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新年性侵事件：交織種族歧視的性別暴力

2016新年前夜的德國，不太平靜。科隆火車總站、漢堡火車總站前，都發生了集中型的性侵害與搶劫事件。其中，又以德國科隆火車站前，超過500起針對女性的性侵害和騷擾案件，最受到媒體與政治界的注目。

從媒體開始報導跨年夜在德國各地公共空間的性侵害案件，並且描述部分嫌犯，是正在申請庇護的難民，不乏看到替受害者聲援的婦女團體、反對移民／難民政策的抗議團體、以及政治人物，公開發表不同立場的聲明：部分針對婦女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的聲援團體，開始責怪大批「野蠻民族」進入德國領土，破壞安定，使得婦女們的生命與財產不再安全。保守的右派組織，也發動大規模的抗議，指責總理梅克爾開放的難民政策。

儘管執政的官員、警方、以及許多民間組織，不斷公開喊話，試圖抑制德國輿情將難民族群概化、甚至發展為種族歧視的言語和行為。然而此次重大事件，似乎使德國社會裡，對於難民族群的憎恨及害怕，又更擴大了。

不管是在歐美、中東、還是世界各地，性侵害與其它對於婦女的暴力案件從不曾止息，但卻鮮少見到媒體和政治人物因此大感緊張、憤慨，或積極地處理這些針對女人們而來的暴力痼疾與人身威脅。更諷刺的是，在科隆事件前，從未聽聞過如——歐洲反伊斯蘭愛國組織（PEGIDA）和保守右派政黨等團體——關心過女權議題，但眼下他們卻藉力使力，收割著「保護女性」的名號，藉機宣洩著對外來臉孔的各種偏見；另一方面，對難民採開放態度的德國左翼，除了抨擊針對難民的仇恨言論，卻也沒有將焦點拉回真正的問題、針對婦女暴力的根本癥結——性別不平權。

於是，在暴力事件中受侵害的女性，就這樣淪為政治訴求的籌碼；她們所受的痛苦，成了政壇政策辯論的方便、成了合理化種族歧視的藉口。

種族歧視與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長久以來就存在衝突與矛盾。舉例來說，美國南北戰爭時的黑人女性與男性，因為種族背景同受奴隸制度的侵害，而屬於同一陣線。然而，到了19世紀的女權運動，黑人女性與白人女性，卻嘗試以「女人」和「男人」的權力差異，來劃分人類族群，以「同性別」為誘因，拉攏黑人女性，並且企圖將黑人女性與黑人男性這一基於種族膚色的聯盟拆散。這樣的歷史過程，並沒有將黑人男性與白人男性變成不存在種族問題的同質族群、沒有將白人女性與黑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平衡、更沒有將白人男性與白人女性間、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間的性別不平等消除；相反地，二元化的社會族群分類，已經被人與人之間，多元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取代。

從面對社會壓迫的程度來分析，白人男性與有色人種男性，都被父權社會賦予了身為男性的特權，但是有色人種男性，卻必須面對身體膚色所帶來的社會壓迫；白人女性與有色人種女性，則同時得面對父權社會針對女性的控制與壓迫，但是白人女性仍享有身為白人的特權——有色人種女性，卻必須在除了對女性的壓迫之外，多承受社會對非白人的歧視；而白人女性相對於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雖享有白人特權，卻仍在性別權力地位上，低於黑人男性。

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能略知，在全球大多社會都崇尚白人種族及父權的風氣下，當代社會分析及女性主義等，為何會將白人男性，視為社會特權與地位最高的族群。

回頭檢視科隆火車站的性侵害案件，我們無法只用「種族歧視」或「性別暴力」的單一個角度來分析，因為這非但忽略了人類關係的多元與複雜，也無法解決兩者交錯所造成的社會衝突。而性侵案件所激起的民眾抗爭：這一頭，替婦女安全聲援的聲音很重要；那一端，努力不讓難民及移民，成為種族歧視受害者的聲音，也不容忽視。

反對難民與移民團體在這次事件中的盲點，是誤認為性侵害事件的發生，與種族和文化相關。事實上，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存在著針對女人的暴力，女性們從未因為國籍或文化不同，就能遠離家暴、性侵、及性騷擾。

我們能夠觀察到，部分文化對於女人的暴力，非常地直接與公開，而其他文化則相對隱晦。例如：有些社會對於女人違反貞潔規範，處以公眾砸石酷刑，其他卻是在公共場所，以言語暗示性地誣衊與物化女人。這些手法的不同，實質上都是對女人的壓迫、歧視及暴力。較隱晦或暗示性的暴力，並不比直接對女性動粗來得高尚，在火車站前的性侵害，與校園裡層出不窮卻被禁止討論的約會強暴，沒有誰比較文明，誰比較野蠻。

另外，當警方及媒體都提供了嫌疑犯的國籍資料，其中包括德國、美國、伊朗、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塞爾維亞、及摩洛哥；然而，為什麼受到抗議者言論攻擊的，卻只是來自所謂「文化水準低落」的伊斯蘭或非洲國家的性犯罪者？為什麼德國與美國籍的嫌犯，沒有受到同樣程度的厭惡與譴責？

為什麼當去年10月，科隆市長——也就是在這次鋒頭上，被譴責無作為、被罵只會「檢討受害者」的雷克（Henriette Reker）——在選舉活動中，遭「反移民」的德國男性持刀砍殺頸部而重傷時，沒有人站出來抗議「德國男性是野蠻民族」？

