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的香港：瘟疫中被提前的「一國兩制終局」？

即使大疫當前，過去一週的香港政局波瀾凶險，繼去年反送中運動後再次迎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清晨，香港警察以去年反送中運動涉嫌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罪名，大動作逮補15名高知名度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李柱銘、大律師吳靄儀、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

▌溫和民主派元老被捕

其中，最具指標性的當數李柱銘與吳靄儀。李柱銘是1980年代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香港最資深的資深大律師、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擁有豐富的國際交涉經驗和廣泛的西方政壇人脈，長期爭取香港民主化，故在香港有「民主之父」的美譽。吳靄儀則以橫跨文學、媒體、法律和政壇的經歷與學養，犀利的問政和長期堅守自由、法治的立場與行動，素為港人敬重。

反送中運動後最大規模的圍捕引起國際傳媒和西方政要高度關注。美國國務卿龐佩奧、司法部部長巴爾、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英國外交部和國際律師協會等紛紛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則連續三天以三紙聲明回擊。

此次拘捕的，除了是具有高曝光度的社會中堅，他們大多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抗爭手法、要求北京應遵守《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落實高度自治和普選承諾的溫和民主派。這並非首次和理非抗爭者被補； 2017年3月，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等「佔中九子」就因雨傘運動被捕，而主張公民不服從的運動早期代表人物戴、陳兩人更在2019年4月被判入獄。

如果2017年的拘捕表示對於溫和民主路線的打擊，此次圍捕更突顯了對溫和民主路線的清算，彰顯這條路線已無容身之地，和理非與勇武、溫和與激進的分野已不具意義。香港著名專欄作家李怡更直言李柱銘被捕意味著——「香港民主之路已死，一國兩制已亡。」

不過，「這場逮捕行動只是更大的計畫中的一部分。」誠如李柱銘在《華盛頓郵報》的投書所言，除了圍捕行動本身所釋放的訊號，它也應被置放於同一時段香港風起雲湧的一波波事件中一併理解，方能看清香港整體的走向。

▌從幕後到台前，進擊的中聯辦

4月13日，逮捕行動的數天前，國務院港澳辦和轄下的中聯辦分別發表聲明，譴責立法會民主派議員郭榮鏗，透過在各國議會中常見的杯葛行動，「惡意拖延」內務委員會（類似台灣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主席的選舉，癱瘓立法會運轉，並暗示此舉違反就職的宣誓誓詞，「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刑事罪行。

此舉引來泛民主派強烈反彈，表示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 《基本法》22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而中聯辦主張「違反宣誓誓詞」和「公職人員失當」這兩項磨刀霍霍的指控，令港人想起自2016年第五次人大釋法後，港府以DQ（Disqualify）的法律工具取消民主派候選人或當選議員的資格，壓縮民主派議會戰線的空間；杯葛議事──特別是北京想通過的《國歌法》法案──也恐會被DQ的揣想，不言而喻。

4月17日，中聯辦回應表示：合稱「兩辦」的港澳辦和中聯辦不受《基本法》22條所規限，因為兩辦並非該法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而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有權「監督」涉及北京與香港關係事務、《基本法》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事項。香港民主派批評，過去港府提交立法會文件已表明中聯辦受第22條規範，所謂監督權在《基本法》中並未列明，可謂無中生有，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4月18日大圍捕的當天晚上，港府發出與兩辦不同調的聲明，指出中聯辦須遵守《基本法》22條，然而卻在同一晚5小時內、二易聲明，隨後改與中聯辦口徑一致，表示中聯辦不適用《基本法》22條。混亂的訊息發布、髮夾彎的反轉立場，以及港府無法拒絕、不言自明的壓力引起一片譁然。大圍捕數日後面對記者時，特首林鄭月娥與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亦緊隨中聯辦立場。

4月20日，處理中港關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其官方臉書中為「引起混亂」和「產生誤解」道歉，隔天即辭去職務，改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這被外界解讀為——只要不服膺北京意旨，都會被當成石頭搬開。同一天，港澳辦再發出形同「最後通牒」的三篇聲明，白紙黑字地點名了被指控癱瘓立會運作的郭榮鏗。郭則表示已有心理準備會被DQ 。

