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非恐同紀實（下）：反同操弄，愛滋防治的空白頁

對人權黑洞沈默以對的東非社會，在1980年代末愛滋開始肆虐後，一方面讓這塊土地上的同性戀者的處境變得更為嚴峻，卻也同時產生了改變的契機。

愛滋是一種經由性行為與血液傳染的疾病，和個人的性傾向並沒有關係。任何性傾向的人一旦發生危險性行為，都有很高的機會感染愛滋。男同性戀在不同社會脈絡下，也不見得就是主要的愛滋感染族群。

在東非，主要的愛滋感染族群，其實是父權社會下處境弱勢的女性。迫於生活的非洲女性性工作者在不安全的性行為下，暴露在極高的愛滋風險中，容易從嫖客身上感染愛滋，也容易在性交易中把愛滋傳播出去。而透過性交易感染愛滋的東非男性，亦容易將愛滋傳染給他的妻子或性伴侶，造成非洲年輕女性族群非常高的愛滋盛行率。而不安全性行為下感染愛滋的懷孕婦女，更會透過母子垂直感染，讓很多嬰孩一出生就成為愛滋帶原者。相比起來，男性間性行為者在東非愛滋感染者裡的比例只佔6%，遠小於上述的異性間性行為下的感染網絡。

然而，占總感染者群體比例極低的男性間性行為者，卻因為來自教會、領導人與社區對男同性戀性傾向的排斥，使得當其他感染者群體，因受到來自政府與國際NGO愛滋防治與治療的支持，而逐漸改善困境的同時，被刻意地排除與忽略。對於如何針對男性間性行為做公共衛生介入，也在恐同氛圍下，成為疾管政策裡避而不談的空白。甚至有的政治人物公開宣稱，一旦允許針對同性戀族群進行愛滋的預防治療介入，可能會鼓勵社會上更多人變成男同性戀。

缺乏對不同性傾向者正確理解的基層醫療人員，更讓東非的衛生醫療系統對男同性戀者很不友善。衛生工作者個人的宗教價值觀，也讓男同性戀者擔心愛滋篩檢的匿名性是否值得信賴。加上對男同性戀者的制度性歧視，使得東非各國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於制定的區域或國家層級的愛滋治理計畫時，清一色缺乏同性戀族群團體的代表，也失去了了解這群人的機會。

恐懼助長的不信任，以及烙印在性傾向上的污名，讓男同性戀者或主動或被動地，被排除在愛滋預防與治療的網絡之外。加上男同性戀者因為不敢公開自己的性傾向，往往被迫透過與女性共組家庭或是發生性行為，向周遭質疑的眼光證明自己是個「正常人」。這使得即便今天一位男同性戀者因為男性間性行為而感染了愛滋，也會因為擔心性傾向被暴露，而不敢主動篩檢或尋求醫療協助，更因為被迫要與異性戀伴侶性交，而讓愛滋再一次傳播。

在防疫上，也讓不同傳播途徑的比例因為難以掌握，而錯誤地評估盛行率。在經費的分配與介入策略上，亦可能被嚴重偏差的數據給誤導，讓每年投入數十億美金的防治，產生本應可避免的浪費或缺漏。這也在在證明了，「男同性戀者因為肛交等性行為而有較高的感染愛滋機率」這種論述是以偏概全的：社會對男同性戀者性傾向烙印的污名與歧視，亦是讓男性間性行為者無法及時且免於恐懼地得到各項愛滋醫療服務，導致低篩檢率與高愛滋盛行率的元兇。聯合國愛滋規劃署東南非洲地區的高級顧問Andy Seale就曾提到：

隨著聯合國提出在2030年終結愛滋的願景，並喊出「90 90 90」治療目標（讓90%以上的愛滋感染者透過篩檢等方式，認知到自己是被感染的；知情的愛滋帶原者中，有90%以上被納入治療計畫中；被納入治療者裡，又有90%以上能穩定地持續接受療程，使體內病毒被抑制在低到偵測不出來的數量），如何消除男同性戀者等群體過去因歧視而產生的預防與治療黑洞，成了能否全面終結愛滋的關鍵。而高佔全世界71%愛滋感染人口的薩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國，更是全球反愛滋歧視戰場中的主戰場。

近年來，諸如蓋茲基金會等大型NGO或國際組織，在對非洲投入數十億美元的鉅額愛滋防治資源的同時，除要求各國針對男性間性行為者群體發展出更友善的介入策略外，也對於東非國惡劣的同性戀者人權狀況表達關切，要求各國政府在諸如同性戀除罪化上，做出更寬容的讓步。國際援助者手握的大筆資源，對這些經濟與社會都亟須外援的國家來說，是非常大的外部社會改革壓力。

