的。我逐漸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少。偶爾在公路上遇到「競爭對手」，我們會彼此寒喧，交換搭便車的戰況與情報——哪裡的加油站容易遇到長途貨車司機、哪些路段最好不要白費力氣等車。網路上，甚至還有專屬於搭便車者的社群網站「Hitchwiki」；裡頭除了有搭便車基礎教學、網路論壇，甚至還有協作地圖，提供使用者在地圖上標註出自己搭便車的等候位置，並註記等候時間、搭乘目的地，以及綜合評論。其他使用者可以按圖索驥，找到前人推薦的候車位置，也可以在同個地點加上自己的經驗和評論。

的確，我們可能都曾有在無意間「搭上便車」的經驗：有時，開車的朋友在聚餐後順路載你一程；有時，登山途中認識的陌生人有車，提議從登山口順道送你下山。但這些不期然的便車，和涉及策略運籌、並且逐漸成為一種「次文化」的搭便車，顯然是兩回事。這樣說來，那些站在路邊等車、既漂撇又浪漫的身影，究竟是如何在歷史上出現的呢？

——Hitchwiki網站

「高舉著大拇指」的圖像，或許是這個次文化最廣為外人所知的符號；而搭便車和大拇指的關聯，最晚約略在1920年代的美國就已經出現了。作為大規模生產汽車工業的始祖，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與汽車緊密關聯；美國甚至被稱作「汽車國」（Car Country），其空間、汽車與文化彼此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係。

搭便車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高度關聯，可以從許多語言對於「搭便車」的稱呼略窺一二。在智利和阿根廷，「搭便車」被稱作「dedo」，原意為「手指」，顯然擷取了美國搭便車文化的拇指意象；而在墨西哥，搭便車有時又被稱作「pedir un raite」，其中的「raite」則源自英文的「ride」。此外，儘管多數歐陸國家對於搭便車的稱呼，都是由法文的「autostop」發展出來的變體，但挪威文卻將搭便車稱為「haiking」，而「haiking」在挪威文裡原本並無特別含義，因此與英文的「hitchhiking」也脫不了關係。

實際上，直到1960年代以前，搭便車都是無車階級，藉以進行長距離移動、甚或逃離底層生活的常見手段，因而是一種因應移動工具匱乏、或者公共交通闕如的自我救濟。循此，許多爬梳便車歷史的論述，都會舉用史坦貝克的名著《憤怒的葡萄》為例。在史坦貝克筆下，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自然災害，導致成千上萬中西部的農民踏上公路、前往加州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這些因為經濟因素搭上便車的人，並不具備搭便車者作為「次文化群體」的身份認同。

在這個時期，搭便車的群體主要有三種：軍人、窮人、男學生。車主為需要便車的人停車，便意味著其樂於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尤其，在二戰或韓戰期間，讓軍人搭便車也被視為一種為遠方戰場盡一分心力的表現。此外，搭便車也被勾連上「培養耐心」與「慷慨大方」等正向論述，同時也可能是女性逃離傳統性別桎梏的途徑。有趣的是，從一篇於1931年寫就的文章來看，早期美國搭便車的方式、必須注意的事情，幾乎和現在沒有太大差別。

除了出於經濟因素的搭便車之外，另一種承載更複雜動機的搭便車行為，也開始日漸茁壯。在汽車逐漸普及、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背景之下，搭便車逐漸發展為一種另類的旅行方式，成為美國年輕人藉以壯遊的方法，甚至被想像為對既存秩序表達不滿、從中逃離的途徑。

從此，搭便車開始被賦予了叛逆、自由的文化意義，與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對現代性秩序的厭倦與質疑，以及1960年代嬉皮士（hippie）的理想主義浪潮和反戰訴求相結合，成為政治活躍的青年們串連移動、或者集結至華府抗議的交通方式之一。此外，搭便車也讓這些叛逆青年的行蹤動向，變得更難掌握捉摸，因而對掌權者構成了威脅。

搭便車作為一種帶有反抗主流邏輯的文化符號，開始在文學、電影文本的散佈之下被浪漫化，並逐漸成為搭便車次文化群體的認同標誌原型。對於這個時期便車文化的描述，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已經成為當今公認的代表作。在這篇小說之中，凱魯亞克以自己的經歷為基礎，細膩地描繪了這群被視為代表「垮掉的一代」形象的人物；他們散漫、不追求明確目的、不受世俗價值拘束，並且愛好冒險。此時，搭便車的文化意義，富有自由樂觀的色彩，和《憤怒的葡萄》之中角色們無助的面容，形成了強烈對比。

