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雙塔倒下後:911恐攻後的「紐約都更療傷」成功嗎?
「20年的那場『世紀恐攻』改變了世界的命運,卻也加速了『曼哈頓都更』?」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是美國現代史上傷瘡最深、衝擊最強的關鍵衝擊事件之一。當年在客機衝撞下爆炸倒塌的世貿大樓南北雙塔,一共造成2,753人死亡。但在20年後,911世貿遺址(Ground Zero)已經重新改建——其中一部分成為了911事件國家紀念博物館,其他部分則重新蓋回了世貿中心的一號、三號、四號與七號大樓——不過當年的恐攻震撼,雖然嚴重破壞了以世貿為地標的曼哈頓金融區,但以重建、保險賠償與國家政治為名的「天價資金」湧入,卻也快速而結構性地改變了曼哈頓下城區,甚至自此掀起一波改變城市生態結構的大都更時代。
由蓋達組織主謀發起的「911恐怖攻擊」,在美國本土主要分成三大殺傷事件:衝撞五角大廈的美國航空77號航班,在賓州反抗恐怖份子劫機而墜毀的聯合航空93號航班,以及撞入紐約曼哈頓世貿雙塔的美國航空11號航班與聯合航空175號航班——之中,世貿雙塔的死傷人數最多,在總共死亡的2,996人中,91.8%的罹難者都死於曼哈頓。
在世貿中心的2,753名死者中,除了兩架飛機上的乘員與雙塔裡的上班族外,還有403人是第一時間趕來救災,卻因為雙塔突然倒塌崩毀而逃生不及的紐約消防員、紐約警察與紐約港務局人員。極為嚴重而超乎想像的殺傷破壞,不僅對美國社會的集體記憶帶來極大的政治衝擊,在嚴重影響了世界大勢的走向之外,更不意加速了紐約這座「世界之都」的城市變化。
在911事件之前,世貿中心所在的「曼哈頓下城」(Lower Manhattan)就是紐約的金權心臟,以紐約證交所為中心的華爾街金融區,一直以來就是高階金融白領大量集中的辦公城市。周遭公司行號都是股市證券與金融產品,一般的消費型商家也都是為了服務這些高階上班族而存在。
然而在911事件之後,因恐攻而崩毀的不僅只有世貿雙塔,因搜救行動、殘骸清除行動與針對後續第二波恐攻的戒備撤離行動,都讓曼哈頓金融區的日常生活遭遇到極為嚴重的阻礙。雖然紐約的金融活動很快地就從恐攻中恢復運作,但原本聚集於下城區的大量金融公司,卻紛紛被撤往以曼哈頓中城區(Midtown)為主的其他地段「避險逃難」。
金融業的「疏散潮」,一開始只是暫時性的疏散,畢竟911之後下城區的日常活動也封鎖了好幾個月,地方的生活機能暫時無法服務本地的金融業,目擊攻擊的集體創傷更需要緩衝空間——但隨著時間的過去,「世貿遺址」的重建選擇問題,則於2001年底開始成為紐約的激辯熱點,紐約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城市的實體傷口」?也因為911所代表的政治重量,而成為整個美國的政治問題。
▌不能輸的美國精神?
世貿遺址的「重建問題」,在災後第一時間就引發了各方角力的蠢動與爭辯。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美國的政治氣氛亟欲向世界高調宣示「美利堅絕不屈服!」,主流意見也都期待著「直接重建」,要在原地蓋出更高、更強、更金融的「世界奇觀」,好向賓拉登與恐怖份子們嗆聲「美國是無法被打倒」的聲量。
但像是911時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卻主張:世貿遺址應該「聖地化」,不該被商業重建——這位昔日的「戰時市長」認為:911事件對美國社會帶來的衝擊與歷史重量,無論是苦難、犧牲還是災後的強大團結,都已成為現代美國的重要一頁。更何況此地在一夜之間死去了將近3,000條人命,在尊重罹難者與遺族的考量下,世貿遺址與周邊更該保留成「專屬紀念園區」,供紐約市民世代悼念。
朱利安尼的主張雖然貌似合理,但在當代政治與城市的地景現實中,恐怕連市長自己都很難認為這種方案可能實現。特別是911發生當下,已是朱利安尼市長任期屆滿的看守倒數,2個月後的紐約大選就將有新任市長上台。
反對理由除了前述「美國必需要重起」的政治情緒外,也跟曼哈頓下城區的區位位置太過精華、以及其所支撐的城市經濟體系過於巨大重要有關——假設世貿遺址全部變成紀念園區,原本的金融行號與其支撐的上萬個工作機會,是不是就會外流往其他地區?那麼對於區域的經濟與城市發展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這樣是否又真能符合「重建與不屈」的社會期待與國家意義?
