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杜魯道的政治風暴：中國干預選舉...加拿大只能承受？

加拿大媒體廣泛報導中國兩度干預加拿大2019、2022年度大選，加國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3月上旬宣布對此啟動特別報告機制（Special Rapporteur）、3月15日任命前加拿大總督強斯敦（David Johnston）擔任特別報告員 ，研擬是否進行公眾調查，以此回應來自加拿大民間的督促壓力。

隨著中國干預選舉的文件和報導揭露，加拿大的政壇與民間也展開了各種攻防與辯論——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已調查此事多時，並在2022年1月首度向杜魯道提出彙報，然而為何加拿大政府面臨民主威脅，卻時至如今才緩慢採取行動？

而由於杜魯道領導的自由黨自身也陷入是否接受中國金援的疑雲，杜魯道並未立即採取公開調查的態度立即招致加拿大社會批評，同時加拿大華人社群則陷入尷尬處境——如今，加拿大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是否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國家情報局發現了什麼？

加拿大社會對中國干預選舉的關注，起源於在國安情報局（CSIS）2019年、2021年的機密報告外洩，該報告警示多名候選人受中國政府影響、資助，中國政府的兩大目標是確保自由黨政府在2021年大選後繼續執政，以及擊敗個別特定的保守黨候選人。

為此，中國政府向駐加拿大各領事館施壓要求制定戰略、影響在加拿大政壇和社會上活躍的華人及華人團體。報告提及，對中國來說最好的情況是自由黨持續以席次不過半的少數派政府之姿執政，並引述2021年的選舉日前八週，有中國駐加外交使團的領事官員表態指出北京當局「偏好國會中的政黨相互爭鬥，反之如果執政黨席次過半，加拿大政府就可以輕易實施不利於中國的政策。」

CSIS在報告中列出的影響選舉手法，包括提供未申報的政治獻金，或讓某些企業主僱用中國留學生並「指派他們全職擔任競選活動志工」、以及鼓勵捐款給中國支持的候選人——CSIS 在2021年12月20日的報告指出，在受鼓勵的捐款人以政治獻金獲得聯邦政府的抵稅額之後，原本捐款數額和抵稅額之間的價差，會被還給捐款人。當中最關鍵的部分，則是設法影響華人移民社群的意向。

報告中也具體點出議員名字，據《CBC》的報導，外洩的2019年CSIS的機密報告中，曾經嚴正告知杜魯道的自由黨，有關該黨的多倫多地區的候選人董晗鵬（Han Dong）可能受到中國領事館的青睞。

根據報導的消息來源，國安情報局一直注意著曾任安大略省議員的董晗鵬，因為他在2019年取代同選區另一名中國出生的的時任國會議員譚耕、獲得黨內提名的情況有些可疑。

譚耕本身在過去也有提名爭議——譚耕在2014年宣布參加自由黨黨內提名，其過程中他被指控特意召募大量華裔人士入黨以通過初選；當選後譚耕也與中國政府互動密切、多次到中國訪問。譚耕還曾經被指控為一位涉嫌詐欺的中商傳信給當時的加拿大駐中副大使，不料該信被轉交給加拿大調查局處理；譚耕也為此而宣布不再競選連任。

而董晗鵬則被這次國安情報局的報告指出是多倫多中國領事館「屬意」的候選人。董晗鵬在最近一次，加拿大國會有關維吾爾人權議案的投票日當日刻意不出席（同天他仍參與了其他議案投票），引發了更多的聯想。順帶一提，該維吾爾人權議案仍得到322位出席的國會議員全數通過。

另外在國安情報局的機密報告中，時任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佟曉玲曾對外宣稱，自己「擊敗2名保守黨議員」，加拿大媒體和政界普遍認為所指的是在2021年加拿大國會大選落選的兩位香港背景議員——已連任三屆的國會議員黃陳小萍（Alice Wong）及首次爭取連任的趙錦榮（Kenny Chiu），此事可說間接證實了中國對加拿大的選舉產生影響。

趙錦榮曾則在多次公開的為香港民主、維吾爾及西藏人權出聲，也與加拿大的台灣社區互動頻繁，似乎因而成為中國的眼中釘。他在任內提出的《外國影響註冊法》，也是目前被認為解決外國勢力影響加拿大選舉的必要途徑之一。

除了國會議員之外，《環球郵報》報導引述了國安情報局2022年1月份的報告，當中提及佟曉玲「培養」加拿大華裔官員參選、以牟取北京利益——《環球郵報》認為，這指的是2022年10月勝選溫哥華市長的沈觀健（Ken Sim）。在選戰中，沈觀健微幅勝出前任市長史都華（Kennedy Stewart）3萬7,000票。

史都華任內對台友好，除暫停與中國外交官會面外，也大力加強與台灣的關係，包括推動溫哥華與高雄結為姊妹市，史都華表示自己在2022年5月時聽取CSIS的中國專家簡報外國干預市政的情形，簡報中提到佟曉玲及中國海外官媒對史都華本人的攻擊，指責他「散佈陰謀論、分裂華人社區」

CSIS的報告中，也指出佟曉玲在2021年11月中旬，即談到要協調華僑、以在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中發揮作用，要求「盡一切努力提高少數族裔在2022年溫哥華市長選舉的投票率」、要「選出一名特定的華裔候選人」。

