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滲透？逢中必反？撕裂澳洲的「中國影響力」

2017年末，時任澳洲總理的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曾用洋腔洋調的漢語宣告「澳洲人民站起來」，劍指澳洲與中國關係將面臨新的局勢。

這是由於過去數年內，坎培拉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包括代理人與政治獻金——無孔不入，滕博爾政府故而尋求透過立法、修法反制中國。前者如訂立《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劃法》（FITS），目的在於揭露外國代理人的背後藏鏡人；後者如《選舉法修正案》（ELA），目的在於禁止外國政治捐款。

經過近一年的審議，FITS等法案2018年在兩大黨共識下迅速過關，去年年中上台的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更將外國代理人的登記時程縮短，很大程度上便是為了今年選舉。然而在面臨「中國影響力」介入問題時，澳洲拉起的「法律圍堵防線」卻也在國內產生了分歧與分裂，且似乎正持續發酵中。

澳洲對中關係的關鍵轉折，首先要回到對中採強硬立場的滕博爾政府時期。就外國影響而言，滕博爾曾特別舉工黨前參議員山姆．鄧森（Sam Dastyari）為例，強調境外勢力——尤其是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澳洲的政治議程。據媒體報導，鄧森接受多筆來自中國的饋贈，其中最大宗可能來自的中國富商黃向墨，他曾至少捐了4萬4,000澳元（約新台幣95萬）給鄧森解決法律糾紛。

鄧森與中國的金錢往來，讓他被貼上了「上海山姆」的標籤，外界質疑這是他不顧工黨立場、為中國在南中國海造島辯護的主因。此外，鄧森曾遊說工黨領袖不要與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見面，也曾提醒中國捐助者被監聽的風險，明顯維護中國利益，最後被迫辭職。

在政治獻金方面，過去澳洲可謂完全不設防，光是從2013到2015年，中國公司或個人向自由黨與工黨等黨派，共捐助了550多萬美元（約新台幣1.19億），是最大的外國金源。其中捐款最多的，當屬前述的黃向墨及其所有的玉湖集團。行賄醜聞纏身的澳籍中國裔富商周澤榮，也捐了不少，他亦是澳中友好交流協會（ACFEA）的金主。

除了捐贈政黨政客外，中國對於澳洲社會方方面面的滲透亦不遺餘力。如黃向墨與其他商人大力支持的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該智庫機構的理事會成員包括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中國國營事業。ACRI名為中立，實則常常替中國發聲，加上ACRI附屬於雪梨科技大學（UTS），因此也被抨擊有損大學自主與公正。

又如黃向墨曾擔任過榮譽會長的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ACPPRC）。此組織被部分澳洲人士視為是中國統戰部門的海外分支，但遭該會堅決否認，強調其目的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該促進會曾對海外華人和澳洲人士做政治宣傳，主張中國在南中國海爭議領土的正當性，引起不小爭議。

有媒體調查顯示，中國向澳洲主要政黨捐款，以獲取影響力，並在某些情況下，推行可能違反澳洲利益的政策；媒體報告也提到，澳洲的百萬華人是北京統戰目標，像是贊助留學生與住民參與中國官方活動，或控制華文媒體言論，不得報導敏感新聞。這些當然遭到相關人士否認，甚至訴諸法律控告。

但另一方面，滕博爾政府的立法措施，也引起澳洲各界熱議，學界因此展開關於中國的辯論。

反對FITS等法案的部分澳洲與中裔學者表示，這些法律有損學術自由，因為根據條文顯示，任何人接收和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機密資訊，將被視為犯罪行為。雖然基於新聞自由，記者擁有豁免權，但法案並未提及學界；換言之，學者很容易被陷入罪，將無法暢所欲言的進行公開討論。且目前澳洲國內的政治氣氛，過於聚焦於所謂的「中國影響力」，可能會讓政府藉國家安全為由，破壞公民自由的平衡。

部分學者們更指出，政治立場不可簡化為「親北京」或「反北京」，這樣只會造成社會兩極分化。他們也指出，澳洲如果陷入對於中國的過度恐懼，或考慮採取懲罰性措施、限制親北京者的權利，會讓群眾開始猜測特定族群的忠誠度，製造不必要的內部壓力。因此要求先撤銷立法草案，進行全面性的磋商。

支持FITS等法案的澳洲與中裔學者則反駁，中共的一些活動已構成對澳洲政治和社會的嚴重干涉，包括影響選舉、學術自由、監視學生等。他們主張，現有的立法不足以保護澳洲的主權，必須要有新的法案，而這些法案不是只針對中國，也不該只針對中國。

在討論中國影響力時，支持派學者特別強調，華人或許基於民族血統，對「中華文化」存有感情，但這與中共定義的「中國」是兩碼子事，直接將民族情感與國家認同連結並不恰當。他們也指出，有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早就對外國干涉內政之事給予特別警告，政府有必要認真看待。這不是出於種族主義，而是對國家利益的真正關注。