事實上,在911爆發之前,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就已經出現了「撤離下城區」的遷移潮。在過去,市場交易的風聲與消息,往往需要比較緊密的消息互動,因此各家投資服務才會集結在紐約證交所周邊,凝聚成曼哈頓金融區。
但從90年代開始的「網路時代」卻大幅改變了資訊傳播與市場互動的方式,金融界不再依賴「物理性」的活動,也因此逐步把公司移往重新開發後,使用空間與彈性更大,同時也更有菁英派頭的曼哈頓中城區——只不過911的爆發,大幅加速了產業移動的趨勢,這也是世貿遺址的重建方式不得不考慮經濟結構的疑慮主因。
▌在你爸的墳上重建?
除此之外,世貿遺址所牽扯的權責政治與財產權利,也讓各方單位纏鬥成一團。因為在911事件半年前,世貿雙塔才被紐約地產富豪——賴瑞.希爾佛斯坦(Larry Silverstein)——的兆華斯坦地產集團,以32億美金標下了99年的租賃經營權。
兆華思坦本人一方面要與保險公司纏鬥賠償官司(雙方為了911是屬單一遇襲理賠,還是南北棟大廈是否各算一起賠償而興訟多年),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重建主張,但這些重建主張又得與聯邦政府、紐約州政府、紐約市政府...等層層單位與各級民代無盡交涉,所有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與政治主張,也沒有任一方案能完美地滿足所有人對於「紀念與重建」的平衡需求。
「你知道那是怎樣的感覺嗎?和911受難家屬的交涉,算是我人生中遇過最糟糕的體驗了。」在911的20周年前夕,現年90歲的希爾佛斯坦難掩糾結地對《金融時報》回憶,在討論世貿遺址問題時,其實仍有許多911罹難者家屬無法原諒「重建」。
因為在此地死去的2,753人中,還有40%的罹難者始終找不到遺體。在歷年的重建工程中,遺址現場仍不斷挖出總共2萬2,000多份的死者殘骸。因此世貿遺址就是親人安息的地方,儘管事情已經過去了20年,但遺族未曾癒合終結的傷痛,卻也極難接受在親人——特別是那些始終找不到遺體的死難者——的安息之地大興土木,重新蓋起辦公大樓?甚至是購物商場?
「許多人在這場災難中痛失至親,所以你該怎麼辦?和他們討價還價,就事論事不講情緒嗎?很難,太難了...但這種情形卻是永無止盡的輪迴持續。」
世貿遺址的處置問題,雖是極為漫長與痛苦的爭辯過程。但就事後結果論的來看,大約在2001年12月朱利安尼任滿卸任、新當選的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上台執政後,就已經確定了「一半遺址紀念,一半都更」的混合性大方向。
▌金融區轉型城豪宅區?
金融資訊服務出身、重商主義的彭博,當時在代表共和黨選上紐約市長後,很快就確定:「世貿遺址不該只是『城市重建』,更要『都市更新』。」彭博認為,曼哈頓金融區當時的區位轉型已經頗為明顯,就算耗費巨資重新恢復,移往他區的金融業不可能再回到下城區,比起短期復原與原址重建,要如何把「重建」進一步投資升級成「城市更新」,才是真正攸關下城區「未來」的發展重點。
然而「嘴上的未來」要如何著手改造成真實?大家心裡也都不太確定,唯在多方的市場與投資協調下,下城區才陸續開始都更轉型:以世貿遺址為主,一部分成為了「國家紀念博物館」的紀念設施與公園,另一部分則許可兆華斯坦地產重新開建「新.世貿中心」,並在動工的同時增設兩條地鐵線路,並委任世界級的建築設計師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興建了結合藝術建築、交通轉運中心與購物商場的「世界貿易中心車站」。
在世貿遺址大興土木的同時,彭博對曼哈頓下城區的「都更計畫」主要針對的是「商辦改建」,以各種稅賦優惠,鼓勵下城區原本清一色的商辦大樓改建為「新式公寓大廈」。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說法,下城區商辦住宅化的轉型策略,主要是因應紐約房市的生態移動,有更多高收入市民從布魯克林外遷,而重新建設的下城區住宅群,則剛好能透過「區域重建」來滿足這些高階需求。
紐約市府對於曼哈頓下城區的都更重建,雖然曾遭金融海嘯與各種訴訟的波瀾,但開發的腳步卻反而因為金融業撤出留下的真空,而吸引了新一波的高收入仕紳化住民。其中像是原本不被看好的重建項目——2014年完工的「世貿中心一號大樓」(WTC 1),雖然沒有完全繼承原本世貿中心的金融版圖,但卻吸引了國際出版傳媒《Condé Nast》的高調入駐。接著像是大型廣告公司Group M、Spotify的美國總部,也都先後落腳於新世貿大樓區,曼哈頓下城從「金融業」轉型成「科技-創意-觀光」的新城區經濟,亦在20年後的今天明朗了起來。
根據紐約市府的統計資料,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曼哈頓下城幾乎沒有常態居民,主要是以「金融商號」為主,區域人口只有1萬5,000人。但在都更重建的20年間,下城區的經濟卻開始明顯生根在地化,雖然金融公司的登記數量減少了45%以上,但居民人口數卻攀升到了6萬5,000人以上,考慮到其一路超高的房價與生活成本,新居民的收入水準應該也十分驚人。
▌各級政治與預算的重建護航?
