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日本新聞 II：陣亡於戰爭的報導風骨

雖然媒體號稱是「第四權」，但若與當權者發生衝突時，編輯方針與報社經營便容易產生矛盾——最後，屈服的卻總是編輯原則；這種狀況，即至今日都沒有改變，遑論戰時。

當二二六、五一五等幾起政治事變剛發生時，日本全國性媒體幾乎都是立即妥協，但仍有一些地方性新聞在亂局中仍堅持著風骨，例如九州的《福岡日日新聞》（現在的《西日本新聞》），在五一五事件後，就進行猛烈地批判。

當時，《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的發行量約有200萬份，僅發行17萬份的《福岡日日新聞》根本難以匹敵。儘管如此，報社主事者菊竹六鼓（淳）卻堅持以一當百，「應該說的時候說，應該寫的時候寫」。

被稱為「一個偉大的瘸子」的菊竹六鼓，兩歲時左腳受傷，儘管經歷多次手術，還是未能復原。但身體上的障礙，也阻止不了他踏上新聞工作的路，菊竹總說：「你們可以同情我，但我不要你們的憐憫。」菊竹這股風骨底氣歸因於清貧，「新聞記者以清貧為榮」、「新聞記者必須比裁判官還清白」，他總是拒絕宴請，對朋友的不正也毫不留情。這種嚴以律己的態度也影響了《福岡日日新聞》的編輯經營，他刪除賽馬結果報導、不增加廣告篇幅，方方面面都展現出硬派的媒體風骨，報社上下無不對他尊敬有加。

菊竹六鼓並非石橋湛山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九一八事件時也支持過滿蒙權益論。但作為媒體人，他所遵守記者的分寸與原則卻不容妥協。菊竹常說：

五一五事件發生時，首相犬養毅被擊斃，當各家媒體鄉愿妥協時，只有菊竹六鼓的一支健筆不亢不懼。當時擔任編輯部主任的他只下了這樣一道命令：

他立刻寫了評論，而編輯部部長上野台次讀了文章後很是感動，便對菊竹說：「我認為現在國民完全無法做出正義或邪惡的判斷，我們應該盡快向他們展示正確的結論，這評論應該刊登在晚報上。」在這之前，當時的《福岡日日新聞》晚報從未刊登過社論。

▎媒體出賣自己的靈魂

菊竹六鼓不僅對五一五事件感到憤怒，對其他媒體的沉默更是不滿。當《每日新聞》社長提出「報紙就是商品」的言論時，菊竹便批判他們失去了作為言論機關的本分，出賣自己的靈魂；但這樣的堅持，也引來右翼與軍部狂肆的威脅，甚至傳言軍方要在報社上頭丟炸彈。

周遭的人擔心步行上班的菊竹會發生危險，請他搭車，他也拒絕了。菊竹認為保護言論的責任必須拿這條命來拼搏，「這涉及日本存亡的問題。」在他寫給長女的信中提到：

冒著危險、堅持媒體姿態的不僅只有菊竹六鼓，長野縣《信濃每日新聞》主筆桐生悠悠也維持著媒體人該有的批判姿態。但桐生悠悠在報社撰寫社論期間，卻激怒政府。法務大臣小山松吉在內閣會議上便說：「最近社會的不安，就是報紙不照規矩寫作。」最後，在報社壓力之下，桐生也慘被逼退。

桐生意識到在這種時代，報導自由的責任不能依靠組織，只能靠個人戰鬥，於是自辦《他山之石》雜誌，計畫堅持到筆被折斷、彈盡糧絕之時。然而，太平洋戰爭開打前，桐生卻因病倒下，僅留下壯烈的遺言：「我要離開這個畜生當道的世界。」

對媒體的壓制與記者迨職的景況，《國民新聞》社會委員長谷川光太郎便著文表示：「五一五事件以來，我們一直都處在不能直率表達自己的境況中。沒有誰的力量壓制，也沒有人罵我們寫的東西不合時宜，但總覺得已經逼到我嚴格自我約束、顧慮重重的地步。」

1933年版的《日本新聞年鑒》也有主旨類似的文章：「昭和七年的新聞界試圖與國民並肩作戰，齊心協力度過這個非常時期......；昭和八年的言論界毫無生氣，保持著奇怪的沉默......是半死不活的言論界。」

很多文章提及這背後有很多令社會不安的力量威脅著，但沒有人敢把原因寫出來。前坂俊之直言，九一八之後，報社全面支持軍部對外的強硬言論，並在「非常時期」全力協助國家的各種措舉；又因為報社支持了軍部的獨斷專行，軍部也就得到國民支持，勢力擴大後，便轉而對媒體進行恐嚇，形成惡性循環。

