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區裡的孤獨死：別斷了連結的生命線

即使到了三月，春意吹過日本的每個角落，但岩手縣內仍可見四處積雪，在陽光下閃爍。一個老婆婆在組合屋門口鏟著雪，不時偷偷看著其他人正做些什麼，一名年輕志工朝她招招手，邀請她加入健走的行列，她面無表情，什麼回應也沒有，趕緊進入房子裡。東日本大地震五周年前夕，重建區孤獨死的議題再此登上媒體版面之時，讀著這些報導的我，心中浮起的是這位婆婆漠然的臉。

她現在好嗎？能與人說話，向人微笑了嗎？我恐怕不會得到答案了。兩年後的現在，這個組合屋已經完成任務，暫居的災民也已四散，各自到各自被分配的居所生活，災後三年間連結起的情感，再被打散。這就是重建區的現實：災難摧毀了十年百年以來建立的鄰里關係，將一群不認識、不熟悉、失去財產與親人的災民圈進毫無隱私的收容所內，再將他們遷到組合屋，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與關係。一段時日，勉強在創傷中破了冰，有了感情，他們又分散到其他的永久屋去，再重新適應......。

孤獨死，成為重建中的難題，因此容易想像。

所謂的孤獨死，意指獨自居住、無人陪伴照顧，故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在住所死亡，孤獨離世。而在日本東北三縣重建區內，過去五年內，就有190件孤獨死的通報案例，其中七成以上是獨居男性，有81人未滿六十五歲。日本媒體指出，孤獨死雖是日本普遍現象，但重建區內的孤獨死，卻反應了另一個問題：災後身心創傷外，倖存者亦須面臨新環境的適應，以及社會壓力的挑戰，種種負面因素，在災後的重建階段也成為高齡者孤獨死比例升高的主要來源。

重建過程中的孤獨死問題，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後首次被談論。讀賣新聞大阪分社1995年6月9日刊出孤獨死的報導：「組合屋內一位67歲男性孤獨死，死亡已經兩三週。」這時，大阪讀賣新聞已有三例。十天後的朝日新聞：「明石的組合屋中一位71歲年長者病死，死後兩三日才被發現。」其後五個月內，光是這個地區組合屋裡孤獨死的報導已累計六例。從2000年，組合屋全部撤除至今，重建區內已有897起孤獨死的案例。

搬到重建的公營住宅（復興住宅）後，孤獨死的情況有減輕嗎？根據資料指出，在1995年到2003年，遷移到神戶復興住宅孤獨死案例就有190件，2006年1月16日的朝日新聞報導便指出，神戶復興住宅中居住的長者中，有四成在該區沒有朋友，有三成表示至今只要地震便會不安，該報導下此評論：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不久，神戶大學教授上野易弘便提出警告：

他在1995年3月到1999年7月間，針對兵庫縣組合屋253件孤獨死案例進行調查，發現男性佔約七成，年紀則多居五六十歲之間，死因多以酗酒導致肝功能喪失為多。如果以孤獨死的比例與所有組合屋居民來看，男人比女人更不容易和周邊鄰居往來，顯得比較自閉；對失去財產與工作的對應方法也沒有，或許是因為這樣的不安而酗酒。「東日本大地震災區要開始興建組合屋，為了預防孤立，震災前的人際關係一定要保留著，同地區的人要安排在一起。」上野易弘解釋，對中老年人來說，人際關係的重建不是那麼簡單的，或許對個性好的人來說沒問題，但有些人這方面是需要被幫忙組織的。

這樣的警告，似乎沒有被完全考慮到，於是遺憾不斷發生。但有些組織，仍然注意到了，並特別加強心理復健部分，例如岩手縣的鏟雪老婆婆偷偷看著的，便是日本紅十字會志工們發起的心理支援團。

1950年出生的太田正孝的大嗓門在老婆婆門前迴盪，讓她一看再看。太田在地震發生那年剛好退休，既然賦閒在家便主動前往紅十字會詢問志工機會，從那時起，他每週固定有三四天參加志工活動，帶著22名志工不斷巡迴各組合屋間，舉辦一個又一個的活動，試圖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工作人員就是從阪神大地震經驗中了解，這種聯繫感的重要，因此才想辦法鼓勵災民走出來。

這天，他帶著七八位組合屋的長者在鏟雪婆婆的門前暖暖身，準備健走，「平時都會走到山區，但現在天氣太冷，在附近走走就行。」長者們一邊聊天，一邊伸展身體。

鏟雪婆婆的隔壁是公共聚會所，此時也聚集了不少人，他們一邊泡茶，一邊擺盤，準備提前慶祝女兒節。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加藤由美子解釋，他們會為喜歡戶外活動的人舉辦健走，但也會考慮到喜歡靜態活動的人，讓他們也有地方去。工作人員每週固定設計活動，想辦法讓災民願意走出家門，與鄰里互動。

但太田正孝直言：「會參加的還是那幾個。」或因心理創傷，或因環境變化，災民們總是十分壓抑，很少說話，更別說吐露心情，他發現，健走時，他們竟可自然交談，可是只要一面對面，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就連夫婦也一樣。」因此，他樂於帶領大家運動，這不僅可以健身，還可抒發情緒壓力，增加感情交流，「就跟運動競賽帶來團結與聯繫一樣。」

我不免發現，這群健走的長者們，只有一名男性。太田正孝搖搖頭，無法打開心防，甚至足不出戶的多是男性，「這也是孤獨死案例變多的原因。」

但如前所述，組合屋過往多半是鄰居關係，尚且不易開口交流，各自遷移到永久屋後，原本的連結再被打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維持更是艱難。

