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遍慰安婦故事：被「國家」拋棄的大和撫子

再談一次慰安婦，我們還有別種思索角度的可能嗎？

2013年，86歲的河床淑隻身在中國武漢慶積里，接受南韓《阿里郎電視台》專題採訪。淚水滑過臉上深淺不一的皺紋，河床淑已想停止談話。鏡頭前的她顯得寂寞又頹喪。拒絕再次提起往昔的她，在戰爭結束之後，還未從自身的戰爭中走出來。

甚至，時隔終戰68年，河床淑都未曾踏上歸鄉之路。

▌100次的揭露，100次的傷口舔拭

自16歲那年，被日本軍抓到中國武漢慶積里的慰安所起，河床淑便注定成為戰爭下的流亡者——那時，她還不叫床淑，而是君子（きみこ）。日本殖民體制下的「河君子」，是個朝鮮族日本人。

她是大日本帝國下的子民。依照日本太平洋戰爭的語境，被日本軍抓起來變成慰安婦的她，是為國奮戰的「大和撫子」。象徵愛國，忠誠，勇敢，溫柔賢淑。

抵抗是不被允許的姿態。大和撫子注定要依附著男性的陽剛而生。河君子就這麼被囚禁在武漢，在戰火中承受一次又一次來自陽剛的傷害。

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軍潰散，有人玉碎，有人撤軍逃亡。而與河君子一起的大和撫子們，卻被遺棄在原地。戰後的河君子失去一切，僅拿回屬於自己族語的名字：河床淑。回家的路明明就在眼前，揮之不去的屈辱爬滿全身，河床淑恐懼著自己的經歷。自戰時到戰後，她始終未給家裡捎過一封信。

不再是日本人的河床淑，變成國際上的孤兒。很快地，韓戰開打，半島南北分裂。身在中國武漢的她，卻未能恢復南韓國籍。一直到1999年恢復南韓國籍之前，河床淑都以無國籍者的身份，在中國度過半個世紀的人生。

未踏上歸鄉路的河床淑，轉而留在武漢與當地人成家。她成為一個母親，膝下兩個女兒。一直到孩子成年之後，自己才迂迴地對她們吐露過往。

大半輩子都留在湖北的床淑從未想過，當年被戰爭捲到了該地，之後的人生卻被困在這個傷害她最深的現場。一直到2016年初夏，因身體變故，高齡89歲的她，才搭機返回家鄉——南韓——接受治療。

像河床淑這樣的故事，似乎進不去主流論述中的「南韓慰安婦」。她的倖存凸顯出，南韓那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受害主張隱含的論述難題。但她的境遇並不單一。在悲慘的世道上，她的命運裡出現了一個同路人。

▌沖繩美軍基地的無國籍女子

1972年，在佔領了沖繩長達28年後，美國正式將沖繩群島的主權交還給日本政府。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美軍竟在前日軍基地旁的甘蔗園，發現了一位衣衫襤褸的女子——她，是裴鳳歧，來自朝鮮的倖存慰安婦。

據日本紀實作家，同時也是日本戰爭責任資料研究中心（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代表，川田文子的採訪調查，裴鳳歧是在1944年11月登上沖繩慶良間諸島一帶擔任慰安婦。而在兩個月前，日軍甫登上該區島群，正式駐軍。

當時與裴鳳歧一同登上該群島區的慰安婦們，除了為日軍提供性服務，亦得擔起家政婦角色，照料日軍的食衣住行，甚至時不時得協助運送砲彈。但當戰爭結束後，如同河床淑的遭遇，裴鳳歧卻遭日軍拋下。自此以無國籍身份，在沖繩過著以賣身維生的流浪生活。

1991年8月14日，時值終戰46年前夕，金學順以史上第一位正式對日本政府提起賠償訴訟的南韓前慰安婦身份，向世界陳述前日本帝國的戰爭責任；然而，同年11月，裴鳳歧還來不及被世界肯認自己的真實存在，便於沖繩那霸因病離世。

像是裴鳳歧與河床淑這般無國籍者，即使身上流著朝鮮半島的血液，她們的「活著」也都是朝鮮殖民地史與戰爭的傷痕證據，但多年來官方的道歉或賠償，卻始終與她們無關——而這一切的荒謬，都得從1965年簽訂的《日韓基本關係條約》談起。

▌1965年日韓協定：為了下一場「戰事」而達成的「和解」體制

《日韓基本關係條約》是繼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之後，因朝鮮半島分裂而誕生的南韓，與日本之間針對殖民和解、戰時賠償以及外交關係正常化等問題，協議的正式承諾。

然而，1965年形成的和解體制，終究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協定。在慰安婦的存在與否，仍遭日本政府否認的前提下，慰安婦自然被排除在「和解」與「賠償」的範疇之外。令人遺憾的是，日韓基本關係法的成立，形同日本已作出「賠償」回應，儘管戰爭的「受害者」樣貌仍有模糊之處，60年代的南韓政府卻已完成代位求償的任務。

