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上）：「中國紅利」麻痺的黃金十年？

這是《明鏡週刊》從梅克爾身邊親信打探來的、德國聯邦總理關起門來的無奈碎唸。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中兩大霸權衝突急速加劇，德國兩面沙包的壓力陡升，朝野政黨與智庫輿論對此窘境也愈發不耐，對內閣團隊至今在兩強之間保持等距離（Äquidistanz）的外交策略批評檢討的聲浪高漲。

不過檢討的方向並非德國與盟友美國站得不夠近——對於川普政府，德國朝野是眾口一詞不以為然。反之，批評主要聚焦在德國與中國保持的距離太過曖昧、站得不夠遠：梅克爾的對中政策長期以來缺乏全觀的主軸，其所擅長的務實主義在沒有戰略大原則做指導的情況下，自新疆集中營、香港反送中與國安法、疫情究責等議題陸續浮現後，就更加突顯了德國立場的曖昧軟弱。

梅克爾的對中政策可以用一句籠統的口號來概括：

日前，梅克爾親信的左膀右臂，國防部長克朗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與經濟部長阿特邁爾（Peter Altmaier）先後公開為德國的對中政策辯護，從中可清楚看出：兩位部長一方面都承認中國正展現毋須人權與民主，經濟似乎也能成功運作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卻仍然堅持透過德中貿易關係，來貫徹德國的政治價值觀，並促進中國改變威權政治的現狀。

然而這樣的辯護卻顯得相當蒼白無力。

首先，這個策略本身就隱含了矛盾：「以商變政」的策略，其理論主要涉及的是80年代以降，東歐共產國家逐步邁向經濟開放與政治民主化的轉型過程。該理論認為，民主化依賴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自由市場經濟能促成中產階級崛起成為社會中堅，並導致後者開始追求政治民主化。（但即使是主張自由民主理念之歷史勝利的法蘭西斯．福山，當年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裡也對這套理論提出了質疑。）

這項歷史經驗無法直接套用在中國。至少在1989年後，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已大抵脫勾了。更不用說習近平上台至今，政治箝制嚴打、經濟國進民退的發展。資本經濟在中國終究沒有動搖威權、也沒有成功完成中產階級的政治串連與公民社會的轉型，反而轉變為鞏固黨國威權的工具。

換句話說，「以商變政」這招已被近年中國威權擴張的事實證明失靈。

況且依照目前中國經濟形勢，德國再怎麼投資，恐怕都不至於改變因實體經濟萎縮、正在被房市壓垮的中國中產階級現況。更關鍵的是，在大舉運用數位科技的威權高壓治理下，中產階級也已原子化而失去政治串連的動能。關於這些實情，近年來西方專家智庫們早已不缺深刻的觀察分析。

對此，梅克爾政府自然不會完全不清楚。兩位部長在公開辯護中，也或多或少都承認了所謂「中國模式」的現實，但在檯面上他們卻必須自我矛盾地繼續堅持「以商變政」這個彷彿平行世界的空泛願望。這揭露了一個檯面下眾所周知的公開事實：

再者，關於其所要貫徹的政治價值，德國政府公開表現得並不積極。與此相對照不免也讓人更加疑惑，已然嚴重過時的「以商變政」，如今是否只是用來為德國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事實作開脫的說辭？

針對聯邦政府之說辭與現實上的矛盾，德國朝野各黨當然不乏嚴詞批判。例如自民黨（FDP）國會黨團副召集人托伊爾（Michael Theurer）便抨擊道：

這話台灣讀者聽來或許會感到療癒，但本文並不打算繼續往這個方向評論。如果要刻意列舉德國朝野輿論批判政府對中曖昧不一致的類似言辭，可以寫好幾篇湊成一個「梅克爾親中與朝野打臉」的系列專題，順便再加上「德國某某在野黨呼籲和台灣建交」之類的暗示。但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樣做除了藉著讀文章來取暖、出氣之外，是沒有太多實質意義的。

況且，近來在台灣媒體與社群上，刻意片面強調所謂「德國親中」的取材報導、對德國「見利忘義」、「遺忘納粹教訓」、「人權大國人設崩壞」的批判，一時蔚為顯學，台灣讀者並不缺這個面向的報導和評論。

的確，上述的批判單就原則而論是無可厚非的。德國在應當堅持其政治價值、針對新疆與香港等議題向中國明確表態時，選擇了低調與迴避，道義有虧。即使德國當局一向辯稱有透過後台協商向中國施壓，這也無法抵銷其檯面上的反應所導致的嚴重負面政治象徵。

