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蘭海戰百年祭：鐵與血之外德意志的海洋自由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6年5月31日，世界迎來了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一場艦隊決戰——「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這場發生在北海的海上決戰，交戰雙方艦隊總噸數超過100萬噸，該戰役中號稱「獲勝」的英國，人員與艦船損失卻比主動逃離戰場、數量處於明顯劣勢的「落敗方」德國要高。不過，這場海戰仍徹底摧毀了德國海軍對擊敗英國海軍、打破其海上長程戰略封鎖的期待，而德國海軍此前經營了20多年的戰略思想核心——「風險理論」（Risk Theory），也在此役之後，被戰略學界掃入「失敗者」的歷史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海軍競賽，向來在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前者的焦點是大國權力平衡；後者則關注德國海軍為了保衛海上利益而提出新戰略的「風險理論」，以及該戰略在大戰中與英國海軍的互動。不過，挪威海軍史學者霍布森（Rolf Hobson）在2002年的研究昭示了另一關鍵因素的影響：德國對海洋自由的傳統追求的影響。

▎鐵與血之外，普魯士的海洋自由

普魯士雖然是東北歐內陸的小型陸軍強國，但在傳統上卻是海洋自由原則的擁護者，不僅在1781年的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以及1800年拿破崙戰爭期間都加入了「武裝中立同盟」，反對英國擴張交戰國權利，且在1785年與美國簽訂《普魯士—美國通商友好條約》，共同推進海洋自由原則，成為催生1856年《巴黎海上宣言》的要角之一。

霍布森認為，普魯士之於海洋的戰略傳統，也許可以以傳奇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作為代表——終其一生秉持普魯士本位主義的俾斯麥，始終不願發展「大海軍」，他堅信陸地權力平衡的智慧可以有效保護德意志帝國為數不多的海上利益，何況武裝中立同盟的有效運作有賴於英國與其他海軍大國之間的鬥爭，德國實無必要強出頭。

然而，隨著工業化與殖民地競爭的推進，德國的海上利益越來越廣泛，俾斯麥的後繼者很難再以「普魯士本位」來思考帝國的整體政策與利益。此外，英國、法國等的戰略思維越來越具侵略性，特別是法國海軍的「少壯派」（Jeune École）在1870年代後崛起，其主張對商船的直接攻擊，並對阻礙其海上戰略的《巴黎海上宣言》持敵視態度，使德國開始出現懷疑該宣言是否還能作為保護德國海上利益的工具的聲浪。

最先對「普魯士本位」產生疑慮的，是陸軍出身、繼俾斯麥之後擔任首相的海軍部長卡普利維（Leo von Caprivi）。在他的領導下首度出現「海洋自由需靠自身達成」的思維，1890年代中期的德國海軍，開始摒棄普魯士靠著與美國和其他歐陸強國在海洋自由原則結盟的傳統。

於是在1900年，時任德國海軍部長，爾後被升為海軍元帥的鐵必制（Alfred von Tirpitz），提出了影響德意志帝國往後二十年的海洋戰略思想——「風險理論」（Risk Theory）。

▎風險理論：鐵必制眼中的德意志未來

在鐵必制提出《第二次海軍法》時說道：

由於英國當時設有「兩強標準」，其所確保的海軍實力必須強於第二（法國）與第三（俄羅斯）海軍國的「總和」；鐵必制據此判斷，假若此時德國能另外建立一支海上精銳，就有可能打破英國主宰的平衡。屆時，若英國想要冒險擊敗強力的德國海軍，對抗的代價也將使英國無法維繫對法俄同盟的絕對優勢；此外，英國也難以負擔再與德國進行海軍競賽。是故英國最終必然得與德國妥協，而德國就可藉由與英國簽訂條約，保證海上利益的安全。

事實上，嚴格說來，「風險理論」雖然主張建造龐大的戰鬥艦隊，但該理論的假說是建立在「希望藉由英國擔憂損及其對法俄同盟戰略優勢，因而不敢貿然與德國海軍作戰」的基礎上，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仍不脫普魯士的海洋自由傳統邏輯。而且在當時的國際環境看起來不失為妙計一條：英國與法俄同盟有近乎零合的殖民競爭；英法兩國在1898年差點因為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而開戰；英國在1899年的第二次波爾戰爭（Second Boer War）也幾乎與全歐輿論為敵。

然而，這種看似合理的嚇阻思維，在執行上卻因德國海軍戰略理論的影響，以及政治上的利益爭奪與派系之爭，被刻意導向英德海軍競賽，最終因為在競賽中失敗而種下日德蘭敗戰的種子。

