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該如何面對「憤怒的數字」？

7月中在大學附近小吃店吃午餐的同時，電視新聞如此播送著。

餐廳外面的街上，有店舖半年就改了一兩次；每次來，都能看到又有店被換掉了，一個開了30幾年的雜貨店，變成大企業連鎖的超市，但有賣炸雞的、賣飲料的，沒做多久就關了門。內需不振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大家都不想再多花錢。

餐廳內有些大學生，看了顯得不耐煩；現在還不是忙就業的季節，但許多人看了，明顯在擔憂自己未來。

熟悉的老闆，看見常客來，熱情向我招呼。正決定要點哪個餐時，發現下面的價格標籤又有被撕掉重新貼上的痕跡，一碗辛拉麵從2,000漲到2,500韓元了。剛來首爾的第1年，一碗只要1,500韓元。

「啊，這次價格又上漲了啊？」我問道。「是啊，在大韓民國越來越難生存囉。」年屆70的老闆回答。理當是可退休安享晚年的時刻，餐廳夫婦倆還是得忙著工作，希望多賺點錢分擔家庭負擔。

她的女兒偶爾會帶著才剛滿2歲的小孩子過來店內幫忙。「唉唷，現在要養孩子多麼不容易啊，還有店租與房貸要付。」老闆娘抱怨道。大家都喜歡抱孩子，但想到未來長大後，要負擔龐大教育費用，嘆了口氣。

吃完飯，在街上遇到在民宿工作，負責清掃的奶奶。因兒子投資房地產失敗，欠下百萬元新台幣巨額債務，她得拖著骨瘦如柴又老態的身軀，付出勞動幫忙還債。

搭著公車經過光化門廣場一帶，有被解雇的勞工齊聚示威，也有人拿著「撤除派遣工」標語在抗議；幾位穿著正裝襯衫的男女排隊等候並聊著天，經過抗議現場，要走過來進入咖啡店。

望向他們身上掛著的名牌，是在大企業工作的員工，他們經過百取一、千取一的激烈競爭，獲得工作，月領近10萬新台幣高薪；但最近派遣工比例已經逼近月薪制人口的一半，明明是同樣工作，薪水卻只有2/3，甚至更少，無法加入國民年金，還要遇到合約期限到後，可能得走人的窘境。

這是我在韓國跑新聞以來，親自體會的日常。

最近出版的韓國譯作《憤怒的數字》，講的就是韓國的不平等與活在苦難水準的現象。這本書整理與分析了韓國各項發展數據，帶出光鮮亮麗的韓國背後，種種外人所不知道的辛酸與痛苦，同時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大方向。

韓國在1996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他們自豪這等同於取得躍入先進國家的入場券；但20年過後至今，和OECD內國家相比過後的各項數據，韓國在各項統計數據的表現，都令人感到憂慮。

約聘制勞工數量第2、兩性薪資差異最高、女性薪資最低、家庭負債高出平均值兩倍、政府社福支出不到平均值一半、排名倒數第2、工時第2長、幼童幸福指數最低、老人自殺率連年蟬聯首位；這樣看起來，沒有一項是光采的，種種跡象反而呈現惡化中，看了著實令人憤怒。

不平等的現象，從男女之別、青年與老年之別、正職員工與派遣工之別、到財閥與中小企業的天差地別，存在社會各個角落。

現代與三星等財閥，經營者的資產，相加超過首爾市政府的規模；擁有富可敵國的大企業，為韓國人在世上賺了不少面子，但為何韓國人還會痛苦到稱自己活在「地獄朝鮮」？因為政府並未落實財富與福利的分配。

受政府扶持的大企業，蠶食鯨吞中小企業，並透過權勢與財力反向影響政府與媒體，政府成為分贓體系的一員；1997年金融風暴後，國家瀕臨破產，企業勒緊褲帶，開始應聘派遣職員；如今，財閥收益持續成長，2006年至2012年就擴大了6倍，非正職員工，卻越聘越多，好的職缺越來越少。

不是每人都能搶進百取一、千取一的財閥窄門。失敗的人們，為求得溫飽與償還負債，開始無止盡工作；而隨著物價與房價上漲，要買房與養育孩子的成本日增。

為讓自己的孩子「贏在起跑點」，未來能「成龍成鳳」，讓自己有晚年能安享，父母們無不投入高額預算在讓子女補習，期待他們在激烈競爭中，成功投入財閥窄門；這樣的過程，孩子得承受的，就是睡眠時間不足、下課後補習到凌晨，還有競爭中失勢所可能遭受到的冷落與排擠。

而拚死拚活的父母，一旦自己或家中親人病倒，在幾乎是落後國家水準的社福基礎下，難以負擔治療費用，又沒辦法繼續賺錢，等同宣布墮入貧病的深淵，整個國家正陷入這樣恐怖的惡性循環。

2008年，企業CEO出身的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實現二次政黨輪替；在國家經濟碰上金融海嘯而再度瀕臨危機時，他提出下滲式的經濟政策，「財閥好，經濟就會好，中小企業也能獲得提振」，軸心再度往財閥靠攏，直到現在的朴槿惠總統執政後，情況依舊。

財閥獲得政府許多交易限制的鬆綁，與大幅的減稅優惠。2012年，財閥總共獲得超過2600億新台幣的減稅，但他們的資產規模，已是6年前的6倍，每家收益都在大增，卻沒回饋到國家與社會，形成大企業作威作福，政府放任，百姓成為受剝削者的殘酷光景。

韓國應該是亞洲工運最為發達的國家，這幾年我採訪與處理過大大小小的罷工抗爭報導，媒體、醫院、鐵路、汽車製造業都有，勞工們團結起來，透過工會組織與資方談判，要求提高待遇，同時向政府發出怒吼，警告勿做出過度偏袒資方的決策。

但工會時常被親政府、親資方的媒體貼上「左派」標籤，甚至被指責為「赤色份子」，仍然有人將工運看作是好吃懶做、只為提高私人福利而想示威鬧事；政府持續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經濟政策；鬆綁規制、力行民營化、擴大勞動彈性，延長派遣工時限；財閥與政府的壟斷性絕對權力，還有社會的矛盾對立，還無法讓叢生的不平等問題，獲得解決。

「財閥至上」的思維必須被轉變；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著手建立良善的社福制度，同時要求他們善盡社會責任，回饋更多職並減少派遣工，增加就業與提振內需。最重要的是，正視「平等」的價值；若一個國家從政府、企業到百姓，都是用上下尊卑與權威的關係互動與承擔責任，全無要突破階級帶來的束縛，那麼一切只會更糟，不會變好，這是《憤怒的數字》一書帶來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