4月22日，由入境事務處處長晉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新任局長曾國衛，他提到任內工作重點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明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加強推廣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等等。曾國衛擔任入境事務處處長任內，曾拒絕前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和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執行長羅斯（Kenneth Roth）等「不受歡迎的人士」入境，辦公室擺著印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肖像的瓷盤，被視為能貫徹北京意志的人選，曾關於選舉的言論也因此令人懷疑是否有弦外之音。

此事的意義在於，過往被稱為「第二管治梯隊」的中聯辦，不再像以前藏於幕後指點江山，而透過變相詮釋《基本法》22條堂然走到台前，宣示中聯辦將會在香港有更大的角色，成為名副其實的「西環治港」。

▌捲土重來的國家安全立法

當中聯辦從幕後走到台前，睽違17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聲音再次浮上檯面。所謂23條立法，目的是：禁止香港境內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與境外組織串連，保障中國國家安全。2003年SARS疫情期間，由於擔憂會侵害自由與一國兩制，香港5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立法，最終港府撤回。

今年1月，與港澳毫無淵源的駱惠寧就任中聯辦主任，被視為銜命完成這項政治任務，三番兩次地表態香港應起步為23條立法。4月15日，適逢中國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美關係惡化，香港被視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駱更在事先錄製的影片首次提及「儘快」立法，催促港府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

而特首林鄭月娥與前特首梁振英亦呼應中聯辦說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等更分別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出現近於「恐怖主義」的行徑，不排除動用《反恐條例》對付。律師分析，該條例賦予警方更大的調查權力，被捕人可能失去保持緘默的權利，也就是說，失去不說話的自由。

▌不要「浪費」一場疫情

2014年6月，中國國務院針對香港發表白皮書，表示對港有「全面管治權」。過去一週一連串的事件動魄驚心，但很可能只是「全面管治權」的序幕。

由於當前正值全球疫情高峰，香港以「限聚令」對抗疫情，實質抑制集會與遊行，而各國政府與公民社會專注抗疫無暇他顧。上述種種跡象又顯示，北京正加速對香港的控制──通過國安相關的《國歌法》與23立法是重大目標；變相詮釋《基本法》22條讓中聯辦公開介入香港事務更名正言順；聶與曾二人的新人事任命則顯示，針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公務員的整肅可能近在眼前；而香港保安局與警方不排除動用反恐條例執法的強硬言詞，則讓未來若再度出現的街頭抗爭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

近期，北京劍指9月在即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務求不讓泛民主派乘著反送中運動的餘波與去年區議會選舉大勝的氣勢，贏得立法會過半數席次。倘若如此，站在北京的角度，泛民主派便能以杯葛所有議事與法案為籌碼，要求港府接受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當北京已經認定反送中運動有外部勢力的干預，如若再失去對立法會的控制，不啻是無法接受的結果。最悲觀的分析指出，如果泛民主派贏得過半數席位，不排除有大量泛民當選議員被DQ的情況出現。

▌2020的香港仍是火藥桶

李柱銘被捕後，彷彿一語成讖。眾多網友慨嘆地分享查爾斯王子1997年出席香港主權移交典禮後，他寫於私人日記、日後被媒體公開的這段話：

一國兩制作為區隔中國大陸與香港兩種制度的防火牆，在過去的關鍵十日顯得愈來愈脆弱。

在「大國崛起」、「戰狼外交」、由「小粉紅」封閉式民族主義支撐的倨傲和自信下，截至目前 「韜光養晦」或「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等描述北京對港澳台行動邏輯的框架與語言，很可能不再適用。當香港疫情逐漸緩解，北京加速對港控制，去年的街頭抗爭或許會重返；譬如：26日星期日睽違已久的商場「和你Sing」大合唱行動。接下來的幾個月也可能有相當的情勢波動。

無論是否準備好，港人都應該會上路，不管是迎接更深的黑暗，或是隧道盡頭的一點微光。當大型街頭抗爭在疫情下暫時絕跡， 2020延續2019，政府與民間的攻防仍是現在進行式。時間雖向前邁，香港卻仍在漩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