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現實主義從何而來：逃離納粹、權力平衡與利益至上的「第三條路」

先前介紹季辛吉擔任公職期間所經歷的歷史事件，普羅大眾應該能夠初步理解這個人的一生。除了功過之外，複雜的季辛吉仍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透過解析他的決策脈絡，可以提供給對外關係或國安戰略的專業人士有價值的識見，也能進一步理解美國外交的多樣性。

首先，季辛吉的成長過程形塑了他的初步思維模式。生於威瑪共和的年代，季辛吉眼見納粹如何透過民主制度掌權，帶來猶太人的屠殺與德國的毀滅，這可能造成他心裡的創傷，讓他恐懼國家陷入動亂，執著於追求穩定，同時家族的悲慘經歷也使季辛吉深刻感受，權力才是一切的主宰。

不難明白，對於經歷過反猶、移民等艱苦生活的人來說，從理智或情感上都很難接受光靠民主制度就能達到政治目標。威瑪共和的悲劇告訴季辛吉，秩序和正義不是在庶民觀念中自然生長，而是需要有堅定民主信仰的政治菁英推動，唯有當這些精英守護具正當性的社會價值，讓庶民服從學習，國家才能步上正軌。

換言之，在一個充斥暴力的殘酷世界中，能夠為生命和自由提供保護的是強大的領導人，而非民主制度。因此季辛吉認為卓越的領袖需要勇氣在邪惡之間做出抉擇，真正的道德是選擇傷害較小的惡，也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古老教條，甚至可以說，領袖之所以容忍殘暴行為，乃是為防止更嚴重的苦難發生。

如1940年代，美國和英國必須打一場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才能解救歐洲、擺脫納粹的統治，美國也不得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避免更血腥的日本登陸戰。德國投降後，鐵幕旋即降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只能在歐洲各處部署致命武器，以確保資本主義文明在共產主義鐵騎前得以生存。

有些人可能不以為然，這必須從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談起。對於國際體系，現實主義的基礎假設是無政府狀態，不同於國家內部，世界缺乏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仲裁，因此各國必須自助自救，才能免於滅亡。由於國家是如此脆弱的組織，所以季辛吉才主張，政治人物沒有出於道德約束而讓國家面臨生存風險的權利。

▌權力平衡的重中之重

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季辛吉，家人將他原來的德文名字海因茨（Heinz）改成亨利（Henry），希望能快速融入美國社會，季辛吉也不負期待，成為唯二出生於美國之外的國務卿（另一位是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歐布萊特）。然而，季辛吉的思維仍是偏向歐洲外交傳統，從他推崇的歷史人物利希留、梅特涅、俾斯麥等前輩即可理解。

歐洲外交強調的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國家間會發生戰亂，是因為體系失衡，所以政治人物必須重建平衡，才能帶來和平。季辛吉的思維也是根植於此，在他任內，絕大部分的政策都是為了遏制共產主義，並維持體系平衡，這兩個目標不相違背，而是要拿捏分寸，並適時矯正過度的傾斜。

比如在贖罪日戰爭中，美國一貫支持以色列，但要知道，華府主要目標是確保以色列穩固六日戰爭的領土成果，而不願見到以色列若戰勝又佔領新的土地。因此戰事初期尼克森和季辛吉都想低調支援以國，減少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不滿，季辛吉甚至對蘇聯特使表示，無論以色列或埃敘聯軍戰勝，都是美國的惡夢。

在季辛吉看來，贖罪日戰爭不啻是體系失衡，他擔心美國支援以軍而導致蘇聯強硬介入，最後美蘇雙方被迫開戰，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與世界末日。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就得重建中東平衡，季辛吉不惜兩次威脅以國政府撤軍並與埃敘和解，他強調必須要恢復阿拉伯人的尊嚴才能解決問題，最後更趁機與埃及恢復關係，削弱蘇聯對埃及的影響力。

必須注意的是，季辛吉雖然繼承歐洲外交傳統，但他畢竟是美國國務卿，了解美國作為當代西方文明最強大的象徵，可利用美國國力達成其目標。季辛吉也清楚美國人和歐洲人的世界觀不盡相同，他嘗試教導美國人接受現實主義，既要走出後越戰的創傷，還要適應美國在更多元的世界中衰弱的趨勢。

▌現實主義的第三條路

那麼，美國人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呢？權力平衡從來不是美國外交政策關注的重點，這是由於美國在美洲大陸相對安全，北邊的加拿大和南邊的墨西哥都遠非對手，不像歐洲諸國時常要為生存死鬥。

傳統的美國外交有兩種分歧思維，一種是孤立主義，為了確保新興合眾國的發展與繁榮，不願與他國結盟，後來演變為門羅主義，避免歐洲介入美洲事務，侵害美國利益。孤立的情緒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華府發現美國的力量足以撼動世界，孤立無法滿足美國菁英越來越大的全球野心。

另一種則是所謂的昭昭天命觀（manifest destiny），意指天注定美國要統治北美大陸並傳播民主和資本主義，原本用於辯護19世紀時美國驅逐原住民與他國勢力以擴張領土。隨著美國國力漸強，轉而出現了威爾遜主義，即美國的天命是推動世界各國民主化，並將國際體系轉變為基於民主、自由和國際法的全球國際秩序。

季辛吉認為這兩種都過於極端，現實主義要走第三條路。首先美國和他國一樣，沒有甚麼例外論可言，美國要按照利益行事，這讓部分堅信美國擁有非凡使命的人難以接受；再來現實主義者並不關心他國內政，不管該國是否為民主制度，只要對美國有利就可接觸，所有的舉措都是為促進本國利益，包括國家生存、國際地位、經濟成就等。

落實在具體政策上，即是所謂的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重新界定美國在1970年代的全球角色。 比如尼克森強調，美國會以多樣策略對待共產陣營成員，這種現實主義的高潮落在利用中國制衡蘇聯的三角外交。與美國放棄的台灣蔣介石獨裁政權相比，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國不啻是人間地獄，但華府顯然更在意中國帶來的利益。

當時尼克森政府關注的一個焦點是，如何遏制所謂的修正主義或革命國家對體系秩序的破壞，因此當中國表示願意脫離長期孤立，雙方一拍即合。在尼、季的想法裡，如果一個大國置身於國際秩序之外，並懷有敵意，世界就不可能安全，尼克森政府甚至認為亞洲應該是由美蘇中日四強達成平衡的體系，中國自然必須是體系一員。

談了這麼多季辛吉的思維，應該可以稍微了解其決策脈絡。現實主義最重視國家利益，但到底甚麼是國家利益？兩億美國人可能有兩億個答案，對華府來說，捲入越戰是為國家利益、脫離越戰也是為國家利益，對尼克森來說，反共是為國家利益、接觸共黨也是為國家利益，外交往往會以雙標、甚至是多標來貫徹目的，這是現實主義最受詬病的地方。

再想像一下，如果季辛吉沒有下令轟炸印支三國，共黨是否就不會掌權、赤柬就不會濫殺？如果美國早知道越戰是個黑洞，是否當初就不該介入、讓越南人自己內戰？這些問題只有立場、不會有答案，唯一可肯定的是，外交決策者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受到的監督與檢視更多，已很難像季辛吉之流恣意操弄政策，但世界的苦難仍然不會因此結束。

責任編輯／王穎芝、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