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少數成為代罪羔羊：黎巴嫩繁華落盡，戰火下的LGBT何處尋光？

黎巴嫩現場採訪、攝影／陳彥婷（獨立記者）

戰火燃燒逾13個月的黎巴嫩，終於迎來停火。曾經繁華的土地上，除了居民，還有一群長期被忽視的人，苦痛鮮少有人聽見。移工、性小眾——被社會邊緣化的身影，從未真正融入主流，在戰爭陰影下成為最無助的存在。當炮火擱置，所謂「和平」是否只屬於某些人的平靜？獨立記者陳彥婷走進被遺忘的角落，記錄在真主黨與以色列戰爭中遭遇滅頂之災的移工與性小眾。戰爭結束了，但社會的裂痕未必痊癒。遺落在時代縫隙的弱勢群體，如何在未來的黎巴嫩找到一席之地？

K的外貌平凡，身高與大多數男生無異，臉孔清秀卻不特別出眾，舉止內向，他本可輕易融入人群，平靜地過著日復一日的校園生活。然而，K的左耳珠有一道淺淺的胎記，遠遠看上去像個凹陷的陰影，經常讓班上的同學誤以為他戴了耳環，並因此將他誤認為同性戀者。這個誤解在保守的敘利亞鄉郊，更讓他倍感壓力。

在傳統穆斯林的家庭中成長，K自知性取向若被揭露，會帶來不可承受的後果。為了避開一切指責，他將秘密深埋心底。然而，藏得住秘密的時間總是有限。一天，他決定向一位曾經共患難的朋友吐露心聲，未曾料到換來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脅與恐懼。「他說，要殺了我。」K回憶道，「對方的反應如同一刀刺入我的心。」

這場背叛讓K徹底閉上了心門。隨後，他見識到不少與自己相似的朋友，或因父母的壓力，或因社會的歧視，選擇走「正常」的路，選擇了結婚，將真實的自我掩藏在虛假的家庭裡。「這些同性戀者，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低聲說，「很多人甚至因此走向自殺的邊緣。」

18歲那年，K憑藉他人資助來到了黎巴嫩的大學。他將這視為逃離過去的機會，一個重新開始、尋找自由的契機。「在一些郊區村莊，同性戀者不但受到歧視，更被視為整個家庭的羞辱，連帶你的姊妹也可能無法出嫁。」然而，在他離開前，他還是鼓起勇氣向家人坦白了自己的性向，結果好壞參半。家人最大的恐懼並不是來自K的性傾向，而是鄰居的眼光，「他們擔心村裡的鄰居知道後會怎麼看。」」K無奈地笑了笑，「都不知道這值不值得傷心。」

▌被殺害的Tala

目前在敘利亞，同性性行為屬違法，最高刑罰可監禁3年。一界之隔的黎巴嫩，縱使刑法534條規定可判處任何有「反自然行為」者監禁一年，但由於國內獨特的宗教派別高達18個，大致歸類為穆斯林、基督教，多派共融，故黎巴嫩社會對小眾派別接受度較高。

在中東，除了以色列主要信奉猶太教與賽普勒斯信奉希臘正教之外，接近85％的中東國家人口信奉伊斯蘭教，雖然伊斯蘭教內亦有不同的教派，但以伊斯蘭教為首的國家，宗教密切影響著各國政治與社會。《古蘭經》和《聖經》一樣，都曾提及先知魯特（Lot）無力阻止索多瑪城墮落的男男性交文化，後世伊斯蘭教學者解釋教法時，部分也藉此擴大解釋成反對男同戀情，更以對付同性戀者當作反西方的手段。例如激進組織伊斯蘭國就曾以專門論述批評男同性戀，認為是美國助長了全球的「性墮落」，以此來合理化自身對同志施以極刑的殘酷。

然而，黎巴嫩和一般穆斯林國家也有差異，如首都貝魯特是著名的遊客區，又是中東度假勝地，街上隨處可見衣著傳統、包裹頭巾的女性，同時也有衣著較西化，露肩、露腰，短裙的妙齡少女，兩者走在街上毫無違和感，相較於早已同性戀合法化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但以巴長年政局不穩；鄰國約旦雖然也已令同性戀合法化，但恐同行為不受正視，社會上仍有偏激聲音，2024年更有報導指出，有秘密警察恐嚇、監控同志平權的倡議者，令不少同性戀者逃到黎巴嫩尋求庇護。

28歲的Tala在敘利亞卡爾達哈（Al Qardahah）長大，當地是伊斯蘭教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Alawite）據點，曾經因為其性別取向被屢次騷擾，甚至被敘利亞軍方監禁。Tala輾轉來到黎巴嫩⋯⋯可惜在2024年5月13日清晨2點，貝魯特郊區Dora的大馬路上，跨性別人士Tala被發現倒卧浴血，金色假髮整個掉落在一旁，上衣被粗暴剪掉，露出胸脯。

