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繭如何重生？緬甸政變兩年...專訪被軍方性侵的記者

編按：2023 年 2 月 1 日，緬甸政變兩週年。如今，緬甸社會的運動能量漸漸沉寂下來，77 歲的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被判 19 項罪名全部成立，總計 33 年刑期，被軟禁在首都奈比多。在大城市裡，人們繼續努力工作對抗通貨膨脹、適應停電和爆炸聲。但在邊境地區，戰火依然不斷，部分當初在大城市抗爭的示威者選擇加入民地武裝組織，或加入由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成立的人民防衛部隊（PDF），堅持與軍政府對抗。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統計，截至 1 月 31 日，軍方已逮捕 17,572 人，殺害 2,940 人。

《轉角國際》跨國專訪兩位緬甸記者，分別是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 Paul（化名），以及已經逃離軍政府、如今人在泰國清邁的記者 Ye Mon。這兩位記者基於各自的考量，而有了不同的選擇，留下的 Paul 時時刻刻面臨被逮捕的恐懼，飛到清邁的 Ye Mon 雖然逃離了恐懼，卻也帶著軍政府留下的傷痕一起離開。身為記者，留下與離開的選擇，以及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上篇請參考：《留下的恐懼與代價：緬甸政變兩年...專訪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本篇為 Ye Mon 的專訪內容。

這是緬甸獨立媒體《Frontier Myanmar》的記者 Ye Mon 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以真名寫下自己被軍方拘留、性侵的經歷。這段痛苦的經歷，讓他想要逃離緬甸，甚至讓他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挺過來了。如今，他和妻子、兒子已經到泰國清邁生活，繼續報導緬甸的故事。

緬甸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政變，那時的 Ye Mon 以為這場政變很快就會結束，卻沒料到這是軍方策劃已久的政變，且翁山蘇姬領導的政府似乎對此毫無準備。不久，軍方很快便祭出《刑法》第 505（A）條，任何人只要發表任何有關政變或軍政府的不合法（illegitimacy）的評論，都將被視為刑事犯罪。當時，基於人身安全，許多記者已經計畫要離開或已經離開緬甸，因為在已經難以容下質疑、批判的大環境裡，記者們持續被跟蹤、被拘留、被逮捕，被殺害，在第一線揭露軍方暴行的記者無疑成為軍方首要針對的對象。

Ye Mon 解釋，在緬甸，軍方能完全掌握記者的個人資料，除了因為軍方擁有很多線人，也因為他們擁有記者的資料庫。在 2011 年，緬甸記者必須把詳細的資料交給政府，才能去參加記者會和國會。「我想，這是我們的錯。」他說記者不該把資料交給政府，而且他們也從沒料到會再度發生政變。

當時，在發生政變的一個月後，軍方就開始到 Ye Mon 的舊址找他，最後還真的找到了他的住處。他意識到情況有些不對勁，於是在透過一些管道發現自己不在機場的黑名單上後，他申請了泰國簽證，並於 2021 年的 10 月飛往泰國。但是沒過幾個月，他收到了親友病重的消息。儘管知道回去有一定風險，但他認為如果軍方讓他出境，那麼再入境應該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因此，他的飛機在同年 12 月 12 日從泰國起飛，並於晚上 8 點降落在緬甸機場。

▌回到緬甸的勇氣與代價

以下主要引述以及整理 Ye Mon 在《Frontier Myanmar》寫下的經歷。

抵達後，他形容機場當時非常安靜。他到櫃檯登記，決定最後要在哪裡隔離。一開始，他和移民官員的互動都很正常，但沒過多久全副武裝的警察走了過來，把他帶到房間的角落，開始質問他：是不是寫過反軍方的文章？是不是和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和其人民防衛部隊（PDF）有聯繫？知不知道自己已經違反《刑法》第 505（A）？

Ye Mon 心跳加速。他解釋記者基於報導需要，需要跟各方交談，包括民族團結政府和人民防衛部隊，以及如果他知道自己被控，那他就不會再回到緬甸了。Ye Mon 的回答似乎奏效，警察把他帶到了政府的檢疫中心隔離，但沒收了他的筆電、手機和護照。於是，他的心也跟著沉了下去，擔心壞事可能會發生。一個小時後，士兵和警察來到他的房間，對他戴上手銬，用黑布蒙著他的眼睛，把他帶了一個他至今也不知道的地方。他猜測，這可能是軍政府在仰光的其中一個審訊中心。

不知道過了幾個小時，也許是三個小時，有幾個男人走進來，質問 Ye Mon 是不是和民族團結政府有合作，並且想要知道 Ye Mon 聯繫的消息來源。Ye Mon 表示已經答應要對受訪者的身分保密，他懇求士兵放他走，結果換來一頓拳打腳踢。在整個過程當中，Ye Mon 的眼睛始終都被蒙上，黑布並沒有摘下來。

那個晚上，Ye Mon 被送回了飯店，他以為一切已經結束，但在隔天的晚上 9 點，士兵和警察又重複同樣的流程，對他戴上手銬，用黑布蒙著他的眼睛，又把他帶走了。審問過程中，他們再問了 Ye Mon 一樣的問題，接著又開始毆打他，最後又再把他送回飯店。第二次回到飯店的晚上，Ye Mon 回憶，「我痛苦得睡不著覺。」

