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的1984：誰是國家之敵？菲律賓戰慄的《反恐怖主義法》

5月下旬的某一天，我的菲律賓友人艾瑪在社群媒體上轉發了一則貼文，講的是菲律賓軍方（AFP）亟須於近期以高薪招募數名電腦工程師的徵人廣告。

「我不理解軍方在這個時間點急著找電腦工程師的原因是什麼。現在政府應該要做的，是提高護理師和健康工作者的薪水，為什麼反而是把我們的稅金用在這裡？」

縱使軍方後來出面澄清眾人的疑慮，強調招募工程師是為了要改良武漢肺炎（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通報系統，但是艾瑪的擔憂卻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自疫情於菲律賓爆發之後，菲國政府便已大規模逮補數名在網路上攻擊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網友。除了自5月中以來，於菲律賓本土逮捕的5位民眾之外，菲國政府甚至早在4月下旬，曾有一度試圖跨海要求台灣政府引渡批評總統杜特蒂的菲籍看護。

對於持批判態度的菲國民眾而言，這一連串的事件無疑是政府在赤裸裸地干涉網路言論自由。而菲國政府則在回應中強調，疫情當前，不該有人這麼在網路上扯政府的後腿。於是就在一來一往的輿論攻防戰之下，疫情在菲律賓所促成的「例外狀態」，便成了政府為其毫無法源依據的箝制言論行為辯駁的一種方式。

不只是如此，當菲國政府不斷以防疫為由，強行推動那些他們本來在疫情爆發之前就想要做的政策時，這其實是讓許多因為封城而無法輕易外出、抗爭表態的民眾最為氣餒的事情。因為人們不僅在疫情期間無法發聲，政府的種種作為也讓許多菲律賓人感到言論自由的寒冬即將到來。

像是菲國眾議院甫於6月3日三讀通過的《反恐怖主義法案》（Anti-Terrorism Bill），便被不少人詬病，認為該法案充斥著種種限制言論自由的舉措，是杜特蒂政府為了要合法化其高壓統治的一種手段。即便這是在去年新科國會議員一上任之後便已經在籌劃的法案，但代議士選擇在這個敏感的時機點快速地審理，便相當惹人非議。

一方面，有些人認為這是國會議員為了要規避民間過多的反對聲浪，才會在眾多需要審理的案件之中，使其成為本會期優先必須處理的法案。另一方面，幾位主要提出該草案的議員，以恐怖份子在疫情期間趁機操弄民眾情緒為由，嘗試說服其他同事支持立法，這樣的作為反而更加坐實了批評者的猜臆。

也因此，自該法案於5月下旬在眾議院二讀通過之後，菲國社會便已於線上、線下抗爭不斷。而法案三讀通過之後，即便總統杜特蒂仍未簽字並公告實施之，菲律賓各地抗爭的情勢卻是越演越烈。

不僅有民眾開始在逐漸解封的地區上街遊行抗議，批評、反對法案的相關主題標籤，例如 #JunkTerrorBill、#ActivismIsNotTerrorism 及 #ResistAsOne 等持續在各大社群媒體成為菲律賓的熱門關鍵字，甚至延燒到海外菲律賓社群。就連許多本來只是在推特上追蹤韓星與泰星、平時完全不討論政治議題的帳號，也都紛紛轉貼相關消息，直指菲律賓政府的作為，無疑是在扼殺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反恐怖主義法案》所謂何事？

到底為什麼這個《反恐怖主義法案》會在菲律賓產生這麼大的爭議？在如此的爭議之下，杜特蒂政府又為何執意要通過這樣的法案？

簡單來說，這個新法案是杜特蒂政府為了要取代2007年《人類安全法》（Human Security Act）而有的一項規劃。它不僅擴大對於恐怖份子的定義，更將容許軍警單位在尚未持有逮捕令的情況下，得以逮補嫌疑犯。其爭議之處在與過去的《人類安全法》比較之下尤其明顯。

首先，《人類安全法》只針對涉嫌恐怖行動的「組織」做處置，而《反恐怖主義法案》則以「個人」為單位。此外，過去軍警單位在未起訴嫌疑者之前，最多只能夠將其拘留3日；但新版法案則能夠以「搜集犯罪證據」為由，拘留嫌疑犯長達24日。就算錯抓了無辜的民眾，政府也不必再像《人類安全法》要求的，每錯誤拘留1日便必須賠償50萬披索（約新台幣35萬）。

從立法者對於恐怖份子的新定義來看，該法案除了意欲制裁那些破壞私有財產、公共設施或有傷害人意圖的犯罪者之外，他們未來也能夠依循此一法案，直接逮補公開示威的抗議者。為了要有效打擊恐怖份子，該法案明定人民將不得捐贈金錢及物資給國家不予承認的組織，任何人發佈、撰寫、分享甚至轉推的貼文（包含迷因圖）只要被軍警認定與恐怖份子／組織相關，都將得以是觸法的依據來源。