儘管如此，上述從道德角度出發的批判，對我們理解國際局勢的幫助有限。一來這樣很容易變成只是反映台灣本位之好惡的觀點，二來也會讓我們忽視德國正盡力運用有限的外交籌碼來制衡中國、且試圖脫離美中夾殺之困境的種種角力。

我們無法抽離歐美中三方角力的詭譎情勢來理解德國的外交姿態，也無法完全繞過德國自身所面臨的困局、其對國際情勢的判斷、以及其所採取之策略的得失，而直接評論德國對中政策的是非。因此本文將分成4個面向來分析並評論，德國當前對中政策的來龍去脈與背後邏輯、以及接下來可能的展望。

這些面向分別是：德國的經濟形勢、德國的外交性格、中國「以疫謀霸」、以及美國的單邊主義。

▌德國的經濟形勢

決定德國對中政策最直白的關鍵因素，當然就是經濟。

90年代末期，兩德統一為聯邦德國帶來的經濟紅利耗盡，德國經濟成長停頓、同時也因沉重的社福負擔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當時人稱「歐洲病夫」（kranker Mann Europas）的德國，隨後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中國身上找到了救贖。但這不僅僅只是因為中國為德企提供廉價勞力、原料與土地的關係而已。

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比起其他國家，德國與中國可謂一拍即合——前者急需後者的市場規模、後者則崇拜前者的技術實力，於是雙方共同塑造出緊密相扣的生產模式：德國出口各式技術設備給中國，中國以此建立起生產線，成為了世界工廠，甚至這個工廠本身可以說是「Made in Germany」的。

德國一系列製造高度專精設備與零件的「隱形冠軍企業」（Hidden Champions）主宰了中國的世界工廠，這才是在舉世矚目的汽車產業之外，首先將當時的德國從經濟頹局拉拔出來的主力。前任經濟部長加布利爾（Sigmar Gabriel）也曾直言，隱形冠軍企業才是讓德國經濟強大的根本。

當中國快速累積財富、龐大的市場需求成熟之後，接著才成為德國汽車產業出口的肥沃市場，撐出了德國經濟的大好景氣。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後，中國以龐大的內需拯救了世界經濟、也再一次拯救了德國，後者對前者的依賴基本上已不可逆。加上中國2010年後逐漸產能過剩，轉而對外投資，德中之間的資本流向逐漸逆轉，隨著大量中資投入德國本地產業，更大大加深了德中雙邊的經濟依賴。

就在資本於德中之間一來一往形成的完整循環裡，自2009年起，德國經濟便以一枝獨秀的姿態傲視歐美各國，享受了肥美到流油的黃金十年，不久前歐洲病夫的形象已恍若前世。

過去10年以來，德國經濟成長大抵維持在亮眼的2%上下，出口總值快速成長，政府稅收則一路飆高，財政收支早已由赤轉黑。與此相應地，失業率降至30年來最低，人民實質收入也較90年代增加了20%。同時，德國成為歐盟各國人民爭先恐後湧入尋求發展機會的移民大國。中國的市場與資金、來自各國的大量高階技術移民，便是目前德國經濟的兩大動力來源。

然而黃金十年的好日子也不是沒有代價的。2019年中，德國經濟景氣就已亮起警示燈：經濟成長的預估將趨緩至0%，聯邦政府也開始準備撙節財政。《經濟學人》與《彭博商業週刊》當時都開始預測起德國經濟的衰敗，更有專家直言德國將淪為世界經濟的二流國家。伴隨近年德國大企業連番爆出的造假醜聞，更讓德國商界高層對未來展望普遍不樂觀。

專家們認為德國經濟即將衰落的理由是：

面對如今科技創新迭出、各產業面臨洗牌的局面，習慣吃老本的德企已難以與美中韓等國的企業競爭。根據《明鏡》分析，德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局可進一步歸納為以下4點：

首先，德國經濟依賴汽車產業的比重過高。過去10年德國前50大企業的營運成長，有60%出自汽車產業的貢獻，而德國的汽車產業又長期被中國市場寵壞，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嚴重不足。以電動車為例，BMW、戴姆勒、VW的技術實力遠不如特斯拉，關鍵的電池技術則掌握在中韓大廠的手上，至於人工智慧駕駛，德企甚至連中企的車尾燈都看不到。

德國汽車產業的慣性邏輯，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國駕駛人的傳統癖好上：美妙的汽柴油引擎聲，雄赳赳氣昂昂的排氣量，而且當然要是手排的。至於智慧駕駛的電動車，那不過是給小孩子的玩具。

