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勞資對立：企業出走的吹牛大富翁？

近年來，曾經是全球世界工廠的中國，因為年年提高勞工薪資，還有中國政府實施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種保險，以及住房公基金等社會保險制度等「五險一金」制度，中國製造業的營運成本已年年提升。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中國製造業平均每月勞工支出，已經超過泰國、印尼、菲律賓、印度，趕上馬來西亞；因此，許多外國和中國廠商都在醞釀出走潮，不少企業家們大喊政府提高勞工成本，會造成失業率上升。然而不只有中國，當國家行政單位提出勞工加薪的政策時，企業家們便醞釀要出走，這類情形近年在台灣和南韓也頻繁上演。

不過這樣的「企業出走」口號，可不只在21世紀才出現。

18世紀末美國獨立建國，在接下來兩百多年的時間裡，美國發展成全球資本主義最盛行的國家。回顧歷史，大約是美國獨立建國時期，為了實施大規模的生產方式，工廠的管理制度逐漸改變，老闆為將工人集中在一個地方工作，而自己搖身一變成了管理人員和資本家。而有些勞工經過長年工作，技術越來越熟練，工資逐漸提升，但老闆卻把這些技術熟練的工人，用工資更低的新進工人取代。

接下來，工人們為了自我保護，開始籌組工會，建立談判制度以維護自身利益。工會收取會費來僱用律師，並對合理工資達成一致看法，聯合向給付薪資過低的工廠老闆施壓，並且要求工廠只能僱用工會員工。想當然爾，企業老闆亦透過法院來進行反擊。1842年，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卻判決工人採用和平的方式進行工會活動合乎法令。當時許多美國企業反彈，認為如果工會可以合法發起罷工，那美國所有大型企業將會倒閉。

20多年後，美國結束南北戰爭，黑人廢除奴隸身分，企業要付給黑人勞工薪資，老闆們再度吶喊，工廠可能會被迫關起來。但老闆們所說的警言並未出現。

從此以後，美國工會迅速發展，開始針對勞工議題，與資方進行談判，例如規範每天工作時數為10小時、反對僱用童工等等。但是，隨著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美國企業家透過強而有力的政商關係，變本加厲壓榨勞工，許多重工業的僱員大幅增加，血汗勞工事件層出不窮——工時不斷增加，每天工作14〜16小時，所領取工資卻非常低；工作環境危險，惡劣衛生條件不僅有害健康，面臨職災的僱員無法領到工資和醫療補貼，只能在家中等死；職場歧視導致女工工資極低，亦產生廉價童工等不人道現象。對無良的企業家來說，社會是撈錢的市場，但也是垃圾場，一邊挖資源，一邊拋垃圾，只把利潤放進自己或高層主管的口袋，不曾想過與基層員工雨露均霑。

1878年，共和黨出身的美國總統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對企業採取自由放任的管理態度。在政府收起監督機制的情況下，企業家在自由競爭中互相併購，逐漸形成壟斷勢力，自由資本主義在美國因而無極限地擴張。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兄弟（Rockefeller）在1870年建立標準石油企業（Standard Oil Trust），這家美國最大的原油生產商成為美國最大的石油工業巨獸，控制上游生產原油、收購油田，壟斷了美國95%的煉油、90%的輸油能力、25%的原油產量，開啟了資本巨獸橫行的時代。自石油之後，鐵路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等大王們陸續出現，大企業透過非法手段消滅競爭者，對人民販售商品漫天開價。除此之外，農民大量使用人造肥料和除草殺蟲劑等化學藥劑，不僅破壞自然環境，有毒農用化學藥品甚至汙染美國全國的飲用水、食品和空氣。而食品工廠混合死老鼠肉，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在州與聯邦各政府官員與企業利益掛勾下，政府的監督機制失衡，人民無奈但也無濟於事。

1880年美國百萬富翁不到一百人，1916年則超過四萬人，數不盡的財富快速湧向少數人手中；比例只有美國家庭總數1%的富人們，1913年的收入卻佔美國所有家庭總收入的15%。洛克斐勒、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福特（Henry Ford）等富豪，已經擁有可以控制和重新分配全美國人民經濟生活與社會資源的能力。大量美國的基層老百姓被壓榨的喘不過氣來，但為了每天要活下去的收入，不得不屈就於資本家的壓榨。

▎「扒糞運動」敲動改革

到了1900年代，非勞工階級出身的改革者終於挺身而出，認為不該對問題視而不見，鴕鳥心態只會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記者冒著生命危險揭露產業界的醜聞，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亦對美國社會問題進行了揭露，開啟了「扒糞運動 （muckraker）」時代。受到鼓舞的勞工開始罷工抗議；1893〜1898年間有統計的全國罷工至少7029起。

直到1912年，直接選舉聯邦參議員的憲法修正案成功通過，參與政治的權力終於還給了人民；同時，美國進一步立法最低工資法案，企圖禁止血汗工廠。面對新立法，美國企業呼籲政府鬆手，宣稱這樣是在扼殺美國企業。爾後美國政府再次立法禁止企業開除工會員工時，企業再度哀號，認為未來企業將難以管理職場。1938年美國通過禁止僱用16歲以下的童工，同時推行標準工時，美國企業再次抱怨以後請不到勞工了；1960年代，呼籲職場平權、女性和黑人應該同工同酬的聲量在美國社會發酵，企業又一次反彈，表示女性和黑人可能會失業；1970年美國政府頒布「職業安全與健康法案（Williams-Steige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f 1970）」，美國企業感嘆，美國失業率將會攀升。

一位美國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曾經說過：

現在的美國，其勞工職場的待遇和環境比19世紀改善太多了，人民普遍獲得更好的收入和消費服務。薪資調高、童工廢除、員工加入工會等改革，雖然一時間會增加企業營運成本，但是長遠來看，卻有助於美國整體的經濟成長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而那些因政策調整提高營運成本，在競爭失利後無法生存的企業呢？原本在這些企業上班的員工，他們的生計呢？

事實上，美國政府透過立法保障勞工的應有權益後，在良性的自由市場競爭之下，如果這些企業無法承擔修法後所增加的成本，他們應該倒閉，同時釋出資本和優秀員工，讓更具備競爭力的企業取得這些人力資源，市場資本轉而投資這些企業，避開營運搖搖欲墜的企業。這是才是自由市場的應有的自然淘汰機制。不能為了無良企業或低競爭力的企業，耽誤了改善勞工就業環境和待遇的時機，這也才是國家進步的必要之路。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美國進行了許多勞工就業環境的改革，每次改革都引起企業界的抱怨，但現在的美國，依舊擁有全球許多具備高競爭力的跨國企業，這結果告訴我們，勞工環境的改革和企業競爭力，這兩者是不必然是互相衝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