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爭霸（下）：悼念奄奄一息的國際規則

從對WTO的態度，便可看出美中兩國歧異的世界觀。就美國菁英來說，無論WTO或其他建制，都是「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產物，是為了服務霸權依憲治而生；中國則不買單，加入WTO是一個權宜之計，為求日後更高遠的目標。但羽翼未豐前，唯有屈身其間、伺機挑戰。

目前中國仍在準備階段，包括貿易、貨幣到金融各方面，像是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互換協議、亞投行等。不過，中國仍集中於地區性或是雙邊行動，還未打算向世界性規則進攻。這主要是北京的策略使然，透過洲際聯結，中國即可以推廣自己的規則。等到參與者夠多，便能以「地方包圍中央」，另起新型的霸權治理。至於世界性的規則如WTO，仍有利於中國，保留是最好的選項。

華府當然查覺到此點，WTO多哈談判告終後，時任總統的歐巴馬也把注意力轉向各種區域性建制，像是川普上任後退出的TPP、美歐的TTIP等。歐巴馬政府認為，憑藉著TPP的高標準規格，如勞動條件與環保措施，美國得以重塑亞太地區的貿易規則。即便官方研究報告指出，TPP對美國經濟的助益極微，還有可能提升製造工人的失業率，但為了讓中國服膺於美國體系，歐巴馬仍是堅決支持，而WTO則變成對付中國的工具。

當美國質疑某個國際建制不再有利於霸權治理，它就有被放棄的理由，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到WTO都是如此。因為任何國際建制想要長久存活，必定得先滿足霸權的利益，再由其他主要行為者分配共享，而霸權得承擔其他夥伴搭便車的義務。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確保西方陣營團結，允許北約盟邦與日本遂行貿易保護，WTO烏拉圭回合談判時也對日本、法國等做出讓步。

然而，如果作為霸權的經濟優勢不再，美國便難以容忍他國搭便車。它會放棄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改以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的概念對付競爭者。也就是說，即使兩方都可以透過交往共同發展，但美國更擔心對手能得到更多利益，進而超越美國。如上世紀八零年代，美國認為日本採行歧視性貿易政策，曾數次對日本發動301調查，並提高部份產品關稅；1989年更動用超級301條款，逼迫日本開放衛星等市場。

隨著蘇聯解體，國際安全結構劇變，經濟事務更形重要，此時日本的人均GDP已超過美國，讓美國更將日本視為優先處理目標。儘管日本不能算是敵國，其貿易政策卻讓美國感到敵對，為確保長期安全和地位，美國會不惜犧牲短期合作的利益，持續發動貿易與貨幣攻擊。直到九零年代中期，日本國力衰退，再加上WTO的成立，美國才不再使用301對付日本。

換言之，維護自由貿易只是表象，根本原因乃是擔心日本經濟權勢對美國的威脅，套用在應對中國的態度上亦是相同的邏輯。經過多年的建設性交往，中國融入了世界，卻變成最強勁的對手，因此華府不斷有檢討中國政策的聲浪。先前歐巴馬提出「中國一直在搭便車」的抨擊，正是此種心態的反射。美國現任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也認為華府決策者不夠積極面對中國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政策。

菁英的態度固然是影響政策的關鍵，但普羅大眾的意見亦不能忽視。根據PEW最新民調，有五成的美國人認為今日世界經濟的領導仍是美國，只有35%認為是中國；另一份2015的民調顯示，46%的人認為中國將會（或說已經）成為世界領導強權。長期追蹤民調則顯示，不喜歡中國的比例逐年上升，最高落在2016年的55%，今年略為下降至47%，這些會構成美國對中國展開貿易戰的訊號。