至今年一月一日止，東北受災三縣的復興住宅，已有一萬兩千四百戶完成，佔計畫的一半，全部完成將可容納兩萬三千五百人，其中獨居者3977人中有2535人為65歲以上的高齡者，考慮與需求便需格外周全，例如復興住宅不該建為樓房，原本同社區的也該分配在一起等等。

福島縣相馬市復興住宅的案例，受到媒體的注意，被認為是參考典範。由於相馬市市長立谷秀清屬公衛醫療背景出身，特別注意到心理復原問題，因此，在組合屋之初，考慮到原有的社區的組合外，還組成了小組，選出組長、戶長等代表，作為照顧者與協助者，根據資料，在福島縣34個孤獨死案例中，相馬市一個都沒有。然而，在災民慢慢搬離組合屋，這樣的組織功能也慢慢喪失，問題就慢慢浮出。

然而，老人照顧的成效卻很明確。立谷秀清災後提出「完善照護服務，讓長者不因孤單而自我結束生命」的災後重建方向。根據資料，相馬市老年人口原就有28%之多，震災使99位長者親人盡失，獨自一人生活，景況令人擔憂。市政府便決定興建多棟老人公營住宅，提供失親與沒有住所的長者居住，讓他們能夠互相照顧。

這樣的老人公營住宅的設計，以長屋為主。長屋的設計構想源自50年前日本守望相助的社會居住型態，於是，每戶約有12坪空間，除獨立的臥房、衛浴等設備外，更強化住戶集會、活動、用餐及洗衣的公共生活空間，讓老人們相互交流、照應。

而相馬市多棟老人公營住宅興建資金，都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捐款提供。其中一戶「狐穴井井戶端長屋」的老人公營住宅於2013年四月落成，當時有九名長者在此居住，平均年齡有72歲之高。

我們到訪那一天，除了一位住院的長者以外，其餘八位長者坐在交誼廳大桌邊等著我們，熱情與我們聊天。85歲的木幡幾子因為最年長，於是多由她發言，她說：「在這裡生活很愉快。」

他們每天非常早起床，而後打掃，做體操，再吃早餐。隨即各自去買東西、搭免費接駁車去看醫生，或是跳舞、做手工藝等活動。聊著聊著，行動便利商店的貨車出現在門口，老人家們領我們一起去購物（順便塞給我們一包零食），說這車兩天來一次，提供他們所需的日常用品。

中餐有人自己做，但市政府也會提供免費送午餐的服務。「一開始，每個人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裡，失去了老人公營住宅的用意，如果我們提供午餐，他們就會走出來，一起用餐，相互交流。」市政府代表伊東充幸解釋。

但井戶端長屋的老人家們不太需要這個設計，因為他們時常在公共空間交流，彷彿彼此是家人一樣。的確，住戶鈴木悅子給我們看她房間裡的舞衣和相片，展示她的日常；76歲的她，據說是這裡最年輕的住戶之一，地震海嘯讓她失去了12名親人，偶爾自責不已，難過得不得了，但住進長屋後，找到支持與安慰，「我已經把這裡當家，大家都是家人，我們一起住進來，死也要在這裡一起死。」

然而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指出，復興住宅的居住與規劃政策，或也加劇孤獨死現象。以阪神大地震為例，在災後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異地安置（將部分災民從神戶市分配到兵庫其他郊區），以及重建區經濟的資格審查（有經濟能力的年輕人會逐漸搬離，或因不符補助資格為由不允續約）制度的設計，無可避免地促使復興住宅區走向高齡化、獨居化、孤立化，進而加劇、集約復興住宅中孤獨死的現實。

不過，回顧災後重建過程孤獨死的問題，還是得把阪神地震與東日本地震的地域區別提出來談。日本東北地區的情況與神戶相比，仍有些許不同——神戶屬於比較疏離、人口密集的城市，而東北是人口外移嚴重的地區，前者重建需要考慮制度，後者原就是高齡化嚴重、人與人之間連帶關係強之所。

大船渡重建計畫委員會副委員長塩崎賢明便指出，神戶多賃居之人，但東日本地震災區多是有自己房子的人，他們的不安與問題來自自然關係的破壞，如何一邊遷村到高地，一邊解決原有社群移居的問題，是比阪神重建更困難之處。除此之外，無法自建房屋，必須移入復興住宅的，多半是經濟困難者，怎麼解決他們的問題也是重要的。

兵庫縣/神戶歷史不過百年，是個港埠城市，自古以來居住在此不過數萬人，總人口中外國人就占三分之一，所以，有「流離者」城市之稱。但福島縣，特別是相馬市則不同，其孤獨死案例至今最多一件，酗酒情況一件都沒有，當地醫師上昌廣認為，這是因為相馬歷史可以追溯到鎌倉時代，住民連結時間本來就久，加上曾經經歷過三次大海嘯，即使如此，還是要留下來不拋棄故鄉，認真重建，凝聚力本就強。更重要的是，「人際關係」在災害時，能發揮重要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東北重建區的志工們，會發起心理支援團，著重於加強跟維繫人與人間的連結關係。

上昌廣以致力於阪神地區孤獨死研究的醫生前輩的話表示：悲哀的是，這樣的人際關係並非一朝一夕能形成的，根據地方社群的完成度可見神戶與相馬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就或許才是孤獨死結果所連繫的原因。

▎轉角專題：五年過後的『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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