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原爆的新聞人（上）曼哈頓計畫的勞倫斯...交換真相的販子？

1945年8月6日凌晨2點46分，「艾諾拉．蓋號」（Enola Gay）在天寧島的跑道上緩行向前，而後猛然升起、飛進夜空時，《紐約時報》科學版記者威廉．勞倫斯（William L. Laurens），正站在「北機場」塔台上關注著這架巨型轟炸機的起飛情況。曼哈頓計畫副指揮官湯馬士．法雷爾准將（Thomas Farrell）就站在他的旁邊。

「艾諾拉．蓋號」是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對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民而言，B-29是空襲的大怪物，朝他們的屋舍田地投下一顆又一顆的炸彈，但「艾諾拉．蓋號」的使命與她的伙伴不太相同，承擔這次任務的第509大隊，除了大隊長保羅．蒂貝茲（Paul Tibets）之外，絕大多數隊員儘管接受了秘密訓練，仍不清楚目的，直至「艾諾拉．蓋號」接近硫磺島時，聽到保羅．蒂貝茲從對講機下的指令時，才明白嚴重性。

此時，保羅．蒂貝茲說的是：當日本進入目標視線，對話皆要錄音，「這是為了紀錄歷史，所以請記住你們的用字。我們正攜帶著一顆原子彈。」此前，大多數機組人員從未聽過這個詞，因而感到毛骨悚然。

即使並不知道自己將面對什麼，機組人員仍如常工作。副駕駛羅伯特．路易斯（Robert Lewis）在「艾諾拉．蓋號」飛到三萬兩千英呎的轟炸高度時，應記者威廉．勞倫斯的要求，在飛行日誌上寫下：「各位，目標不遠了。」

看著「艾諾拉．蓋號」起飛的威廉．勞倫斯，或許比機組人員更清楚，他們將是見證歷史之人。

▌威廉．勞倫斯是誰？

1888年生於蘇聯時期立陶宛的威廉．勞倫斯是猶太人，其於1905年俄國革命後，被母親裝進一個大醃漬桶中，偷運出境，最後落腳美國。雖取得法學學位，卻於1926年當上記者。4年後，他加入《紐約時報》團隊，主跑科學新聞。

1939年2月，威廉．勞倫斯參加一場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會議，聽著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與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針對原子裂變（atomic fission）發表演講，旋即意識到人類的命運將會出現改變──

有「原子能之父」之稱的恩里科．費米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後，從義大利移民到美國，與哥大同僚一起進行核分裂的實驗，進一步驗證連鎖反應的可能。這些科學家發現：用一個中子轟擊鈾原子，會造成鈾235原子分裂，並產生兩個中子，同時釋放出能量。他們意識到這樣一來，新產生的中子又可以繼續轟擊其他鈾235原子，繼續產生更多中子和能量，這樣的連鎖反應繼續進行數十次後，產生的能量非同小可。

當時威廉．勞倫斯一邊聽一邊在紙上計算，發現連鎖反應進行80次後，產生的能量就巨大到驚人的地步，絕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反應爐，驚覺這會是一件「大代誌」，而自己竟成為這場科學史上最重要會議的見證者。

原子裂變的發現可能是劃世代的，而這場會議對威廉．勞倫斯而言，或許也是人生的分界點，至少他的妻子佛羅倫斯（Florence D. Laurence）曾如此形容他的改變：

此後，威廉．勞倫斯陸續發表幾篇與原子能有關的報導，儘管當時對於鈾的報導不算少，但他寫在《星期六晚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的文章〈原子放棄（The Atom Gives Up）〉，讓曼哈頓計畫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Gen. Leslie Groves）留下深刻印象。

曼哈頓計畫是首枚核子武器建造的秘密行動。這個計畫於1942年正式啟動之前，歐洲許多科學家已在原子能應用原理上有些收穫，但也擔心這些研究成果將為納粹德國所用，從而打造出毀滅性武器──其中，躲避納粹迫害而逃亡美國的科學家們，尤其憂慮，故組成一股勢力，力圖說服美國政府高層面對這項危機。

美國原子能發展就在這個背景上，在總統羅斯福於1941年秋天批准研究計畫後，由陸軍接手。至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宣戰的半個月後，核子武器研發專區才開始動工，名為「曼哈頓工程特區」（MED）。這項研發計畫之所以取名曼哈頓，實是一種掩耳盜鈴法，基於保密立場，故以當時負責設立工程特區的麥紹爾上校（J. L. Marshall）紐約辦公室位址辦公室命名。

曼哈頓計畫初始進行時，除了總統羅斯福外，政府高層與國會都被蒙在鼓裡──羅斯福去世，接任總統的杜魯門方才知曉。另，直到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國務院也才獲悉此事。儘管情報不時遭到洩露，曼哈頓計畫決策者仍執行最高度的保密計畫，即使是計畫參與者，也只曉得自己負責的部分。為此，高層還實施嚴密的新聞管制（註1）。