先前美國動用301對付日本，當時的民調便透露出人民心態。1990年《華爾街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Post-ABC）共同民調指出，有3/4的美國人視日本的經濟實力比蘇聯的軍事力量更形威脅；1991年日本《NHK》與《ABC》的共同民調顯示，有61%的美國人相信日本採用的是不公平的貿易手法。其他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媒體也都可見美國對日本不滿的調查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PEW民調顯示，美國民眾擔心對中國逆差的比例有縮減的趨勢，從2012年的61%，減少為2017年的44%；擔心美國工作流失至中國的比例也同樣下降，從2012年的71%，減少為2017年的53%。是否因為美國景氣好轉、失業率下降，故而減少對中國的憂心？抑或是部份美國人民能以理性看待美中貿易失衡的問題，了解到真實世界的狀況（如美中的三角貿易、經香港的轉口貿易等）遠比政客宣傳的複雜？

無論何者，或許都可以緩和華府對北京的攻勢。從小布希、歐巴馬到川普，不難看出美國對中國逐漸升溫的敵意，但若要說美國決定要與中國全面開戰，仍言之過早。這主要是由於美國認為中國尚未成為如日本般的威脅，以貿易逆差來說，雖然數字驚人，其實大約只佔美國GDP的2%。比起1986年日本創下4%的最高紀錄，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

更何況美中真實的貿易赤字並沒有官方所言那麼誇張，因為傳統的統計方式不會考慮到跨國分工導致貿易額重複計算。最常見的例子便是iPhone，過去曾有學者計算，當一台iPhone在中國組裝完成銷往美國，出口算中國的業績，但中國所獲得的利潤不到2%，而蘋果可得到將近六成。再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附加值貿易統計法（TiVA），調整後美中逆差將大為減少，以2011年的貿易額（包括貨物與服務）來看，逆差下降約40%。

這些數字相信川普政府不會不知道。若要以糾正赤字為由、對中國施以懲罰性關稅，在既有條件不變的狀況下，一併遭殃的還會包括那些美國跨國企業的巨頭們，以及中國仰賴的中間財輸入國，如日本、韓國、台灣等。因此就此點來說，中國可謂有恃無恐，個別領域的稅金也不會改變中美之間的龐大逆差，與所謂的中美貿易大局。

北京真正在意的是，美國不尊重中國地位與干涉中國內政的霸權行為，後者指的就是華府逼迫中國立法修法。像是過去美中因301談判而簽定諒解備忘錄，中國即著手制定著作權法、修改專利法等。這種「倒逼改革」不僅可以保護各國的利益，亦有助於中國吸引外資，長久以降，北京自然理解箇中滋味。問題是中央的政策有時難以貫徹，地方為發展經濟往往自行其是，外國也只能對北京施壓。

另一方面，華府企圖打破中國的保護主義，亦即提高市場准入程度。特別是現在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鎖定的半導體產業，這也是美中經濟爭霸的重要關鍵之一。根據中國製造2025，規劃在2020年實現40%的關鍵基礎材料自主、2025年則欲達到70%。在中國看來，這是技術民族主義者打破西方壟斷、走向強國必經之路，但在美國看來，這就是政府以行政力量介入市場，歧視國外產品。

更有甚者，美國認為中國有以廣大內需市場作為武器，迫使外國企業轉讓技術之嫌，這也是未來萊特海澤調查的重點。以高通半導體（Qualcomm）為例，曾被中國控以反競爭行為，付出鉅額罰款。之後高通便與中國政府合作，提供技術與資金共同成立新企業，協助中國發展技術。其他高科技大廠，如INTEL、超微（AMD）、IBM、HP等赫赫有名的公司亦都有類似情形。儘管它們釋出的技術多屬於較為落後，但這已被華府視為是國安問題。

承上所述，不難理解，美國以公平為由檢討貿易失衡只是藉口，真正的目標乃是在於壓制中國的爭霸野心並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由美國領軍的自由資本主義精神，已經成功地抵擋住日式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進攻，現在輪到中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不只是兩國之間未見硝煙的貿易霸權戰爭，基於現代緊密相連的供應網絡，幾乎所有重要經濟體都會被牽連，而這兩國競爭的結果，將會重塑下一世代的國際貿易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