所謂的「特別警告」，可從ASIO局長劉易斯（Duncan　Lewis）所言領略一二。他曾表示：「外國」試圖影響澳洲的政經、國安、外交與僑民各個方面，並進一步塑造公眾輿論和媒體觀點，引往決策者走向有利中國的方向。劉易斯雖然避免提到外國究竟是哪國，但從其證言脈絡不難推出就是指中國。

ASIO在最新的年度報告裡，亦表達「外國」試圖干涉澳洲的種族和宗教社群，旨在減少對外國政府的批評，達到該國的政治目標，而此類舉措可從澳洲與台灣學者對微信的聯合研究略知一二。

根據該研究，特定微信新聞帳號，在特定期間內（如共產黨代表大會等）所發出的文章，幾乎與中國黨媒的報導內容完全一樣，等於為中國政府傳聲。另外，儘管帳號是面向海外華人，但對敏感的內容，如六四民運等，它們也會自我審查，或刻意避開政治議題，以八卦娛樂話題強調與中國的文化聯繫。

對於在澳華人來說，如果太依賴微信資訊，相當程度上等於自絕於澳洲英語文化圈之外，加上中國教育既有思維的束縛，更讓中國移民難融入主流社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有越來越多的澳洲政治人物——無論是華裔或者白人——也開始使用微信與漢語選民溝通，以獲取支持，微信也有望藉此轉型，成為中國移民理解民主社會運作規則的工具。

在朝野及學界的激辯下，FITS與ELA於去年年底陸續通過生效，其效果也於今年大選前逐漸浮現。像是黃向墨原持有的澳洲永久居留權，在今年遭到撤銷，並遭拒絕入籍；澳洲前聯邦貿易部長羅伯（Andrew Robb），辭去了中國嵐橋集團（Landbridge Group）的諮詢工作，該集團擁有澳洲達爾文港99年的租約。

又如前維多利亞州州長布倫比（John Brumby），卸任後成為華為澳洲董事，但今年他卻突然以接任大學校長為由，宣布辭職。外界猜測，他是想在美國調查華為、澳洲政府宣布禁用華為5G核心設備之際，避開風頭。

這些政客的求去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很難不跟FITS聯想在一起。因為FITS要求澳洲人在代表外國政府從事活動時，必須先行登記，可執行的活動包括政治游說、官方宣傳等；如果未能合法登記，或是提供虛假資訊等違法情事，可能會受到最高6年的監禁與8萬澳幣以上的罰款，可謂相當嚴格。

當然，以這些政客的人脈與法界關係，未必會受到FITS的影響，或者可選擇依法登記。但是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為求明哲保身，政客們寧願放棄中資企業的高薪，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親中變成一種原罪。

不過，法律固然禁得了某些人財管道，但「人民發大財」的手法與話術仍難以防範，讓澳洲又陷入更深的中國影響。比如去年維多利亞州政府跨過聯邦政府，直接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MOU）。

在外界壓力下，這份MOU目前已公開，僅提到中國和維多利亞州，將共同努力促進合作，如基礎設施、貿易融資和人民往來。雖然沒有具體的細節，也不具法律約束力，但私自與外國政府協議的作為，讓外界質疑該州現任州長安德魯（Daniel Andrews），也引起聯邦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強烈批評。

當然，未來只要維多利亞州啟動帶路計畫，必定得經聯邦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評估，但地方官員私簽協議之行為，顯示澳洲正面臨中國帶來的分裂，並非短期內光靠法律就可以處理。

除了防範「內賊」，澳洲也面臨外部的直接攻擊。幾個月前，莫里森政府公布了澳洲遭受駭客入侵政府網路的聲明，雖然沒有直指哪國在背後操縱，但網路安全專家一般認為最大嫌疑者就是中國。這雖然部分非FITS所能及，但澳洲去年也通過了針對於間諜與外國干涉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此修正法案會與FITS等共同運作，以防堵外來勢力危害澳洲民主。不過，對於駭客行為是否會有進一步處理，恐仍要等選後才會明朗。

說穿了，澳洲別無選擇，既要與強大且越來越專制的列寧主義國家接觸，又得維持自由民主的制度，那麼就必須仔細了解和管理風險。所謂「中國影響」極為複雜，像是間諜、遊說、宣傳等行為，不能等量齊觀，如果混為一談，其實正中北京下懷。

這是因為法律戰固然是重要防線，心理戰也是。強而有力的心理防線有賴健康的民主主義做後援，澳洲一旦祭出法律對抗中國的影響力，也會影響民權，包括知情權、言論自由等要素。若不能找到平衡點、傾向以法律壓制，長久以降必然會腐蝕民主制度，使人民失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