往後幾年，軍部變本加厲，利用媒體放出「國難」消息煽動人民，繼續壯大自己。

五一五事件時，日本媒體尚能堅持抵抗的聲音，但到了4年後的二二六事件，衰弱的媒體言論卻已毫無反抗之力。因此，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將媒體代表召集起來，要求他們「必須」配合政府，於是各方媒體出現一致的言論和態度，推行「暴支膺懲」運動（討伐暴力中國）。

為了更加勒緊媒體言論，軍部又在原本的《報紙法》上，多增列幾條受軍方控制的法規，讓軍方能直接對報紙下禁令。《日本新聞年鑒》記載：「以言論自由為傳統的《朝日新聞》已成為了最熱烈的日本主義鼓吹者，其他的報紙更不用說了，因此，報紙對國家輿論的統一強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媒體不只迎合軍部，也煽動人民，例如軍歌的流行就是起因於新聞的炒作。此刻的媒體，不僅動員國民、弘揚戰爭，他們還投入了戰爭新聞競賽。大型媒體靠飛機報導與傳送稿件，關注戰爭的民眾人人讀報，一時發行量大增；相對之下，缺乏資源的地方媒體則陷入困境。

▎報紙因戰爭得到發展？

除了軍部威脅外，為何媒體甘願投入煽動戰爭的報導？處於競爭關係的媒體，又為何立場一致，不做區別？答案似乎非常簡單：「戰爭是賣新聞最好的機會。」

「戰爭是擴大發行量的機會。」前坂俊之評論道；在沒有電視的時代，《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兩大報都運用壓倒性的資本，派出相當多的特派員到戰場，詳細報導作戰情形，大大擴張了發行量。

如今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並列日本三大報的《讀賣新聞》也是在九一八事件後崛起的。本來快面臨倒閉的《讀賣》，在社長正力松太郎的指揮下，以九一八事件為契機，賭上報社命運發行晚報，並一舉成功，奠定了今日的權威地位。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在回憶錄中提到：

侵華戰爭對這些大報帶來超乎預期的利益。儘管在戰爭時期，資源有限、印刷用紙不足、物資也飛漲，讓報紙不得不也連帶漲價，發行量隨之減少。但侵華戰爭爆發後，減少的發行數短短一個月又漲回來，一直到年末，出現了每天天一亮，發行份數又增加的盛況。發行量增加，廣告也跟著增長，在各產業面臨戰爭困境時，報業的利潤反倒逆風高飛——即便這波戰爭財的熱潮，僅有大媒體獲益。

不過用紙不足，還是影響了報媒。隨著戰爭長期化，任何物資都以戰時經濟強化的目的被統制。1938年四月，《國家總動員法》公布， 新聞限制再加一層，其後印刷報紙用紙限制令也跟著被提出，「用紙限制」便也成為政府控制言論的手段。之後，《國防保安法》也再追加傳播管制，媒體從此再無言論自由可言。言論的控管，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部與政府還繼續發佈各種法規，加強扼住媒體咽喉的力量。自此，日本報紙已經徹底死亡。

外交評論家清澤冽所寫的《黑暗日記》中，記下媒體的沈淪：

▎讀報從後面讀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敗戰。各媒體在太平洋戰爭中期就知道會有敗戰的結果，也了解後期《波茨坦公告》的協議過程，但國民們卻在日本投降當日才被告知真相——這時，大家才了解到過去讀的都是虛假的新聞，報紙上都是謊話連篇。

但也不是所有國民都這麼愚昧。日本慶應義孰大學教授小熊英二之父——小熊謙二——讀早稲田實業學校時，一名叫塩清的老師就教導他們「報紙得從下方欄位開始讀起」。

國際版特別如此。報紙上方欄位所看到的大標題，寫著德國勝利的消息，可是下方不起眼處，卻小小寫著對德國不利的消息。大概記者們也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達真實的報導，老師告訴大家：「要讀懂新聞內在的真實，不要被新聞牽著走。」

藉由訪談自己的父親，小熊英二教授耙梳、分析了戰時與戰後的日本社會經濟生活，並寫成《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其中不時透漏小熊謙二戰時就喜歡閱讀，一直到在西伯利亞當戰俘期間，仍然依賴著讀報來獲知各種訊息。但他不會盲目接受，會自己思考判斷真偽。

