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相信死刑？「戰鬥民族」的廢死故事

在網路世界中被眾網友「尊稱」為「戰鬥民族」的俄羅斯人，時常被連結以威猛、驃悍、霸氣、不怕死到誇張...等現代想像，而要能治理「戰鬥民族」的「戰鬥政府俄羅斯」，亦常與高壓集權、鐵腕、「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等形容詞相掛勾，彷彿除了嚴刑峻法、殺雞儆猴之外，再沒有手段能統治這世界上最龐大國家。

但這樣的想像，或許和事實有些出入——特別是在嚴刑峻法中，關於「死刑」的這個部份——俄羅斯政府的選擇，或許與眾內容農場中「戰鬥民族」的宣傳不太一樣。

早於18世紀，在沙皇伊莉莎白（1709-1762）的堅持下，俄羅斯曾短暫成為了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國度；而自1996年開始，俄羅斯政府更藉由總統命令凍結了全國死刑的執行，而全聯邦亦在1999年全面成為了「實質的廢死國家」（Abolitionist de facto）。

是不是哪裡出了錯，為何聞名全球的「戰鬥民族」卻一反想像地，站在「廢死」的那一方？

▎死刑為工具：「恐怖伊凡」與彼得大帝

對於俄羅斯——或者是蘇聯——的集權想像，或許與其民族文化有所相關，在如今的總統普丁之前，以霸者之姿君臨「Mother Russia」的還有史達林、凱薩琳大帝、彼得大帝等等精於權術的領導人；然而，真正用「恐怖」來統治人民的始祖，或許仍得追溯到俄羅斯的開創元勳伊凡四世（1530-1584）——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恐怖伊凡」。

與其他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一樣，俄羅斯當時也有著許多關於「死刑」的施行方式，從俐落的絞刑到千奇百怪的痛苦凌遲，依不同的罪刑而有不同的作法。而依賴恐怖政治統領一幫俄羅斯貴族的恐怖伊凡，對於「發明」死刑更是別有熱衷：他曾把批上熊皮的犯人，扔進獵犬圈之中，任憑被激怒的鬥犬將其活活咬死；也曾把觸怒他的僧侶們，綁在火藥桶上處刑引爆，並稱火藥炸得越高「這些傢伙就能越快見到他們的上帝」。

恐怖伊凡的殘忍手段，除了個性的解釋外，其身為沙皇的統治者身份也成為驅動這種死刑風格的必然。史丹佛歷史系的教授柯曼（Nancy Kollmann）就認為，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其境內的地區、文化與宗教習俗皆不盡相同，在大多狀況之下，一般的死刑多由地方的領主或宗教領袖所斷定，受交通科技與政治權力所限，當時的沙皇其實難已影響。而恐怖伊凡之所以強調自己的「殘忍」，其貌似野蠻的政治語言，或許也被視為與其臣屬「溝通權威」的一種統治方式。

當時被處死的人，屍身常被曝於公眾以儆效尤，但到了17世紀，開創羅曼諾夫王朝的顛峰的彼得大帝（1672-1725），在積極向西歐各國取經、歐化的同時，除了從荷蘭留學帶回了造船的先進技術之外，亦將當時西歐流行的「公開死刑」給帶回了俄羅斯。

作為俄羅斯中央集權的第一人，彼得大帝雖然在科技與軍略上開創了帝國盛世，但他對於死刑「嚴刑峻法」的堅持卻執著得嚇人，引進公開行刑的他，據稱很喜歡「觀賞」、甚至親自動手處決的過程——像是在1698年鎮壓禁衛的「射擊軍」叛亂後，彼得與他的親信們甚至自己下手，參與莫斯科廣場上的大規模行刑。

日後，彼得大帝甚至還以叛國罪而欲公開處決與自己長期不和的親生兒子，王儲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1690-1718）——只不過還沒等到公開處決，這名體弱的王儲就已被父親所下達的鞭刑懲罰給活活鞭死。

▎18世紀：全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政府

彼得大帝對於親族的鐵面選擇，也讓身後的繼承落入旁系之手，直到彼得大帝死後16年後，自己的親生三女——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才再透過宮廷政變，罷黜年僅一歲的親戚伊凡六世。但登基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卻不像父親一樣的堅持死刑，相反地，在掌權之後，篤信上帝的她即大力推動死刑的廢除。