翻查監視器片段，可見一輛白色私家車停在大路的護欄旁，一名男子把Tala拉出車外，Tala一面掙扎，另一名男子一手把她摔在地上，並向Tala拳打腳踢，最後向其臉部重擊，Tala倒在地上，假髮掉落，再無知覺，兩名男子駛走汽車。黎巴嫩警方後來拘捕兩名男人，一人承認謀殺，另一人協助潛逃，警方指根據疑犯供詞，犯案動機涉嫌淫褻。

「她是個很誠實的人，從不感到妒忌，又不會招惹是非。」20歲的Nour說，她是Tala工作時結識的其他性工作者，也是跨性別者，知道她被眾叛親離，因為自己的身份獨自來到黎巴嫩，「她想在身上動刀，但要先賺錢，所以決定走上街頭，一開始她對賣弄自己的身體很抗拒，為了麻醉自己無親無故與背叛身體，她染上毒癮，開始走上極端。不再在乎自己在做什麼，對方是什麼人⋯⋯」對於為何Tala惹來殺身之禍，當中是否涉她的性別身份、或是單純性工作者與嫖客的糾紛，眾說紛云，有說法認為有組織針對跨性別人士，收取保護費犯案，亦有指是單一事件。

不幸是，Tala的性別選擇在生前不獲家人認可，在死後亦沒有平息。他的家人拒絕收回他的遺體，雖然阿拉維派慶祝伊斯蘭教與什葉派的傳統節日，還過基督教的節日，算是較開放與包容度高的派別，但來到性別平權的問題仍是屬強硬傳統派。Tala未能回到出生地安葬，但在黎巴嫩亦因為他是跨性別人士，沒有穆斯林的墳場願意安葬，相關團體花了10天最終才找到位置接收遺體。穆斯林傳統上，死者過世後應盡快入土為安，一般不超過3天就要下葬，Tala這10天等待期算是非常漫長，她身邊的朋友透露，他們必須謊稱Tala是基督徒才可順利安葬。

「你看，她最後要被葬為一個基督徒，睡在白色的棺木內。」Nour與她的朋友在一旁惋惜，「沒有家人，沒有宗教，連國家亦沒有，這就是她的下場。」（編按：傳統穆斯林下葬儀式不會使用棺木，僅以白棉布包裹後葬於墓穴之中，以示回歸自然。）

▌反同聲浪升高

看似是一場糾紛，Tala被殺震驚黎巴嫩的同志圈子，同時揭視了當地同志平權走下坡的局面。2023年7月，當時尚在世的真主黨秘書長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聲明稱同性戀對社會是種威脅，認為肛交者需要受到伊斯蘭的懲罰，更應被「處決」，號召黎巴嫩人向同性戀說不。同年8月，黎巴嫩文化部長Mohammad Mortada要求國內禁播好萊塢電影《芭比》（Barbie），稱電影提倡同性戀，破壞家庭觀念，違反宗教價值，Mortada被認為背後有什葉派的真主黨撐腰。一系列反同事件醞釀下，有分析推斷起因大概是內政部長Bassam Mawlawi在2022年決定禁止任何「宣傳性扭曲」的活動，矛頭指向友善同志的聚會場所。

2023年8月，貝魯特東面的基督徒區，區內狂熱的極右基督徒團體搗亂同志友善酒吧Madame Om，他們破壞傢俱，毆打酒吧內的客人，又警告老闆若持續推廣同性戀，將會惹來另一波衝突等等。這個極右派團體據稱是Jnoud El-Rab，譯為「神的士兵」，經常反難民、反同志等，事後引發多個同志團體聲討，有當時在內的顧客說，警方偏頗極右組織成員，不但沒有逮捕鬧事者，甚至反過來質問他們有沒有進行違法行為。

「那些成員甚至還持槍，誰知道假如他們成功進入酒吧，會發生甚麼事！」一直婉拒受訪的老闆Hala，突然開口憶述她目賭的事發經過，當時場內正舉辦變裝派對，兩名花枝招展的變裝男站在門口騷首弄姿，剛巧「神的士兵」成員經過，視為挑釁，開始大叫，並演變成衝突。