針對一樣被CSIS報告指出受到中國干擾的2022溫哥華市選，沈觀健拒絕加拿大媒體的採訪請求，僅透過發言人回應「無法就與國安機構的互動發表評論」，以及表示沈觀健自從上任溫哥華市長以來，還未與中國領事館人員會面。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在東岸的董晗鵬、西岸的趙錦榮及黃陳小萍的選區，或是整個溫哥華，都有大量的華人選票，因此各黨的競選策略都會提名華人參選。在華人社區中，「華人參政」也是另一個希望改變加拿大政治生態的運動，但是卻造就了另一種變相的發展，就是讓有許多華人選民「依膚色投票」，為了爭華人地位的「一口氣」而支持特定候選人。

或許就是這「爭一口氣」的心態，讓一向擅長操作民族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加拿大的民主社會，找到許多干預的空間。

▌為什麼不立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對於國安情報局的報告直指有自由黨議員接受中國政府金援，杜魯道對此的回應是一再否認、也聲稱自由黨政府並未忽視CSIS所提出的警告，然而加拿大在野黨並不買單；杜魯道選擇任命「特別報告員」、而非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定，更在實質調查行動展開前，就讓加拿大社會質疑所謂「特別報告員」能夠提供意見的公正性。

由於中國干預選舉一事，不僅是外國勢力介入、還牽扯出總理及總理辦公室是否也涉入不法的疑雲，因此照理來說，此時應該採取的措施是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總理杜魯道本人、以及過去曾一同聽取CSIS彙報的總理高級幕僚都應一併接受調查——最大在野黨保守黨黨魁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近期在國會質詢杜魯道時，更直指杜魯道「不敢面對真相」，杜魯道採取的閃躲態度，似乎也讓自由黨陷入危機。

根據保守黨的說法，其實早在2011年，保守黨籍前總理哈柏（Stephen Harper）執政時，就曾經收過CSIS有關中國政府干預加拿大選舉的機密報告，哈柏政府也對保守黨自家提名的候選人有特別的注意。繼任哈柏總理之位的杜魯道，幾乎不可能對這項報告毫不知情，只是選擇如何面對而已。

保守黨抨擊杜魯道的面對方式，就是以拖延策略，試圖讓與論產生疲乏，將今天的新聞熬成明日的舊聞，等到焦點不再的時候，自然而然就可以不需要面對。

杜魯道的回應，則是一再地說明國會議員已經可以透過 國會安全情報小組（NSICOP）監督政府如何處置中國介入選舉疑雲，但杜魯道避提的是，NSICOP並沒有任何執法的權限，無法實質促使政府積極地去處理問題，這番說法恐怕讓加拿大人民誤認「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就如他選擇任命特別報告員，而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那樣，可能只是在延宕加拿大社會對此案的關注、直至退燒。

▌杜魯道家族與中國的淵源

事實上，對加拿大人而言，自由黨一路走來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是令人關切的。

自由黨籍的前總理克里田（Jean Chretien）及馬田（Paul Martin）政府與中國之間關係熱絡，中國市場更對克里田和馬田的家族企業的至關重要，其緊密關係甚至曾經是澳洲政府希望仿效的對象。

杜魯道家族也和中國有著一定淵源，根據加拿大《全國郵報》的報導，杜魯道的父親、前總理皮耶・杜魯道，就曾於1948、1949年走訪世界各國進行背包旅行，當中就包括中國，當時共產黨才剛剛接管中國。

而後，皮耶・杜魯道又在1960年中國大躍進時期與其好友埃博特（Jacques Hébert，1983年由老杜魯道任命為參議員）一同再赴中國旅行。兩人後來還一起出版了一本書《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書中一段話可以道盡了他們對中國的好感：「有質疑的人會說，我們看到一切不真實，我們也不應該太過佩服他們那些很特別的成就，但我們不這麼想。」

老杜魯道和埃博特兩人在書中，更是讚揚毛澤東帶領著中國人民走出漫長的陰霾歲月。在老杜魯道1968年當選總理後，他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與中國建交；他更在1973年以總理身份訪問了中國，以及在卸任前一年的1983年以和平之旅的名義再訪中國。

老杜魯道還曾經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剛發生之際，帶著全家再度到中國度假，當時他已經卸任總理，而時年18歲的大兒子賈斯汀（即是如今的加拿大總理）跟15歲的小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re），也都在此最敏感的時刻同行。

杜魯道全家幾乎沒有在行前或事後，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任何的評論。亞歷山大甚至在自己2016年出版的書《迷失在新中國的鄉巴佬》中，表達了對中國政府的欣賞，認為中國如果沒有一個集權的政府，就無法如此「進步」。

而成為現任總理的賈斯汀．杜魯道，也曾在2013年的一個募款餐會中，表示他對中國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羨慕，認為集權統治讓中國可以很快翻轉原本的貧困處境。隨後在他跟著父親的腳步當選了總理後，更提出了加拿大的中國政策要「重新啟動」。

倘若不是疫情及俄烏戰爭讓整個自由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有了戲劇性改變，加拿大對中國的立場是很難在自由黨的執政下有太大的改變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對杜魯道的那場「訓斥」記憶猶新，加拿大人民也正高度關注這位總理如何拆解這次加拿大民主政治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