很顯然地，掌權者並不樂見年輕人的搭便車文化，連結上冒險、自由、公民權利等概念，也對搭便車強化社群感的潛能有所顧慮。於是，從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保險公司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將犯罪與搭便車連結在一起，某些州甚至明文立法禁止搭便車。這些制度內外、有意無心的裏應外合，搭配上長久以來在新聞媒體上出現、與搭便車有關的殺人事件，使得美國境內的搭便車風氣，開始出現了退潮的現象。

有些學者指出，殺人事件和媒體的推波助瀾，只是搭便車文化被賦予高風險形象而逐漸衰退的表面原因；真正導致搭便車遭污名化的關鍵在於：自用汽車在美國的普及，使得無車的人開始如同無家可歸的人一樣，被視為可疑的、不正常的「異類」或「危險份子」。這個觀點，似乎也解釋了為何在一個經濟發展程度、以及自有汽車比率較低的國家（例如羅馬尼亞），出於日常通勤動機的搭便車比較容易被接受。

然而，不論是搭便車內蘊的不確定性，或者是出於其他因素而被附加的高風險形象，都反而提高了叛逆的年輕人對搭便車的興趣。因此，儘管搭便車在美國已然成為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情，但搭便車作為一種對抗主流建制、或追尋自我的途徑和形象，不但沒有因為如此而減損，反而更加鞏固。

換句話說，搭便車的被污名化，反而意外地進一步推就了搭便車的浪漫化和再魅化。這個現象，導致了今日關於搭便車的浪漫論述，在很大程度上仍承襲自1960年代的遺產。

於美國90年代後半竄紅的流行樂團「Green Day」，便曾經發表過一首歌詞直白、卻有點沒頭沒腦的歌曲，其開頭是這樣的：

在此，我們似乎能看到「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酒精、派對與年輕人有點老掉牙地被並置，並結合了搭便車的橋段，化合成一派享樂主義的圖像。

《Green Day - Hitchin A Ride 》

然而，有些作品關於搭便車的描述，則沒這麼無憂無慮：改編自真實故事、獲取了亮眼票房和不少好評的《阿拉斯加之死》，描述了一個剛從名校畢業、有著大好職涯前程的年輕男子，因為對既有的體制和俗世感到懷疑，決定拋下一切，踏上了「追尋自我」的旅程。汽車拋錨之後，男主角開始在路邊伸出拇指，直到最後抵達了他人生旅程的終點阿拉斯加。於是，搭便車在電影中不但被浪漫化為「追尋人生意義的取徑」，同時也牽連上對世俗價值和資本積累邏輯的質疑與批判，因而似乎又是來自1960年代的回聲。

除了上述帶著個人主義調性的論述之外，搭便車也偶爾嫁接上積極的政治訴求。英國著名搖滾樂團「Pink Floyd」的主唱沃特斯（Roger Waters）單飛之後，繼續活躍於歌壇，並於2004年發表了〈Leaving Beirut〉這首歌。每每沃特斯在巡迴演唱會上演唱這首歌之前，必定會提及他寫下這首歌的緣由aving Beirut〉這首歌。每每沃特斯在巡迴演唱會上演唱這首歌之前，必定會提及他寫下這首歌的緣由——十七歲時，他和朋友開著車從英國出發、橫越歐陸，進行了一場公路旅行。

抵達黎巴嫩後，沃特斯因故失去了汽車，而必須獨自搭便車回英國。搭便車離開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第一晚，他便遇上了好心人，主動邀請他回家用餐、過夜休息。這首歌如詩一般的歌詞，描述了讓他留宿的一家人儘管並不富足，卻仍將僅剩的食物與他分享，把唯一的一張床讓給他睡。搭便車，成為他親身體驗當地人真實場景、貧困生活的契機。藉由這首歌，沃特斯將矛頭直指時任的美國總統小布希，以帶著近乎羞辱意味的歌詞指責其出兵伊拉克的政策：