書中提到，塞班島「玉碎」後，大家或多或少知道情況不對，幾乎可推測到日本戰敗的結果。但報紙上依然一成不變地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東條英機內閣垮台，但「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如此，也是有不迎合上意的報導，如《東京日日新聞》在1944年刊登了一整版〈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以及〈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為標題，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甚至還將這名執筆的記者送到戰區「充軍」作為懲罰。不過，小熊謙二不記得這個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

▎從敗戰中驚醒

8月16日，日本宣布敗戰隔天，《每日新聞》關西總部發行的報紙，是一張薄薄的白紙。17日，16欄的報紙，只有10欄有內容，其餘空白，如此持續了5天。

該報關係總部編輯局局長高杉孝二郎得知日本投降後，向社長提出辭任、停刊的建議：「我們應該以最大的形式，向國民謝罪，以承擔作為大媒體一直以來謳歌和煽動戰爭的責任。」前一日還在罵鬼畜英美、焦土決戰的編輯部，竟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他們認為沒有臉做任何評論，「把以終戰昭告書為首的各種官方文告和事實如實刊登在報紙上，是我良心允許的最大限度。所以，只能以白紙發行了。」該社以社長為首的幾個重要幹部，隨之辭職。

在戰時從《每日新聞》主編當到董事長的高田元太郎表示：「極端地說，當時把戰敗的事實向國民一個勁兒的隱藏，將白的說成黑的，就是所謂的新聞寫作。報紙無論怎麼吹笛子，國民都不可能跳舞。戰敗後，我們報社內外都追究了推動戰爭的責任，但我認為一旦戰爭爆發，協助戰爭就是國民的義務，因而國民是不該被追究責任的。只是對於失去新聞自由、剝奪記者尊嚴和活動自由，以及沒能防止更大損失發生，應該承擔重大的責任。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就辭職了。」

8月23日，《朝日新聞》也向國民謝罪：「特別是與引導國民、輿論、民意走向有著密切關係的言論機構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們絕不會輕易饒恕我們犯下的錯誤。」同年 11月，《朝日新聞》發佈〈與國民站在一起〉的文告，承擔沒有把事實告訴國民，使國家捲入戰爭的責任。社長以下，所有編輯幹部都辭職。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便說：「如果當時中央級報紙能坐在一起商討，便在適當時機對這一動向進行預防的話，難道不能阻止它嗎？實際上，如果《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聯手起來，在九一八事變前就開始思考如何壓制軍部的政治干預的話，難道不是可以成功做到嗎？在日本戰敗後仔細想想。其實軍部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只是一個領月薪的集團，對他來說，報紙會不會聯合一起抵抗，始終是最大的威脅。現在想來有點遺憾，並感責任重大。」

著有《日本最長的一日》的作家半藤一利，當時還是個中學生，他讀了 16日《朝日新聞》的報導，其中有一段：

15歲的半藤心想：報紙要負起過去嚴重鼓動之責，所以再次鞭策激勵國民嗎？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剎那間的翻轉。

▎戰後：找不回的公信力

半藤一利在其所著的《昭和史》中，詳細地記錄戰敗後，日本社會的轉變與討論，戰後日本有很大一部分接受盟軍引導，進行土地、教育等改變。新聞亦然，〈有關言論和新聞自由備忘錄〉和〈有關日本新聞法備忘錄〉的發佈，都在在顯示，新聞仍被控管，只是這次的審查檢閱者，是盟軍總司令部——有人甚至認為，盟軍總部對新聞的控制比戰時日本政府還要嚴格。

半藤一利認為奇怪，且引用作家高見順的日記：

這段敘述雖與真實有些偏差，因為日本媒體的確「委婉」地表達歉意與改變之意，但這也足以顯見，國民並未感受到媒體的歉意，況且，才這麼一天，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態度，更讓人覺得荒謬，甚至感覺到日本媒體不過變成看著盟軍臉色而行而已。

二戰結束至今，已經70年，日本媒體是否更開放，更自主，是否已擺脫政治操作呢？我的日本朋友都是搖頭的：「媒體不可信」，特別是福島核災後，他們更是認清受到政府與財團控制的媒體，根本無力揭露核電風險與災難，甚至還反過頭來協助政府隱瞞真相。

但這種說法，日本學者小熊英二並不完全同意。他認為戰後媒體受到政治控制者鮮少，「只是大眾媒體已經無法反應這個社會。他們已經跟不上了。」這很難說是戰爭留下的影響，但在全世界都是不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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