隔一天，12 月 14 日，Ye Mon 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他又被蒙上眼睛，帶到了審訊中心，又被問了一樣的問題。過程中，他聽到一位女性的尖叫聲，從士兵的話語中，Ye Mon 感受到士兵們要自己和那位女性發生性關係，他們再次要求 Ye Mon 供出受訪者和消息來源，Ye Mon 再一次拒絕回答，表示自己已經忘記了。也是那一刻開始，士兵們性侵了 Ye Mon，「我求他們停下來，但他們要我安靜。這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

當下，Ye Mon 的想法就是想要活著走出去，他想著如果這一些士兵喪心病狂到可以性侵人，那麼自己隨時都會被殺害，於是他給了假的名字和號碼，以及在盡量減少他人風險的情況下，交出了一些電話號碼。絕望中，他也告訴士兵自己曾經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擔任顧問。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Yemon 被送回了飯店。

回到飯店的 Ye Mon 鬆了一口氣，但所經歷的一切揮之不去。他說， 14 號對他而言原本別具意義，因為這一天是他和妻子結婚的日子，也是他兒子的生日，但在痛苦的拘留經歷後，14 號變成了好壞參半的日子，「這變成 50% 和 50%，在這（被拘留）之前，是 100% 的快樂。」

軍方當時到 Ye Mon 的飯店，和他協議，並列出幾個條件要求他：對自己經歷的一切保持沈默、不為《Frontier Myanmar》工作、不聯繫民族團結政府和人民防衛部隊、國內國外旅行都要提早通知警察局——只要 Ye Mon 簽署同意，那麼軍方就會撤銷指控，以及歸還筆電、手機和護照。Ye Mon 寫道，儘管他真的很想擺脫軍政府，但要他跟軍政府達成協議，依然讓他感到噁心。不過基於家人的安全，Ye Mon 簽下了這一份協議。

12 月 20 日，Ye Mon 解除隔離，雖然最終順利回到家，他依然感到痛苦，甚至恐懼。就算身上的傷口慢慢癒合，但他開始害怕黑暗，只要在街上或是社群平台上看到士兵，都讓他崩潰。對於這段經歷，他覺得難以告訴自己的妻子。甚至，絕望到谷底時，他想要結束生命。他寫道：我覺得我沒有未來，沒什麼可以期待的。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孤獨。

所幸，經過幾個月的掙扎後，2022 年 4 月，他把這段經歷告訴妻子，雖然這一份傾訴讓他狀況稍微好轉，但身心依然備受煎熬，他想要離開緬甸。於是他再一次申請泰國簽證，結果他通過申請了，成功於 2022 年 6 月 6 日降落在泰國，他的家人也跟著他一起到了泰國。

他說，至今他依然不知道為什麼軍方會讓他出國，但至少，他擺脫了獨裁政權。而他所屬的《Frontier Myanmar》也為他準備了定期諮商，幫助恢復。

▌離開緬甸的必要與覺悟

Ye Mon 抵達泰國後，用真名寫下這段真實經歷，揭露軍方暴行。

當被問到書寫的過程中，自己在想些什麼，Ye Mon 緩緩回應：「我在 2022 年 6 月開始寫，並且在 9 月完成。我和編輯討論了很多，像是要不要使用真名，因為我不希望兒子知道這一段經歷。但為了證明報導的準確性，以及鼓勵更多人站出來，所以，我最後做了這個決定。」

結果報導上線後，Ye Mon 妻子的工作受到了影響。他的妻子原本在緬甸的美國非政府機構工作，後來這一個機構以政治敏感為理由，終止了和其妻子的工作合約。這讓 Ye Mon 覺得非常不合理，正考慮是否要寫信申訴。而他自己原本擔心報導上線後，軍方會否認一切、並將之污衊成謊言，但軍方最後沒有給予任何回應。

身為記者，Ye Mon 勇敢地揭露了軍政府暴政，但身為一位父親，他也有自己的矛盾，因為他不想讓孩子知道自己的這段經歷，「當他長大後，我不希望因為自己經歷過的壞事，而讓他感受不好。」那麼有一天，他有可能會把這段經歷告訴自己的孩子嗎？他回答：「如果會的話，他會是最後一位知道的人。」

如今，在清邁，Ye Mon 持續報導緬甸的故事。因為不在當地，他只能透過電話、通訊軟體如Signal、第二或第三方資源與受訪者聯繫，這有時也會讓查證工作變得困難。雖然如此，但身在國外，讓他覺得比較安全，也相較沒有自我審查的問題。在一切看似慢慢好轉的情況下，Ye Mon 分享近期讓他最開心的事情是兒子的兩歲生日。他在螢幕那一端露出笑容，說道：「去年是我兒子的兩歲生日。在他一歲的時候，因為疫情我們沒辦法和他慶祝，但現在我們在泰國，可以在免於軍政府的恐懼下，好好幫他慶祝生日。」

也是在經歷這一切後，Ye Mon 坦言他其實有想過要轉換跑道，畢竟記者的工作不容易維持家庭生計，他想過要當一名通訊主任，但最後他還是沒有這麼做，「我的興趣是當記者，還想要繼續寫，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沒辦法轉換跑道。」

「那你試著想著想像，在走過這一些痛苦的經歷後，在你已經 80 歲的將來，有沒有什麼話想對自己說，鼓勵自己嗎？」對此，Ye Mon 想了一想，然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