事發一個月後，多個組織合辦推廣各種族群自由的遊行，遭一群魁梧大漢反對示威，指責遊行是同志活動，後演變成衝突，數人受傷，此後同志平權的聲音便越來越少。「中東巴黎」之稱的貝魯特酒吧林立，但自從Madame Om事件加上自由遊行鬧得滿城風雨，造成寒蟬效應，現在同志友善酒吧只能靠口耳相傳，有打扮時髦的調酒師說，音樂會要不就地下化、或以私人名目舉辦，「都不敢再高調宣傳，避免自己成為目標。」代表同志的彩虹旗則無處可見，更遑論貝魯特之外的城市。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沉靜一時，為了糊口，身為性工作者的Nour，要站在貝魯特近郊的Jounieh街上找客人，因為電力供應問題，入夜後的住宅區都是漆黑一片，內街龍蛇混雜，妙齡少女穿著低胸短裙迎上陌生男子，交談兩句便跳上車內。Nour說一次交易可能只有5元美金，一夜或只獲15美元，這價錢在貝魯特難以生存，Nour辯說，「但5美元總好過一次100美元，他們隨時不知道帶你去哪，或把你肢解。」

跨性別人士加上性工作者的組合，令Nour相信假如她被騷擾，或是被打，警察都不會站在她的一方。「（客人）他們會強迫要求我做我不情願的，但我不想下場如Tala一樣，所以我都接受。」一次5美元的交易，這些性工作者不但要冒著安全走上陌生人的車，更要提防以軍空襲，2024年10月19日Jounieh也被以軍空襲，造成兩人死亡，成為在貝魯特第一個被襲的基督教派別區域。

Nour，在阿拉伯語是指光，「我不想被稱為Lulu、Nana，這些跨性別人慣用的名字，我只希望被視為一個普通女生，有著普通女生的名字。」身穿運動套裝，一頭黑色長髮，Nour女性裝扮但有著異常高大與健碩身型，在路上總是吸引不少疑惑的目光。自出生起便視自己是女生，Nour成年後因為戀上一名男生，決定為他進行跨性別手術，可惜她的家人因為她的性別認同不再和她聯繫，只有一名阿姨願意收留她，為了繳付租金、日常開支，Nour踏上性工作者的路。

跨性別人士的生活，大多從面對原生家庭其他成員的暴力開始，由於黎巴嫩是鄰里家庭關係緊密的國家，跨性別者被迫趕出家門，甚至被整個社區拒絕：23歲的Maria每天被父親虐打、火燒、用鐵鏈鎖起，「他邊打邊喊：『好好當個男人！』他想把那個女人從我體內打出來。」24歲的Suha被自己的兄弟恐嚇若他選擇在身上動刀，他憶起對訪說，「天崖海角亦會找你出來把你殺死。」

根據人權監測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於2019年報告，其中訪問55名跨性者人士表示，因為僱主既有立場、缺乏正式文件，導致他們缺乏工作機會，加上本來經濟不景氣，勞動市場低迷，令處境雪上加霜。不少跨性別者因而投身成性工作者，作為他們的「唯一選擇」。在Nour的眼中，好像是一個看不到出口的窄縫。

與此同時，黎巴嫩有著星光熠熠的變裝文化，自90年代起，男藝人Bassem Feghali於電視圈走紅，身材玲瓏浮凸，精緻化妝，化身扮作其他著名女明星，家傳戶曉，算是黎巴嫩日後變裝文化的雛型。一眾變裝皇后在貝魯特闖出名堂，成為時裝周的來賓走上伸展台，甚至周遊列國，全因黎巴嫩的表演文化，男男女女都喜歡藉婚禮、聚會等裝扮，男人又會隨喜慶場合熱舞。

社會接受男性裝扮成女性，卻無法認同男變女的心態。「在黎巴嫩，你要不是男就是女，你不能成為中間。在我們的社會，可以容忍一個較剛陽的女人，但一個陰柔的男人，社會會受不了！」27歲的Roro說。對於性別認同障礙的人，媒體會嘲笑他們，特別邀請宗教領袖、醫生等來解說這種疾病要被醫治，較知名的例子是66歲的Suzy，據說是黎巴嫩第一位公開跨性別身分的人，他在希臘長大，後來搬回黎巴嫩，2015年公開在電視節目上談及他的經歷，「當我開始進行手術，我知道會變得很困難，但沒有預計過這種程度的憎恨與歧視。路人會看著我，並竊竊私語。」她說，「我希望我從來沒有回到黎巴嫩」。

曾經黎巴嫩也是一個同志友善的地方，2001年在台灣，政府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兼召集人呂秀蓮起草了「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包括有關同性婚姻和同性伴侶收養權的條款。同年，在黎巴嫩早有一眾草根組織成立第一所非營利同志平權機構Helem，用以提倡平權與政策改變。2013年黎巴嫩精神科學會指出，同性戀不再需要被視作精神病，2017年，他們成為第一個舉辦同志相關活動的阿拉伯城市，雖然當中最大型的活動在恐嚇下告吹。