格羅夫斯認為曼哈頓計畫的新聞發佈，應該由專業人員來進行，便向《紐約時報》總編輯艾德溫．詹姆士（E. L. James）提出借調需求，並強調：借調期間，此人不得享受《紐約時報》的任何權利或特權，但不限制他使用雙重名義，只是所有報導均將分送所有新聞同業，該項報導將不屬於個人或某一報社獨有。格羅夫斯特別指名了威廉．勞倫斯。

「在討論細節時，為了保密起見，我們決定威廉．勞倫斯仍列名為紐約時報支薪，但其所需費用則由MED（曼哈頓工程特區）負擔。」格羅夫斯要求詹姆士對威廉．勞倫斯的任務保密，但也未曾過問報社是否有人知情。

而威廉．勞倫斯則走訪曼哈頓工程相關地區，瞭解全盤情況後，自1945年春天起，接手了草擬新聞稿的工作。例如，在原子彈於阿拉莫哥多試爆前數周，他就在臨時委員會（Interium Committee）（註2）指導下，協助準備白宮新聞稿件──但稿件發佈前均需經國防部長及總統核定。

「稿件內容當然需經嚴密管制。」格羅夫斯在他的著作《Now i can tell》中強調。

▌唯一知情的記者

原子彈製造過程困難重重，但最終於1945年7月16日凌晨於美國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多（Alamogordo），完成「三位一體」（Trinity）試爆計畫。曼哈頓計畫決策團隊清楚他們的任務是發展原子彈，以儘早結束戰爭。因此，當炸彈在新墨西哥沙漠開成轟開成蕈狀時，在一萬碼距離外觀看爆炸情況的法雷爾在回到基地帳棚時，忍不住對格羅夫斯說：「戰爭結束了。」

「是的，」格羅夫斯回應他：

此時，歐洲戰場已終結，僅剩下亞洲戰場需要收拾。美國軍方與科學家對於是否該使用原子彈而有不同意見──依據負責原子彈設計與開發的科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估計，一顆原子彈能殺死兩萬人，而這數字令戰爭部長（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War）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很驚訝，他只想摧毀軍事目標，而不是平民的生命。臨時委員會成員意見各自不同。最終能拍板定案，只有一個人，即是總統杜魯門。

此時，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只有威廉．勞倫斯一位記者確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在試爆前三天，他忍不住提醒《紐約時報》總編輯艾德溫．詹姆士：這個秘密武器的爆炸性影響將遠超過任何人的想像，當這則新聞被報導出來，「在這件事發生的這天，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文明中的一個新時代將就此展開。」

但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寫下這則獨家報導。他選擇的是協助曼哈頓計畫團隊「遮掩事實」──儘管在無人之地，但原子彈爆炸之巨大，不免會驚動居民與媒體。當美聯社不顧勸阻，仍堅持要發新聞時，團隊先發制人發出由威廉．勞倫斯草擬的新聞稿，宣稱原因是火藥庫不慎爆炸，「由於毒氣彈爆炸，其所含毒氣受天氣影響，陸軍當局從採取必要措施，暫將少數居民予以撤離。」因為新聞審檢的關係，即使有西部地方報紙頭版報導此事，以及華盛頓早報簡略刊登幾行訊息之外，美國東部各媒體皆無刊載。

遲至兩個月後，當原子彈已毀掉日本的兩座城市後，威廉．勞倫斯的報導才發出：

從威廉．勞倫斯的遣詞用字中，不難看出他對這一刻的發生，有多麼興奮。他在報導中對美國科學家領先德國表示驕傲，並隱喻他們是邊界的開拓者，是探索新大陸的先驅者。

就在「三位一體」試爆成功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正在德國波茨坦舉行會議，討論降服日本的事宜，並商決是否該讓史達林加入戰場。因為試爆結果出乎預期成功，杜魯門也將這個成果和邱吉爾分享，似乎也在這個時候，他便決心要在日本投擲原子彈，以盡快結束戰爭。

▌為什麼轟炸後一個月，才出刊現場報導？

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炸落廣島時，威廉．勞倫斯來不及登上觀測機，只能觀察起飛前的準備工作。儘管早在5月16日，他已就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一事，替總統杜魯門擬好演說稿，不過不被格羅夫斯核准，故8月6日當日，杜魯門的演講與白宮發出的新聞稿，是由戰爭部長辦公室主導完成。聲明文告中強調了廣島被轟炸的原因，以及原子彈的威力。

然而，作為與美國軍方合作的新聞人，威廉．勞倫斯仍克盡職責地發送原子彈原理或組織說明，並佐以小故事的新聞稿給媒體。這除了滿足新聞媒體報導所需，也可以防止記者過強的好奇心與窺探。

三位一體試驗時，他僅作「公共服務」，沒有發出自己掛名的獨家，在第一顆原子彈落下後，他依然沒有發稿──他針對廣島的報導，是在一個月後與其他西方記者同時刊登──在美國準備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時，他搭乘隨同轟炸機出發的儀表機，親見長崎遭第二顆原子彈轟炸後，終於發出現場報導，但刊登出來，也是一個月之後的事。