在此，搭便車不只是故事的引子，以沃特斯親身的經歷作為借代、描繪在伊拉克反恐戰事之中被抹除消音的面孔，更搬用了搭便車於1960年代與反戰運動的淵源，藉以強化他想透過歌曲傳達的訴求，反對英美出兵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Roger Waters - Leaving Beirut 》

然而，這些關於搭便車近年來如何被再現的討論，並不意味著搭便車在今日就像標本一般，只能在歌曲、電影、小說之中找到容身之處。相反地，搭便車歷經了1970年代以降的低潮之後，似乎正在搭上一波「復興」的浪潮。

首先，由於郊區化與自用汽車的普及，美國許多都會區都面臨著郊區至市區的交通堵塞問題。有鑒於此，不少城市開始實施高乘載管制，並在高速公路上設置了特殊車道，只供乘客數大於特定人數的車輛行駛；甚至，乘客數較多的車主，也可以獲得過路費的優惠。有了這些誘因，車主從此更願意在上高速公路之前，讓沒車的通勤族搭上便車（Slugging）。於是，此前被政府視作潛在威脅來源的搭便車，突然搖身一變成為化解都會交通問題的解方，並與1960年代以降日漸抬頭的環境保護意識匯流。

這個趨勢，並非美國的專利；在荷蘭，交通部門在一些道路上設置了「Liftplaats」告示牌，標註適合搭便車的位置，以鼓勵民眾以搭便車作為交通方式。由此，原本或多或少與國家機器形成對立的搭便車實作，在被制度化與納編之後，不只具有正當性，甚至成為了一種國家的治理工具。

其次，在網際網路的幫助之下，原本零散的搭便車次文化群體，有了可以共聚的虛擬平台。最早的便車社群網路平台，以已經關站的Digihitch為代表；今日，則是功能更加完善的Hitchwiki作為搭便車者之間，擁有最多使用者的跨國網路平台。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連結，搭便車文化得以迅速傳播至海外，並在背包客文化逐漸從歐美擴散至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的同時，在亞洲培育了新的一群搭便車者。

最後，同樣在科技進步與網路平台的推就之下，搭便車被挪用成為一種修辭，在近年來以組織化的共乘形式另闢了出路，並證明了共乘媒合服務有不小的市場，因而成為逐利的資本聞風而至的處女地。這些提供共乘媒合服務的網路平台，比如歐洲的Blablacar、美國的Rideshare.org，起初仍是由車主指定路程的起點和終點，再於平台上以低廉的價格讓人搭上便車，善用車上多出的空位，也較符合搭便車的精神。至於今天憑藉行動裝置崛起的Uber，打著「共享經濟」的名號，卻由乘客決定起點和目的地，也經常被指責讓企業得以彈性僱用、將雇主責任外部化，在公共交通的光譜上，恐怕離「搭便車」又更遙遠了。

搭便車既刺激又有趣，但箇中的技巧眉角卻多如牛毛。比如說，車子來的時候，切記要和駕駛四目交接。試想，車主往往只有不到幾秒時間能決定是否停車，你唯一能用來說服他的，就只有眼神；每次等便車，我都覺得像在對人性進行一次試驗。於是，每次搭上便車，我最喜歡問司機的一個問題是：

有些人的回答淡得像白開水、完全不帶感情：「因為我一個人開車，路途遙遠，想找個伴。」但也有些人幾乎是出於天性地過分熱情：「我想幫你們！」還有一種司機最有趣：他們曾經也是在路邊等便車的人。「我年輕的時候也常常搭便車。看到你們，就想到以前身無分文，在路邊等車的我。」也許他有好多在公路上的年輕記憶，就這樣被我們同樣在公路邊的身影給喚起了。

說到底，搭便車的基本要件和核心目標是「免費移動」，卻又不僅止於此。那些由歷史敘事與各種情節澱積而生的文化意義，使得搭便車變得既浪漫、又不安，並持續推著我踏上公路。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歷史被宣稱已經終結的年代裡，有一群人仍然固執的相信：只要伸出大拇指，善意總會路邊停靠。

輪胎旁的流水席：歐亞陸橋上，貨車司機教我的事 | 文化視角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遇上貨車司機的另一個好處是，你可以順道觀察公路的地緣政治與物流經濟學：哪些貨物被哪些消費者需要、貨物被生產與被消費的地點、它們之間的流量與流向，以及政治版圖與市場偏好，如何與卡車行駛路線相互關聯，並造就航線與公路的鋪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