雖然一路力推開發的希爾佛斯坦認為:曼哈頓下城區的新生復甦,或許是某種不可知的「紐約城市活力」。但Spotify等新興科技與創意產業的進駐,其實也並不完全是無法預期,畢竟除了紐約與曼哈頓作為「世界商業首都」的絕對特殊性之外,紐約市與紐約州的歷代政府也極為積極地以各種租稅優惠在在力推重建招商,並為地方的開發投資「擺平阻力」。
例如說希爾佛斯坦當年與保險公司的賠償糾紛,最後就是因為時任州長史必哲(Eliot Spitzer)出面「威壓恫嚇保險財團」(不處理好世貿賠償問題,以後就別想在紐約混下去)才促成加錢和解。只不過史必哲上任才15個月就因召妓醜聞黯然下台,這些政治施壓的護航才較少被提及。
除了彭博與史畢哲等紐約政治人物的強力護航外,來自聯邦政府的奧援——特別是911事件的時任總統小布希——也向災後紐約撥發了超過210億美元的重建注金。種種條件加成下,也才讓世貿遺址以一種極為「紐約式資本主義」的風格重建升級。
但曼哈頓下城區與世貿中心的商業活力雖然大幅提升,其中一項新增的經濟活動「911觀光」,卻也讓社會輿論有些哭笑不得。下城區的觀光經濟,一方面雖然與世貿遺址的地標重建有所連帶,但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地方產業與交通建設的匯流升級,連帶出的活絡人潮才讓世貿周邊成為了「娛樂熱點」。
《金融時報》表示,雖然在重建之前,包括紐約市府在內的許多開發商,對於世貿遺址的招商頗有疑慮,
「...畢竟此地是超大型的死難現場,講白一點就是『萬人塚』。」
但遺址重新改建後的觀光人潮、車站大賣場,卻也讓昔日倖存者與遺族家屬五味雜陳,各種社會輿論對於「記憶尊重」的譴責爭辯,也因此成為了近年來每逢911的必戰話題。
▌後911時代建案爆發的「超高樓狂潮」?
遺址的重建與曼哈頓下城的「劫後轉變」,是911事件過後,20年間變動幅度比較明顯的故事。但在「摩天叢林」的建築邏輯上,紐約天際線的直衝天際,其實卻是變本加厲地飆升。
在911攻擊過後,紐約城市界與建築圈內曾一度熱議著「高樓時代的終結」,像是前述的時任市長朱利安尼,就曾大力主張未來的紐約建築「應該蓋得低一點」好防備下一次的恐怖攻擊——但無論是下城區、紐約市、美國,甚至是全世界,卻全都卯足全力,逆向衝入了「超高樓時代」(Supertalls,標高超過300米的超高樓建築)。
根據芝加哥的《世界高樓協會》(CTBUH)統計:
全世界超過200米高的超高樓建築,至少84%興建於「911事件之後」;在全世界最高的100棟大樓裡,也有86棟是於2001年後才開始動工;除此之外,與1992~2001年間相比,全球超高大樓的建案數字,也在2012~2021年間增加了10倍以上。
除了全球範圍的「長高趨勢」之外,紐約市的超高大樓建築也在911事件的3年後全面復甦——截至2021年9月為止,除了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派恩街70號...等3棟超高建築是建於1930年代之外,紐約市內「最高的20座建築」中,就有17棟是「後911時代」的新增建案。
若已911事件中倒塌的原世貿中心一號樓——不含天線標高417米的北塔——為標竿,紐約市目前已有至少5棟大樓超越此一高度,但所有單位是蓋在911事件之後,其中作為「後911精神地標」的新世貿中心一號樓(也稱作「自由之塔」),更是以541米的超高高度,成為了全紐約、甚至全美國的「第一高樓」。
▌紐約就一定要用更高的大樓來療癒自己?