▌外界如何看？

這篇報導為他奪得第二座普立茲獎。對此，格羅夫斯下了這樣的註腳：「當時，他是唯一的新聞通訊員，他所發的審稿需經安全檢查始可發佈。這些新聞電稿使他獲得了當年普立茲獎的最佳新聞報導。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從當代對於新聞記者的標準以及倫理要求，威廉．勞倫斯就算在科學報導上達到諸多成就，都無法否認他在當時所失去的新聞客觀與獨立性。新聞學者、亦是知名戰地記者貝弗利．基弗 （Beverly Ann Deepe Keever）便著書批評在電視時代之前，《紐約時報》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威廉．勞倫斯與紐約時報，卻於此時與美國政府產生共生關係，隻手型塑了這個原子彈發展的黎明時期，協助人們接受這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武器的誕生，也依據情況，決定報導幅度，乃至於不報導。

對於威廉．勞倫斯的質疑始終不斷，2005年，進步派媒體人艾米．古德曼 （Amy Goodman） 和她的兄弟大衛．古德曼 （David Goodman） 以〈廣島掩飾（The Hiroshima Cover-Up）〉一文，要求普立茲獎主辦單位撤銷威廉．勞倫斯的第二座普立茲獎，原因是這位本應客觀公正的記者，當時與軍方有著共生的關係，替政府做不當的遮掩──與其他隻身挺進災區採訪，並設法突破美國新聞審檢限制的記者相比，威廉．勞倫斯因為特權而獲得得到普立茲獎並不公平。尤有甚者，在澳洲記者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發出報導，強調原爆造成的輻射傷害後，威廉．勞倫斯甚至發佈了另一則報導反駁輻射致死的觀點。

不過，也有科學專欄作家及歷史學家替威廉．勞倫斯說話。他們認為在原子彈發展時期，這個記者的見聞都來自軍方或政府給予的資訊，在對核輻射及其造成的災難認知有限的情況下，就連科學家都要親赴日本，才知道其嚴重性，威廉．勞倫斯不可能比專家知道的更多，更不用說，在戰爭這種非常時期，這樣做真的不道德嗎？

「我們是為了生存而戰，」而就其代表紐約時報與軍方合作一事，威廉．勞倫斯的同事、後擔任《紐約時報》總編輯的亞瑟·葛伯（Arthur Gelb）便曾替他感到不平，直言當時是戰爭時期，人們會有恐懼，也會被情緒左右，「勞倫斯知道他將成為知道原子彈發展的歷史學家，他視這個指派為一個記者所能獲得的最具新聞價值的任務。」

在「原子能時代」的開始，一個科學記者會受原子能發展吸引，自然可以想像。威廉．勞倫斯自己也曾說，他就像普羅米修斯一樣，從科學的奧林匹斯山，汲取火焰，將其傳遞給人們。

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史學家艾力克斯．維勒斯坦（Alex Wellerstein）對於威廉．勞倫斯當時的書寫可以理解，也認可他終生投入在核彈、氫彈（勞倫斯稱為地獄炸彈「The Hell Bomb」）的研究書寫中，且再未與政府有所合作。但他也不免形容威廉．勞倫斯「一半是小販，一半是記者，是個百搭牌（wild-card）」，很難想像他這樣的人會被允許參與今日的核武器計畫。

而另一科學作家馬克．沃佛頓（Mark Wolverton）更是在專欄文章中替威廉．勞倫斯打抱不平，稱他日後甚至因為報導太平洋政府的氫彈試爆，而被聯邦調查局調查。就他而言，威廉．勞倫斯一直都在做一名科學記者該做的事，如勞倫斯自己所言：「對於科學記者來說，記錄科學的某種發展是不夠的。他還必須有一種社會意識，一種社會意識。」

正是因為這種社會意識，驅使勞倫斯擔心納粹取得先機而投入原子能寫作，到了晚年又提醒這個發展可能摧毀文明。但無論如何評價威廉．勞倫斯，都已經無法否定他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終生都與「原子」「炸彈」生活在一起了。

註1：據格羅夫斯所言，新聞審查處給予相當的協助。該處是由前克里夫蘭新聞報總編輯霍華德（N.R.Howard）與普萊斯（Byron Price）所領導。他們會協助新聞處理。而曼哈頓計畫的新聞管制原則約分以下三項：凡可能洩漏重要情報的任何消息都禁止刊載；凡對計畫的任一方面可能引起注意之消息均禁止刊載；凡敵人或具有科學發展知識之人所注意的報章雜誌中，禁止刊載任何報導。

註2：1945年春天，經戰爭部長史汀生推薦，由總統杜魯門委派九位文職官員組成。他們的任務是草擬重要的戰後立法草案，協助白宮新聞發促，並對美國未來原子能所需進程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