依據德國金屬工業公會（IG Metall）的推算，一旦電動車蔚為主流後，德國汽車產業的工作崗位到2030年將蒸發6分之1——這還只是樂觀的預估，前提是德國汽車產業還能保持全球龍頭的地位。VW的執行長迪斯（Herbert Diess）對此顯然不樂觀，他評估德國汽車產業究竟會繼續領先全球、還是崩落神壇，機率大概是一半一半。

其次，當德國還沉醉在汽車產業的中國紅利時，美中兩國早已在創新領域大舉攻城掠地。德國在軟體、生技、智慧機器等關鍵創新領域，每年註冊的專利數遠遠不及美中兩國（2017年德176件、美526件、中1,306件），在這些領域的領頭羊群中，幾乎都沒有德企的份（只有軟體企業SAP擠入世界前50大名單），市場則大抵被美中韓三國所瓜分。

技術創新的明顯落後，也讓「德國製造」這個由隱形冠軍企業所打造的金字招牌，開始面臨失靈的危機。德國隱形冠軍企業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座落於德國西南部黑森林山邊、外觀不起眼的中小型家族工廠，幾代人專精在一項產品、甚至是一種零件上，然後品質做到能在一片紅海中硬是擠出一條藍海隙縫。

但德式隱形冠軍的基調主要仍是守成而非創新，他們的創新只是在傳統累積的技術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做到無人可及的程度。但如果遭遇產業技術轉型的大洗牌，他們所建立的市場優勢可能就會毀於一旦。

一個諷刺的例子就是，德國西南部施瓦本地區（Schwaben，戴姆勒集團的總部所在）的諸多隱形冠軍企業，在聯邦政府於2013年提出引領世界風潮的「工業4.0」時，正是準備實現這個概念的先鋒部隊。但中國企業家隨即湧入施瓦本取經，結果現在智慧生產線的全球亮點並不在施瓦本，而是在深圳——中國從最可親的貿易夥伴，變成最可怕的競爭對手。

第三，在過去10年的榮景裡，德國缺乏對產業升級相關基礎建設的規劃與投資。德企在黃金十年裡的投資主要都挹注在國外，而梅克爾數任內閣針對德國本土產業升級的數位化政策，先是姍姍來遲，隨後則是被詬病為策略模糊、欠缺整體規劃。

聯邦政府基礎建設投資的嚴重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嚴重牛步化的網路建設。多年來德國的網路常讓鄉民們有穿越到撥接時代的幻覺。姑且不與東亞各國相較，德國作為傳統科技大國的網路建設，甚至比肯亞這樣的非洲新興國家還落後。

那麼這些年來聯邦政府豐沛的財政收入都到哪裡去了呢？《明鏡》指出的答案是「恩庇政治」（Klientelpolitik）：各黨為討好選民，端出例如育兒年資（Mütterrente）、父母房屋津貼（Baukindergeld）等一系列福利政策，難免排擠了關鍵的基礎建設。

德國經濟面臨的第四個、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困局就是：唐納．川普先生。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當期《明鏡》的封面是一顆川普大頭的彗星撞向地球，標題寫著「世界末日」，這同樣也可以用來表示他對德國經濟所造成的震撼。

川普為了平衡美德貿易逆差，開始與德國進行角力並祭出了手段，其中對德國最為致命的是針對歐盟進口汽車的25%懲罰性關稅。這項措施如若成真，僅僅BMW、戴姆勒和VW三家企業的年營收損失總計就將達600億歐元，德國龐大的相關產業鏈在連鎖效應下可能蒸發的工作崗位則難以估算。

透過把刀子架在盟友德國的脖子上，川普事實上恰好為德中經貿關係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德國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替代市場。2016年之後，德對中出口連年大幅成長，中國已連續4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總而言之，德國經濟正處於雙重窘境：一方面德國長期享受中國紅利、錯過產業升級的副作用逐漸突顯，也讓其自豪的「德國模式」開始跟不上其它國際競爭者。二方面，德國當然自知現行產業模式無法長久，但在自家關鍵創新領域還來不及建立足夠規模的歐盟內需市場以與中國脱勾、在外頭又遭遇半路殺出的非典型美國總統，最後只得繼續加深對中國的依賴。

經濟上的形勢比人弱，決定了梅克爾當前對中政策的基調。這對德國而言，並不單純只是要不要昧著良心多賺幾個錢的問題，而是德國是否有本錢甘冒步上日本大蕭條的風險、去和中國撕破臉的問題。

——▌接續下篇 〈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