▎鐵與血之後，進入軍備競賽的德意志

鐵必制構思風險理論的思想根源是他年輕時在德國「海軍戰爭學院」（Marine-Akademie）受到的教導。德國雖然缺乏海軍傳統，但卻在1872年領先群倫成立這樣的學院。然而，這所學院發展的海戰理論深受陸戰思維的影響，並不像同時代的英國海軍戰略學者柯白那樣，認為制海權是依照交戰國之政治意志，在戰時對海上交通所實施的控制的概念，而是認為與陸軍在決戰獲勝後的軍事優越狀態類似，因此只能從決定性海戰獲致，忽略封鎖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這種理論思維在1890年代又受到馬漢理論的加強，因為相對於重視封鎖與海上經濟戰的柯白，馬漢明顯傾心於海戰的重要性，對封鎖的重要性沒有太深入的分析。於是，德國海軍遂認為其他國家的海軍也都視決定性海戰為奪取制海權的唯一手段。

這種思維構成風險理論的設計基礎：如果英國海軍也認為決定性海戰是奪取控制的唯一手段，那麼它一定會憑藉其物質優勢越過北海來尋求與德國海軍決戰；而如果德國海軍在本土水域的規模增大，英國海軍為了求勝必然會抽調原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艦隊。鐵必制認為，這就能夠迫使英國將海軍兵力集中在北海，剝奪整個英國海軍的行動自由，讓德國在世界其他地方面臨的壓力降低。

但弔詭的是，風險理論在設計上並不追求與英國海軍並駕齊驅或取得物質優勢，而是希望與英國在（主力艦）兵力達成2（德）：3（英）的比例，他認為一旦德國海軍達到此種規模，也就進入鐵必制在風險理論所謂的「安全區」，能對英國建立起有效的防禦。也因為設立了在德國近海與英國決戰的戰略目標，德國海軍所打造的艦艇的航程與續航力皆不高，成為一支規模奇大的近海艦隊。

換言之，鐵必制是刻意利用風險理論將英國拖入與德國的軍備競賽中，因為他假設英國無法支撐再與德國進行軍備競賽，最終退讓予其他中立國。

然而，如果有建造大艦隊以外的其他途徑能夠確保德國的海洋自由，從理性角度來看，德國應該追求這樣的途徑，而不是選擇「硬碰硬」。而這樣的機會，在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上出現了——以海洋自由為基本國策的美國，提出了永久廢棄交戰國的海上拿捕權，讓貿易在戰爭中也能不受阻斷的全面海洋自由宏偉計劃。

這不正是提出風險理論、建造大艦隊試圖嚇阻英國的攻擊、希望德國能確保海上利益不受破壞的人夢寐以求的嗎？

但是德國在鐵必制的堅持下，反而在會議中與英國一道堅持繼續保有戰時拿捕權。

鐵必制這麼堅持的道理非常簡單，他是被德皇找來建造艦隊的，而艦隊是因為英國可能威脅德國的海上利益才得到支持，德國海軍不斷在國內宣傳，與英國之間能保持和平正是因為其擴張艦隊規模所產生的嚇阻，但如果能不依靠戰鬥艦隊就維持保障德國的海外利益不受英國威脅，還有什麼理由持續建設艦隊呢？如果沒有建設艦隊的必要，德國海軍如何從德國國會要求更多預算呢？德國海軍很可能會再度落入1890年代初期那個帳面上兵力強大，但實際上船隻老舊、地位始終被陸軍強壓，在國內無人重視的可憐狀態。

此外，從個人因素來說，鐵必制的大造艦計劃雖然在國際政治上很引人注目，但在國內不僅遭逢德國陸軍的強烈反對，文人內閣對於大造艦計劃可能引發與英國的緊張關係，也有諸多不滿，熱切希望回到普魯士利用陸地權力平衡原則捍衛海洋自由的舊傳統。甚至德國海軍內部也不全然支持鐵必制的風險理論，鐵必制花了很大的心力來壓倒要求發展少壯派（有趣的是，鐵必制為了提高獲勝機率，使用許多他年輕時擔任魚雷艇指揮官獲得的運用經驗等少壯派手段，來設法減少英國的物質優勢），或發展遠洋巡洋艦隊來保護海外利益，而不是集中在本土的戰鬥艦隊的主張。