1741年成為沙皇的伊莉莎白，在1744年即公布了皇室詔書，要求俄羅斯全境所有的死刑判決，都需要經過沙皇本人的簽字同意——伊莉莎白的命令，同等於對帝國全境下達「死刑延遲令」，只要沙皇本人不允許，誰都不准處決死囚。但沙皇的命令卻讓到貴族與各地治安官、宗教領袖感到「治安權威遭受挑戰」而強烈反對，舉國嚴刑卻又不執行死刑的狀況，亦讓各地監獄爆滿，而各地一一而起的叛國與造反陰謀，亦讓伊莉莎白的命令未能徹地執行。

最終，在亂局中逐漸鞏固統治權威的伊莉莎白，終於在1753年4月9日完成與貴族的妥協：除了叛國者之外，死刑判決一律廢除，所有民間的重刑犯一律改處無期徒刑或苦役。此一決定一出，也讓俄羅斯走在西歐之前，成為歐洲第一個拒絕死刑的國家。

不過俄羅斯的「廢死」卻是短暫的，在伊莉莎白於1761年駕崩之後，俄羅斯也逐步恢復了死刑——只不過比較「人道」一些，從狗鬥、綁炸藥桶，「進步」到只剩槍決與絞刑（較為嚴重，因為得公開處決並曝屍示眾）。

到了19世紀下半，由於國內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逐漸崩解，加上幾次衝突中沙皇皇權的衰退，一波接一波的農民起義與暴動也讓作為社會威嚇手段的俄國死刑，處決頻率越來越高。到了日俄戰爭、俄軍慘敗之後，失控的暴動也讓俄國政府在1905至1908年間大批地處決了超過2,200名的叛亂死刑犯——只不過，這一切都無法阻止民怨與國家的崩解，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俄羅斯與它的死刑於是走入了另一新的時代。

▎從蘇聯到俄羅斯：為何如今的俄國，再次拒絕了死刑？

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沙皇退位，接任的臨時政府隨後在1917年10月與布爾什維克達成了共識，宣布廢除「俄羅斯境內的所有死刑」；但同年11月7日，發生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推翻了臨時政府自行掌權，而俄羅斯紅白內戰也隨之爆發。

內戰之中，布爾什維克很快地以「社會主義陷入空前危機」為由，揚棄了先前的廢死決議，並授權成立全俄肅反委員會—也就是惡名昭彰的特務機關「契卡」（日後改組的KGB）——用盡一切手段「剷除革命之敵」。甫退位的尼古拉二世與羅曼諾夫王室一族，也就在這波清洗中，未經審判而遭秘密處決。

此後的蘇聯，歷經了一波又一波的肅清，大批「反動份子」或是就此消失、或是遭到槍斃。但蘇聯官方與其下層層架屋的各集委員會，卻仍在官僚體系中繼續「討論廢死」，在1920-40年代，更多次反覆下達廢死命令卻又馬上反悔推翻，而多淪為空口白話又短命的「紙上廢死」。這樣矛盾的舉動，反映出了蘇聯一方面希望能向世界傳達出「共產黨的『進步』形象」；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實實在在的內部統治需求，得讓震懾社會的死刑持續存在。

蘇聯對死刑的反覆表態，在194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更展現出了「蘇聯式」的矛盾極致：當時蘇聯代表團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竟向大會提出「全球廢死」的提議；但這一倡議即便在蘇聯自己境內也未曾全面實行，提案在聯合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蘇聯政府隨後仍持續以「暫時、過度性的社會教化需求」，對內解釋為何死刑還是得繼續存在，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究竟多少俄羅斯死囚被處決？誰被處決？為什麼被處決？每年官方提供的數據卻仍不見透明。

後來蘇聯在戈巴契夫的見證之下走入歷史，俄羅斯也脫離共產的統治進入到了另一個混亂的新時代。當時的俄羅斯處在一個社會與經濟的轉型關卡，沿襲自8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的崩潰、以及90年代開放後資本主義的掠奪式入侵，各種衝擊都讓俄國社會陷入了結構性的低迷與末世情緒——國內的治安，也在這段期間，出現了諸多駭人聽聞兇殺命案。

90年代初期，俄國社會混亂，但國家轉型中欠缺資源的警力也無力維持治安。此時，俄羅斯境內出現了數起「連環殺人魔」事件，像是以分屍兒童聞名的「羅斯托夫屠夫」奇卡提洛（Andrei Chikatilo），或者是連續對男童犯下性虐、分屍、甚至食人的「漁夫」哥洛夫欽（Sergey Golovkin）都以令人作嘔的手法，謀殺了數十名受害者而震驚社會。

