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寬鬆時代：日本經濟，甩不去通貨緊縮的陰霾

近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本央行不得不持續性實施史上最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樣的低迷景氣，在2016年以後，情況似乎有些改善。

2010年日本GDP年度成長率（綠框）雖然是金融海嘯以來最高成長，但那是受惠於2009年的低基期效應（藍框），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執政的這段日子裡，日本經濟也是載浮載沉，雖然有時經濟成長率超過2%，但也經常伴隨經濟衰退（紅框出現GDP季衰退）。

直到最近2年，日本經濟終於出現連8季的正成長，這顯示日本經濟成長變得相對穩定，面對較高的經濟數據基期，雖然經濟還能有所成長，不過成長的內容其實更為重要。

企業願意釋出職缺，通常象徵景氣好轉。2015年以來，日本的就業職缺數量其實是持續創高的，雖然開出的職缺未必適合所有的求職者，但日本受雇員工的成長幅度，比新增職缺的成長幅度高出許多，但這都象徵日本企業對人力需求還是有所提升。

甚至2014年以來，薪資狀況也比以往提升，薪資成長有助於改善日本過去長期通貨緊縮的環境，民間消費是日本經濟的最核心區塊，薪資提升和穩定就業，都有助於民間消費穩定成長。在歐美經濟復甦以後，安倍政府努力的效果逐漸出現——至少暫時不再惡化，比野田佳彥（2011~2012）和菅直人（2010~2011）時期好轉許多。

日本經濟主要的改變動力自然是貨幣政策和政府擴大支出。日本企業投資長期低迷，政府只好代替企業，持續性地增加公共支出，而日幣近年來大幅貶值，海外資金回流日本，或多或少進入消費市場，數年下來拉抬了日本企業的營運信心，日本企業營運在2016年第四季單季獲利20.758兆日圓（約新台幣5.7兆），創下歷史新高，對日本經濟成長幫助非常大。

雖然就業數據和企業營運狀況有所好轉，但是日本經濟問題核心——通貨緊縮環境的陰霾，其實沒有消失。

截至2017年第一季，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略高於0%，只要全球金融風險出現風吹草動，日本很可能將再次陷入通貨緊縮，民間消費成長可以促進通貨膨脹的環境，因為需求大於供給，可以刺激物價溫和成長，但是日本人口老化加上人口每年減少20至30萬人，民間消費要穩定擴張並不容易。

雖然2016年人口暫時持穩，但日本的人口結構長遠來看，仍然是人口緩和減少的趨勢，所以日本政府還是得戰戰兢兢維持溫和通貨膨脹的環境，民間消費為主體的經濟體最怕陷入通貨緊縮，當民眾預期物價可能長期走跌時，隨之而來的就是消費緊縮，日本政府勢必熟知箇中細節，所以持續實施極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物價會是長期國策。

但是寬鬆貨幣政策還是有其限制，因為日本已經進入極寬鬆貨幣環境，所以再度擴大寬鬆貨幣政策的彈性，邊際效益已經大幅降低，無論有沒有實施，效益其實差不多；加上日本貿易已經轉為順差（見下圖），經常帳順差自然跟著增加，這意味著日幣繼續貶值是不容易的，所以日本政府應該思考著，貨幣大幅貶值的工具效益已經達到上限，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日本境內的工作機會、增加出口和進口。

畢竟日本人口數走下坡，既然國內消費成長力有限，那就透過外國來消費，所以就算出口的利潤不多，還是得想辦法透過外交來擴充進出口產業，只要進出口產業的就業人口能增加，民間消費的基數還是能擴大，或者是發展觀光業，吸引外國人來日本消費，擴大服務業市場。

能改善日本經濟的長期最有效做法，恐怕還是移民政策。要提高出生率，快速增加消費和勞動人口的難度太高，最速成方案就是像歐美一樣，直接吸引海外移民，日本本身是個生活水平極高的國家，所以要吸引移民絕對不成問題，甚至人數還可能多到可以篩選的情況，其他國家可未必能有像日本這樣的優良條件，這是日本國的品牌價值優勢。

不過移民政策在日本還是非常保守的議題，外國移民的文化同質性和日本人落差大，日本社會未必能夠接受更多的外國移民，日本政治人物擔心因此失去本國勞工的選票，向來不太敢提出新移民政策。

日本境內的外國勞工比重低於1.5%，其他已開發國家約是5%上下，只有放寬高度專業技術移民門檻，日本社會或許還能接受，2016年底日本政府確實也開放了，讓企業家和技術人員較容易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權，但效益有限，預估2020年也才只能夠吸引一萬人，如果開放非技術性的廉價勞工，那日本社會的反彈恐怕不小，在移民政策大門未開放前，日本經濟要大幅改善的難度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