紐約對於摩天大樓的加倍著迷,分成了兩種正反不同的對立說法——像是主持設計了新世貿中心一號樓的波蘭裔建築名家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就認為:後911時代紐約的高樓鵲起,反倒襯托出了這座城市的強韌與進步性,
「朱利安尼那時好像說過,紐約應該改建『矮樓』?別傻了,紐約就該是『高樓之都』,他一直都是如此...在911攻擊後,很多人都說下城區完蛋了,金融業會逃往紐澤西、康乃狄克去,他們以為曼哈頓將走入歷史,但事實剛好相反——畢竟這裡可是紐約啊!紐約就是有他城市的特殊精神,紐約就該是摩天樓林立!」
里伯斯金認為,紐約之所以全力衝回高樓時代,主要得歸功城市的特殊吸引力,就算眾人都唱衰紐約,但這裡仍是吸引全球精英、國際資本、人口群聚與觀光商機的「第一都會」,因此大樓越蓋越高,也只是最單純的反應供需而已。更何況在災後法規與建築科技的進步下,後911時代的摩天樓已經變得更為安全可靠。
但相對的,在911事件20週年前夕,國際金融圈最重要的兩份權威大報《金融時報》與《華爾街日報》,兩份刊物的建築評論主筆卻都不約而同地對後911後的紐約高樓建築潮,發表了語帶遺憾的社論,批評這種越蓋越高的「人定勝天論」,讓紐約錯過了重要的城市反思與改革可能。
《華爾街日報》的路易斯(Michael J. Lewis)就認為,後911的高樓法規雖然增加了很多安全規定,但大多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瑣碎事項,例如說為了避免再遭攻擊,新建的大樓花了非常多的力氣在「阻攔與監控」,像是設計更多的安檢閘口、金屬探測器與監視系統,但在建築界內大家反而像是故意不提一樣,完全沒有出現大家本來以為的反思、檢討與新城市精神辯論,「大家還是只顧著拼命往上,繼續忽略了下面也同樣被威脅的地表城市。」
▌人回來以後,人現在又走了...?
《金融時報》的希斯科特(Edwin Heathcote)則更嚴厲地點出了911記憶「博物館化」的問題。他認為在現行的重建設計裡,除了Ground Zero的悼念紀念園區之外的其他遺址區,全都似乎都捨去了反思功能——就像是告訴大家:如果要哀悼沉思的話請到專屬園區吧,遺址的其他地方我們都要用來繼續繁榮、繼續發財、繼續向天衝刺,
「但除了用空洞的紀念碑來搪塞傷口之外...我們好像沒學到什麼教訓。」
類似的問題,如果在具體化一點,就會變成災後的下城區雖然變得更多人居,但除了超級富豪與高級白領的入住之外,社區街頭有沒有因為新的城市規畫政策而變得更為多元、包容與團結互動?雖然新式超高大樓的新增了科技安檢與防爆設計,但高樓陰影中的那些街道是否也同樣變得更安全理性?畢竟當年雙塔跨下來的破壞並不只是建築本身而已,而更是壓垮了腳下的街道、城區與其他百姓。
然而對於這些「相對虛無」的批評質疑,蓋出了新世貿中心一號樓的里伯斯金則認為:「要不然你們想讓紐約陷入永恆哀悼嗎?世貿現址現在這樣有經濟有觀光有消費,很熱鬧不是很有活力嗎?紐約才不需要一直全城悲傷的自怨自艾啦。」
不過世貿遺址與曼哈頓下城區的復甦榮景,卻在2020年春天——COVID-19疫情的大爆發——而遭到墜谷式凍結。根據紐約市府衛生局的數據,從疫情爆發以來,紐約市內一共有105萬例確診,其中將近3萬4,000人死亡。此一死亡數字,也是911事件罹難總和的12倍。
在超過18個月的疫情肆虐下,曼哈頓下城區的觀光與娛樂產業幾乎崩潰,以科技、媒體與創意產業為主的「在地新企業」也因為防疫新體制的關係,大規模地轉往遠端工作與在家工作(下城區的辦公空租率也因此超過5分之1),這不僅直接衝擊了在地的辦公經濟圈,科技創新業的人流還究竟會不會回到下城區實體工作與消費?也讓地方商家從期待等成悲觀。不一樣的災難,卻燒出了同樣的人流與類似的城市經濟問題?在911事件20年後的現在,也就輪迴式地成為又一道不可避免的城市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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