但當民間義憤填膺的同時，汲汲營營企圖維持俄國經濟「開放」的總統葉爾欽，對「死刑的維持」卻有別的考量。當時的葉爾欽，為了加入「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並非歐盟理事會）以爭取更多的政經協助，於是在1996年5月宣布了總統命令，以為了配合歐洲理事會成立的「廢死章程」為由，凍結了俄羅斯全境的死刑執行——這項命令在同年生效，而當年8月被槍斃處死的「漁夫」也成為俄羅斯目前最後一位伏法的死刑犯。

葉爾欽所頒布的總統命令，在一片混亂的俄羅斯境內得到了普遍的遵行——除了車臣共和國之外——但即便是車臣，也在1999年同意了「凍結死刑」的命令，聯邦全境自此維持了「實質廢死」直到今日。

▎「強人」普丁：死刑有夠蠢！

隨著時局的逐漸穩定，俄羅斯也改朝換代、自2000年進入了普丁總統的掌政期。但狀況安定下來後，民間對於治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於「殺人償命」、「解凍死刑」的聲浪更成為政壇與民間的訴求焦點。

在2000年普丁上任之初，俄羅斯境內約有8成的民眾贊成「立即恢復死刑」，此時的俄羅斯亦先後歷經了第二次車臣戰爭、2001年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2004年貝斯蘭人質危機，大眾對於「恐怖份子」的憤恨與恐懼，更是超過了90年代諸多殺人魔，因此政界「不全面恢復死刑，也至少該處死恐怖分子」的意見，自此也屢見不歇，甚至俄國杜馬（國會）在2015年年初還有黨團高喊要發起議案，推翻葉爾欽的凍死命令。

至今，雖然民間對於恢復死刑的態度不如過往強烈，但仍有6成的俄國民眾支持死刑：其中又有6成認為「殺人者理應償命」，4成則認為「強暴犯也該一併處決」。民間對於「死刑能有效嚇阻犯罪率」一事堅定不移，甚至連俄國的內政部長也曾於2015年的採訪中「個人表態」支持恢復死刑。

但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被西方媒體稱為「善於操弄民氣」的「強人總統」普丁，這次卻站在了俄羅斯民意的對立面。自2000年掌權以來，普丁的反死刑立場一路走來可是相當堅定，他不僅曾多次表態「不可能解凍死刑」，俄國政府還更多次呼籲鄰近的白俄羅斯（歐洲最後一個死刑國家）應該慎重考慮廢死。而普丁本人對於民間的憤恨與疑慮，甚至親自挑明地說：

普丁認為，杜馬內太多不負責任的政客「為了幾％的民調」就嚷嚷著要恢復死刑，但這一作法不僅「剷除不了社會邪惡的根基」，更有違政府一貫的立場（例如繼承蘇維埃時代的廢死「精神」，以及與歐洲理事會、聯合國之間協約的國際承諾...），同時：

但即便普丁話說得如此如此明白，死刑議題卻仍如同你我熟悉的狀況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民間、杜馬、甚至聯邦各個共和國內的爭執無盡的話題。像是公認的「普丁好友」、車臣共和國的卡德羅夫總統（Ramzan Kadyrov），就多次對著「麻吉」義憤喊話。

卡德羅夫認為，留恐怖份子一條命根本「毫無教化功能」，這些高風險份子甚至還是劫獄的高風險目標，車臣政府不僅要時時擔心「縱虎歸山」，大筆的安全與獄政資源還得被這些入獄的恐怖份子消耗殆盡，更別提在監獄裡受刑人之間的「相互傳教」也容易成為恐怖組織的擴散網路——與其這樣，不如恢復死刑，「殺一殺」還比較痛快。

卡德羅夫的話，或真有其道理，但普丁於此僅透過發言人反問：除了製造更多「烈士宣傳」之外，槍斃自殺炸彈客的意義是什麼？對於恐怖份子的針對性死刑恢復，迄今也持續被普丁與俄羅斯政府封殺於正式的討論之外。

那麼普丁是真心廢死嗎？就像他懷疑國際人權組織一般，國際人權組織對俄國的「實質廢死」也存在許多疑慮——就像上個世紀的蘇聯宣傳一樣，或者是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身後一樣——凍結的死刑，在制度上仍是死刑，依舊有解凍、或是重啟制度結構的可能一天。

但無論如何，自1996年到今天，「戰鬥民族」眼下仍恪守了自己許下的諾言，仍還站在了拒絕死刑的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