若是要用顏色來分類人，白人、黃種人、黑人、棕皮膚與紅皮膚的人，不論是否處於一個法制進步的社會，都有會家暴、會性侵、會性騷擾女人的男人——也就是說，針對婦女的暴力，不是特定種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毛病。這些抗議新移民的德國民眾，推託外來者是德國女性受到侵害的唯一致因，自認德國原先的社會，沒有針對婦女暴力的問題。此種推卸責任及假裝清高的態度，不止是五十步笑百步，更是特定保守白人族群的盲目與傲慢。

種族問題，不止影響了我們看待這次科隆火車站的事件中加害者的眼光，更讓我們看見，種族歧視，是如何地加重性別暴力受害者的傷害與挫折。這次的事件中，受害女性的膚色消失了。在一片討論與譴責加害者的聲音中，以及各大報導都以「德裔／德籍女性」（German Women）來描述受害女性之下，受害女性的聲音與面孔，有意無意地被模糊成單一形象。但是，「德籍/德裔」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代表受害者全是白人嗎？還是其中也包含了其他種族的女性？在聽聞性侵事件的當下，我們是否已經預設了受害者必定是白皮膚的女人？因為她們是最高尚、最純潔的、最嬌弱的？

為什麼我們必須探討受害者的膚色？如同先前所說，就算同為女人，身體膚色的不同，代表著在同樣受到壓迫與暴力時，事發導因、所面對的社會對待、與未來的復原之路，是非常不同的。這些因為膚色所受到的差別待遇，由於已經過歷史長久的建構，不會因為我們戴上了色盲的鏡片，就自動消失不見。

當女權運動於19世紀崛起時，推行女性與男性平權的參與者，多為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她們建立了「白人女性」為父權社會壓迫下「受害者」的形象。表面上她們反對奴隸制度，但實際上卻是出於「宗教憐憫」，以及害怕公民平權運動，會使得黑人男性的政治地位，高過白人女性。她們的動機，是一種變相的權力之爭，而不是真的為了追求種族間的平等。既然當時的主流女權運動，並不想消除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以鞏固自己的種族優越地位，她們也就不願意承認，黑人女性在面對性別壓迫的同時，更受苦於白人女性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的種族歧視。許多白人女權運動者，甚至是利用道德貶低的手法，拒絕當時也致力參與女權運動的黑人女性，加入抗爭陣營。Hooks, 1981)。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權運動，成功地延續了社會對於有色女性（women of color）的刻板印象，如：黑人女性多淫蕩，道德淪喪；也成功地建立起白人女性為「真正的」受害者的形象；別種膚色的女人受害，都是因為她們道德淪喪、自作自受，或者是經過道德驗證，符合標準的「特例」。

1989年，紐約一名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園慢跑時，遭到一名黑人男性強暴。事發時，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政治人物與名人（包括如今紅到發黑的川普）都公開譴責，可說是當時最轟動、最受到矚目的新聞；但許多在性別平權運動中活躍的黑人女性主義者，卻嚴厲批判紐約社會，對於暴力受害者的雙重標準：當許多黑人女性同時也因為暴力而受害，媒體與社會卻沒有給予同樣的關注，政府也沒有投注同樣的精力與資源，來嚴厲處理發生在黑人女性身上的暴力，彷彿黑人女性所受的痛苦，不比白人女性來得值得同理。更嚴重的是，許多有色女性在通報強暴案件時，因為膚色及刻板印象，被質疑是否為遵守「婦德」的人。

德國中學生圖克琪．阿拜拉克（Tuğçe Albayrak）的故事則是另一種矛盾：2014年11月，13歲的圖克琪因為替其他女孩受到男性挑釁抱不平，在與一群男性爭論的過程中，被歐致死。圖克琪是德國籍，但是報導中卻都以「土耳其裔女人／學生」來描述她。同樣是德國籍，又為什麼媒體的用詞存在差異？雖說特別用「土耳其裔」描述圖克琪，可能有提醒讀者，暴力同樣發生在非白人女性身上的作用，但也可能被解讀成，有色女性遇害時，時常被視為「特例」。然而，不難看出的是，當大眾閱讀到「德籍/德裔」時，輕易預設白人女性為受害者的立場。

種族歧視的現象，深深地影響有色人種的性別暴力受害者，她們的行為與聲音被質疑，她們的痛苦被其餘的白膚色女性遮蓋。科隆市作為德國文化種族最多元的大城之一，當日參加跨年慶祝的受害者，不可能只有德國籍的白人女性，這之中必定包括了不同種族與國籍的女性。假若受害女性之中，除了白人女性，也包括了德國最大宗的少數種族——土耳其裔，以及拜訪德國的外來旅客，反難民、反伊斯蘭的保守團體，會回應說他們只保護德國的白人女性，別的人種、來自別的國家的女性，就算在德國的領土上或社區裡受到暴力對待，也不是他們的事嗎？我想，他們是忘記了，他們所反對的難民之中及伊斯蘭文化下的女性，也是性別暴力的受害者，而她們的加害者，也包括了德國的白人男性。

科隆的火車站事件，世界看到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卻看不見針對女性暴力的根本原因，亦不見將此現象，怪罪於特定族群的荒謬邏輯。

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是人類社會和諧最大的障礙之二，若我們不去承認種族歧視與性別暴力的存在、不去正視它們，就只能逐漸被它們吞食，以致不再擁有所謂人類平等共享的人性與尊嚴。唯有當我們有膽量承認，針對婦女的暴力並不是某一文化、某一群體特定的問題，我們才能阻止性別暴力淪為合理化種族歧視的工具；唯有當我們以批判自省的態度，來檢視各種文化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才能消除以文化風俗作為藉口來施行的性別壓迫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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