好比馬拉威在2009年，就曾因為以「行不自然性行為」的罪名，逮捕兩名男同性戀者，而遭到國際援助者集體撤出援助項目以示抗議，在援助中斷使經濟衰退更為嚴重的情況下，執政者不得不在同性戀議題上做出妥協，以換取國際社會恢復援助。

國際壓力的增強，一方面也讓東非的LGBT社群較過去得以更公開地爭取應有的權益。一方面卻也讓保守勢力產生危機感。前述近七年來更激進的反同立法，就屬於這樣脈絡下保守派操弄恐懼的反動作為之一。

今年初，坦尚尼亞政府先是禁止了潤滑液的公開銷售，聲稱其會鼓勵男性間性行為。總統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更在今年七月公開表示同性戀者是一群「麻煩製造者」，認為他們的聲音「毫不值得憐憫」，該國法務部亦在今年以保護「該國傳統文化」為名，撤銷了為同性戀者提供愛滋預防服務的非營利組織的註冊。坦尚尼亞衛生部副部長Hamisi Kigwangalla更在今年九月公開宣稱，協助同性戀者接受愛滋治療的非營利組織，是在借公衛醫療之名，行「鼓勵同性戀」之實，並禁止NGO任何意圖「促進同性戀者權利」的舉措。隨後便在今年11月，無預警地中止了該國以男性間性行者為對象的愛滋介入計畫。

這項遭到坦尚尼亞政府終止的計畫，是屬於美國總統預防愛滋病緊急救援基金（PEPFAR）在坦尚尼亞的援助合作項目裡，極為重要的一環。坦尚尼亞此舉，等於是在跟美國政府的政策公然打對台。PEPFAR的項目總監Deborah Birx對此表示：

他也對坦尚尼亞政府發出非常嚴厲的警告：「如果坦尚尼亞政府不認為他們國內的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受到醫衛照護，那麼我們將很難再為坦尚尼亞投入愛滋防治上的資源。」有鑒於光是去年美國就提供了坦尚尼亞高達4.12億美金的愛滋介入經費，一旦坦尚尼亞真的跟美國在男同性戀者的問題上鬧翻，影響的將會是該國全體64萬名接受PEPFAR計畫的愛滋感染者未來的治療永續性。

一般咸信，這次針對坦尚尼亞同性戀者健康人權的伐害，背後還是以教會作為最主要的遊說力量。這也讓人不禁好奇：非洲基督教會與同性戀者之間的勢如水火，難道毫無突破的空間嗎？倒並不然，大部分福音教派以外的溫和派基督徒，對於同性戀者處境，大致上就是選擇默然以對。

而晚近非洲解放神學分支的非洲婦女神學（African women’s theology）的興起，使非洲基督宗教社群裡，開始出現了一絲對同性戀在內的性少數寬容友善的聲音。相較於非洲本土的男性解放神學家對同性戀議題的沈默，女性的非洲解放神學家參與非洲婦女在父權社會裡的壓迫抗爭的經驗，使其更能對於非洲性少數者在社會上的處境真正的理解與支持。

隨著非洲婦女在社會發展中扮演日益重要的支持力量，對同性戀友善的呼聲，也在彼此對抗性別不平等的戰線有所重疊下，帶來合流的可能。

不過，美國歐巴馬總統去年七月訪問肯亞時，要求肯亞改善同性戀者處境卻被該國總統拒絕，這似乎也顯示出，在當代諸如中國等其他不以人權為考量的國際援助者開始進入非洲後，所謂的「普世人權價值」不再是非洲國家必須言聽計從的圭臬，歐美透過援助來施加人權改革壓力的做法，效果將遠不如過去。

這是不是意味著這塊土地的統治者將會在同性戀議題上更加保守呢？當不需要關懷少數人的健康處境，也能夠得到源源不絕的國際援助時，還有誰可以成為這些弱勢者對抗結構暴力的槓桿？

回顧東非同性戀者的處境，盤旋不散的殖民幽魂，或許正是爭取平權的路崎嶇難行的根本原因：外來的極端宗教對這塊土地天生的多元情慾，反倒扣上受西方世俗墮落文化影響的帽子；當代非洲政客一方面想要逃出殖民的枷鎖，卻又在意識形態跟權力的考量下，擁抱殖民者留下的意識形態；宗教與政治的野心合流，成了利用大眾的陌生與無知，挑起對性少數的仇恨以遂行利益的社會悲劇。

而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更是遺忘了在高舉文明開化大旗的人來到前，這塊土地原本多元包容的樣子，盲目地跟隨建構出來的虛假非洲價值、錯誤的邏輯與矛盾的論述，持續否定弱勢者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樣的世界會很陌生嗎？從某層意義上來說，東非和臺灣沒有想像中的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