不少從事倡議工作的運動者表示，《反恐怖主義法案》將會成為合法化國家暴力的一種手段，未來人民就算只是表達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極有可能都會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而無法真正行使他們應當享有的政治權利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來自民間社會提出的爭議，對杜特蒂政府而言可能都不是那麼要緊。主要起草該法案的參議院議長索托（Vicente Sotto III）便表示，《人類安全法》自2007年實施至今，僅成功將1人及1組織定罪，顯然無法發揮功效。

前警察總長、同時也是現任參議員的德拉羅薩（Ronald dela Rosa）則以恐怖份子吉拉姆（Mohammed Reza Kiram）為例，聲稱正是因為《人類安全法》的不完善，讓他在證據仍不足以起訴的情況下，在被逮捕之後又被釋放，才又在前幾年有機會錄製殺害人質的影片放到網路上。根據這樣的說詞，或許更重要的是——《反恐怖主義法案》將如何讓他們能夠有效地處理菲律賓長久以來的叛軍問題？

以杜特蒂政府這幾年在民答那峨的改革為例，雖然他們已與摩洛伊斯蘭和平陣線（MILF）簽訂停火協議，並在人民公投通過邦薩摩洛自治區（Bangsamoro）成立之後，讓該陣線的成員組成自治區過渡臨時政府，這卻並未能使得各方反對勢力滿意。有些民眾甚至認為，與政府簽訂和平協議的摩洛伊斯蘭和平陣線，仍舊是握有既得利益的掌權者，並未能真正代表一般人的聲音。

有鑑於此，縱使大家可能覺得，杜特蒂政府在處理民答那峨的問題上已經「大有斬獲」，實際上卻或許與前朝沒有差異太大，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未真正擺平眾多異議的勢力。

這也是為什麼杜特蒂在2017年5月以馬拉威市（Marawi）恐怖攻擊事件為由，宣布民答那峨戒嚴，想要藉此根治當地叛軍問題；卻在2019年3月邦薩摩洛自治區正式成立之際，仍沒有打算要解除戒嚴狀態。直到去年年底《反恐怖主義法案》草案看似已經勢在必行，杜特蒂政府這才真正解除民答那峨將近2年半的戒嚴。

面對種種質疑聲浪，參議院議長索托這麼向反對者答覆。對他與其他支持法案的人來說，戒嚴再怎麼說畢竟都只是暫時的狀態，唯有將防治恐怖份子的手段體制化，那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反恐怖主義法案》三讀通過之後

6月4日，也就是眾議院三讀通過《反恐怖主義法案》的隔天，來自菲律賓各地的異議人士，開始在網路上分享各自遭遇的情況。像是有人一大早便發現，自己被抹紅為菲律賓共產黨叛軍的布條，被掛在人來人往的市場裡頭；也有大量學生、記者與官員被冒名註冊社群媒體的帳號突然出現。

除此之外，菲律賓警方甚至在同一天，打破政府與菲律賓大學於1989年所簽署的協議，直接進入到宿霧分校的校園裡頭逮捕8名示威的學生，引起軒然大波。即便杜特蒂至今都還未簽字同意通過該法案，這些抹紅與逮補行為不免被高度懷疑，是政府為了正式實施法案之後的肅清行動，所做出的一種宣告。

其實有不少抹紅行動在菲律賓一直都不是什麼新鮮事，那甚至早已是異議人士本來即存在的日常。即便如此，這些威脅在這個時間點高頻率地出現，依舊令眾人產生不小的危機感。尤其在菲律賓社會的脈絡中，異議人士的政治光譜及運動策略差異之大，除了有參與到體制內選舉的政治人物、著力於培力民間社會的非政府組織，也包括有主張以武裝抗爭推翻政府的反叛份子，非法和合法的界線在這之中，一直都是曖昧不明且不斷變動的。

就算政府不斷強調《反恐怖主義法案》只會針對真正的「恐怖份子」有影響，但對於恐怖份子到底應該如何被判定？完全是掌權者說了算。反對的民眾便認為，此後採取合法倡議行動的抗爭者空間只會越來越小，被恫嚇的菲國人民，甚至可能再也沒有什麼向政府自由表達反對意見的機會。

警方進入校園抓人更是令人對菲律賓的言論自由感到擔憂。回溯到1970、80年代菲律賓言論自由最為緊縮的戒嚴時期，即便政治立場不同的學生已經在學校裡打到出人命了，菲律賓大學依然秉持著學術自由、不受政治力介入的精神，堅持由校方自行處理，而非讓軍警人員進到校園逮捕學生。

縱使詬病者往往認為，這是菲律賓培養恐怖主義的溫床，乃造成社會動盪的主因之一；不少人則驕傲地表示，這是菲律賓之所以能夠成功抵禦獨裁政權壓力的關鍵，讓自由民主的聲音最終得以取得勝利。只是，這樣的景況是否還能夠維持下去，沒有人知道，也很難確定接下來將會如何發展。

在眾議院三讀通過《反恐怖主義法案》的隔天早晨，我在社群媒體上敲了我的菲律賓友人艾迪，問他是否一切安好。

「早上醒來的時候我哭了...」他說：「我想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總是會有人依舊保持著沈默。他們或許是可以安於新的狀態，也或許就不是願意挺身而出的個性。更糟的是，或許有些人會因此跳出來，指責那些選擇發出異議之聲的人們，說他們就是恐怖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