困境不止於此，日韓協定在一定意義上，亦是為了美國與日韓兩國間的國際利益所做出的交換成果。而1960年代越戰那不可收拾的局面，也可說是加速這一體制成形的近因。

1953年韓戰停火，喘息於38度線以南的南韓與日本、台灣一樣，都是美軍基地的勢力範圍。時間走到1961年，中南半島上的越戰越演越烈，美國總統甘迺迪雖開始援助南越，但對於是否要深入戰事，卻一直躊躇不決。

與此同時，華府的幕僚們，開始向甘迺迪在東亞的部署提出建議。美國國安會成員羅伯．詹森（Robert H. Johnson）與羅斯托（Walt Rostow）在1961年3月建議甘迺迪，應把對南韓的挹注，從軍事援助轉向經濟、農業與社會文化的投資，作為美國調整東亞對策、迎接戰略新局的第一步。

無巧不巧，同年5月，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在南韓發動了五一六軍事政變。陷入動盪的南韓政局，遂引發甘迺迪幕僚團一番對東亞政策的激辯。會議中，甘迺迪總統下了一個結論：日韓關係的穩定，才是美國利益的關鍵。

甘迺迪很清楚，當日韓針對戰後賠償等問題仍爭論不休，美國自難有效整合自己在東亞的盟友。特別是南韓與日本，在當時已是美軍在東北亞最重要的兩大基地領域。

五一六政變後兩個月，腳步站穩的朴正熙公開表示：希望能在一年內，解決與日本之間的問題。朴正熙的發言，讓當時駐韓的美國外交官柏格（Samuel D. Berger）眼睛一亮：

朴正熙表態後，美國開始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施壓，希望他盡快著手對南韓的和平會談。儘管池田當時的著力點，仍聚焦在對中國的外交上，他急切地希望可以為日本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然而，政局瞬息萬變。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遇刺與南韓總統與國會大選，讓日韓會談一度中止。直到1964年詹森順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朴正熙的大權鞏固，以及佐藤榮作登上日本首相寶座，新一波的和談才順勢重開。

與此同時，南方的越戰，已然成為美國對決共產勢力的戰場前線。詹森延續甘迺迪積極促成日韓和談的初衷，亦持續穩固對韓軍事投資的步調。冷戰框架下的軍事對抗，終究是美國主導下的東亞政治主旋律。

冷戰的熱度持續升溫。1964年8月，北越對東京灣的美國驅逐艦「麥多斯號」（USS Maddox）開火，致使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東京灣決議》——該決議正式授權詹森以美國總統之名，提供其全面介入越戰的政治與法律基礎。

而1965年日韓雙方的協談，通過美國的斡旋，在漁業、賠償條款與領土等項目上持續角力。最後，兩國達成共識，於1965年6月22日正式簽署《日韓基本關係條約》。

根據條約內容，日韓兩國正式建交。在戰爭問題上，韓國政府正式放棄索賠權，改以經貿合作，自日本政府得到3億美元的無償商業貸款，2億美元的有償貸款。後設而言，該項條約的簽訂意味著，朴正熙政府一口氣打包了南韓人民針對日本政府戰爭責任的「個人索賠權利」。

在國與國的位階上達成的「和解」，事實上忽略了社會面的「傷」與個人層次上的「各式經歷」。而這也導致1990年代開始，由朝鮮、台灣等國慰安婦聲援團體代表向日本提起個人賠償請求的訴訟戰。因此，在1965和解體制下，慰安婦作為一種政治身份，始終找不到發聲位置。

必須強調的是，在原初的「賠償包裹」中，河床淑與裴鳳岐的處境，較爾後持有南韓籍身份的倖存者更加艱困。她們或許被納入南韓「國仇家恨」的敘事裡，然而，在政治身份上，卻不具備坐上日韓1965年談判桌的資格——因為當年的她們，並不具備「南韓國民」的身份。

長期被視為鐵板一塊的慰安婦，因為戰爭歷程下的「跨境」與「受困」人生，出現了追討賠償路塗上的差序格局。河床淑與裴鳳岐的聲音被徹底壓抑。在1965和解體制下的慰安婦們，轉而共享進入和解的「死胡同」命運，被遺落在賠償與道歉的目光之外。

達成與日建交任務的朴正熙政權，自是確保了美國持續對南韓的軍事與經濟上的挹注，同時在外交上完成日韓和平建交。於是，朴正熙政權下的南韓與佐藤榮作執政下的日本，成為美國在東北亞與越戰最堅實的軍事後盾。

對美日韓三位領導人來說，這是外交政治上三贏的局面；然而，一場和平外交與變調的賠償協定反映出政治現實的殘忍面：慰安婦還未成為戰爭責任敘事的主體。甚至，以國家為單位的賠償與剝奪個人請求權的局面，致使河床淑與裴鳳岐依舊是戰爭和解之路上的「境外之人」。

（接下篇：〈《帝國的慰安婦》：當國族的仇恨敘事遭遇挑戰〉）

《帝國的慰安婦》：當國族的仇恨敘事遭遇挑戰 | 政經角力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並非只有太平洋戰爭底下的日軍才有慰安系統：只要進入戰備狀態，便有性壓迫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