「黎巴嫩不是開放的社會！你應該是指在阿拉伯國家中最不保守吧。」Helem通訊部協調員Doumit Azzi Draiby笑說。來到Helem，地址在市區內隱蔽的大廈內，大門後是重重的鐵閘，為了防範不速之客。就連走入辨公室，亦只是看到一間間幾乎沒有佈置的房間，察覺到記者的觀察，Doumit坦言不留下過多同志平權的痕跡，是為了預防攻擊。

Doumit感嘆，以往這個地方人來人往，但自內政部長2022年禁止任何「宣傳性扭曲」的活動，執法人員成為常客，有關倡議、包容的私人飯店聚會被禁，2023年9月由多個組織合辦推廣的自由遊行遭一群魁梧大漢反對、演變成傷人衝突之後，「那是最後一次黎巴嫩舉行的民主派公眾活動。」現在Helem約200名會員的每月聚會也改為地下式進行，記者亦不容許參與，Doumit坦言參加人數大減，「我們站在一個尷尬的地方，一方面發聲便會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衝突，但不發聲似乎是助紂為虐。」

2024年9月，以真局勢升溫，逃難者大批湧進收容所，而許多來自真主黨據點的人大多有傳統穆斯林背景，朝夕相對之下，同志身份難以隱藏，許多同志身分被揭發後遭到毒打並趕出收容所。但Helem組織已經難以自保，Doumit說，前來求助的600人中，組織只應付了250人。「戰火無眼，不論身份，同志與否、黎巴嫩人或敘利亞、巴勒斯坦難民，這一役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LGBT成為代罪羔羊

黎巴嫩早年已經歷一系列動蕩事件，醞釀多時的金融危機在2019年爆發，2020年遇上疫情與貝魯特港口倉庫大爆炸事件，以真戰火只是最後一根稻草。國外認為黎巴嫩政府無能，但國內政客卻成功遊說國民，把問題歸咎於同志平權，「他們指責同性戀是來自西方思想，是西方用來滲透我們的文化，破壞我們原有的傳統家庭觀，支持同性戀的都是西方間諜，利用這套論述受到廣泛支持。」

Doumit繼續說，「當政府這個社區保護網破裂，他們經歷破產、流離失所，人就會返回自己的原生家庭與社區，很多時候這些社群都有宗教背景，而當這些領導人協助社群內的人，變相令人接受他們推舉的意識形態。」Doumit指這情況不單出現在黎巴嫩，更是地區性現象，「由伊拉克、約旦等，性小眾團體成為政權崩壞的代罪羔羊。」

現在全球有60個國家將同性性行為視為違法，非洲有30國，全球按地區分類最多，但刑罰最高的國家主要分佈在中東地區，伊朗、沙烏地阿拉伯與葉門都會判處同性性行為死刑，阿富汗、巴基斯坦、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沒有釐清法律刑責，隨時可以判處死刑。原來被認為對同志較友善的國家也遇上阻力，伊拉克2024年8月國會提出修改條例，假如通過，同性戀當前最高刑期可從15年改為死刑，周邊國家亦判處同性戀者入獄至少2年。Doumit說，約旦、埃及政府大肆打擊同志團體，北非的突尼西亞總統賽義德（Kais Saied）近年加強權力控制，鎮壓反對派、律師和記者，亦影響了同志運動。

回到黎巴嫩，Doumit對現況並不太悲觀，雖然國內右翼基督教派與傳統穆斯林對同志來說並不友好，但同時因國內奉行以教派區分配權力的《國民公約》，不論多寡教派都可自由發聲，成為黎巴嫩立法一大阻力，「我們的政治生態異常侷限，極難通過一些議案。每當一個派別投反對票，就不會獲得通過，如先前亞美尼亞群體，雖然不如什葉派和遜尼派兩大黨派，但針對一項法例投反對票，就不獲通過。」而2024年也有9名國會代表提交法案試圖推翻534條例，同志平權幾乎難以通過，但同時，恐同法案也難以通過。

黎巴嫩就像是整個中東地區性少數群體面臨的困境縮影。他們尋求自我認同的同時，總是要面對社會、宗教和家庭的多重壓力。儘管如此，他們依然選擇追求屬於自己的空間與自由。K的媽媽花了兩年來消化他出櫃的消息，至他的家人最近來探訪，與K現在的伴侶一同吃飯，「儘管我沒有向他們正式介紹，他們都接受並視R為家人。」言詞間，沒有說出口，沒有強迫接受，彷彿就是彼此的默契。正如K所言，「一點一滴的改變，總有一天會讓人看見。」

這一個個性少數的生命，在暴力與偏見中，提醒我們，有一種力量，叫做勇氣。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