如果他同意用外交手段確保海上自由，別說德國海軍往後的地位如何，就是他個人在軍中的地位都很難說。何況，英國當時雖然在海軍部長費雪（Adm. John Fiser）的領導下開始整頓海軍，但在無畏艦的建造速度並沒有明顯壓倒德國海軍。英國直到1909年才達到每年8艘主力艦的建造速度，完全壓垮鐵必制的規劃。換言之，風險理論的目標在1909年徹底落空後，無法進入「安全區」的德國海軍自那時起就注定落入日德蘭海戰必然的結局。

▎功虧一簣：日德蘭海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海軍並沒有像德國海軍假定的那樣，憑藉自己的數量優勢跨海來向德國公海艦隊挑戰，而是憑藉地理位置對德國實施遠程戰略封鎖，這使德國海軍將領們在心理上受到嚴重的奇襲，不能理解英國為何這麼做。而德國公海艦隊因為本身力量遠遜於英國大艦隊（Grand Fleet），加之作戰訓練皆是以在德國近海尋求決戰為主，又不敢主動離開自己的主場去挑戰，只能坐困岸上幾達兩年時間，直到希爾上將（Adm. Reinhard Scheer）在1916年初接任公海艦隊才有所改觀。

希爾認為，唯有攻擊英國東岸的部分海軍兵力，才能引誘英國大艦隊到德國近海，進而打一場德國海軍夢寐以求的決戰，並藉此打破英國的戰略封鎖。不過，希爾的意圖不是與整個英國大艦隊打一場旗鼓堂堂的決戰，他希望能先引誘部分英國兵力出海，讓他們遭到優勢的公海艦隊主力圍殲，最後再與實力被削弱的英國大艦隊主力決戰。

不過，希爾沒有料到的是，英國大艦隊的主力在5月31日這一天也在艦隊司令傑利科上將（Adm. John Jellicoe）的率領下現身於戰場，因此公海艦隊在當天下午的對手不是力量微弱的擔負偵察任務的戰鬥巡洋艦隊，而是整個英國大艦隊，所幸他在開戰不久就迅速發現，才能憑著優異的指揮與麾下將士的用命，加上夜色的掩護，以及傑利科上將的謹慎（他擔憂這是德國的誘敵深入之計，認為希爾在前方部署潛艇準備襲擊大艦隊），最終得以逃出戰場，順利返回德國本土。

戰後，希爾（Reinhard Sceer）在呈給德皇的報告中強調，公海艦隊絕無可能擊敗實力未受創的英國大艦隊，並因此突破英國憑藉其地理優勢對德國實施的遠程戰略封鎖。他主張，德國應將注意力轉移至潛艇上。而其結果，雖然德國海軍潛艇在無限制潛艇戰中發揮了預想之外的巨大效用，迫使英國必須開始採用護航系統，讓希爾在1917年末又有了出動公海艦隊，襲擊北海北部英國大艦隊無法直接掩護的萊維克―卑爾根 (Lerwick-Bergen) 航線的機會，但德國的戰爭前景已經沒有公海艦隊發揮作用的餘地，這項攻勢在發動前為德皇取消，公海艦隊此後再也沒有表現的機會，直到戰爭結束前往蘇格蘭投降。

風險理論在最初可能是合理的嚇阻戰略，但它卻不能以此告訴德國海軍官兵：「你們必須在戰場上求敗，求敗是你們替國家效勞的唯一機會。」相反，德國海軍在一戰前確信他們的確能夠在風險理論的指導下擊敗整個英國海軍，因為他們日以繼夜的訓練就是為了在德國近海取勝。這就導致戰略規劃與實際執行出現不相容的情況。

如果德國海軍在戰爭之初不是固守風險理論的決戰思維，而是採納日德蘭海戰時擔任公海艦隊的偵察艦隊指揮官希伯上將 (Adm. Franz von Hipper, 後接替希爾為公海艦隊司令) 所建議的巡洋艦戰爭，將全部的戰鬥巡洋艦兵力派往北大西洋，藉由大規模襲擊戰手段引開英國以斯卡巴佛羅為樞紐的封鎖兵力，日德蘭很可能不會發生；即便發生，或許也不會是歷史上的方式。雖然公海艦隊仍不足以藉此擊敗英國海軍，但至少他們能從其他作戰中獲得成就感，而不是史實中充滿挫敗感的樣子。

不過這又回到問題的根源：鐵必制。

如果鐵必制在1907年以後察覺到法俄兩國已經與英國改善關係，致使風險理論所依靠的國際環境消失，那麼實不應該繼續堅持風險理論。最低限度，當鐵必制自己在1911年也開始認為，英國在開戰後可能不會前來德國近海挑戰，也應該從那時起努力廢棄風險理論，認真改用其他戰略設計替代。如此，或許英德兩國在1912年的海軍談判能成功。畢竟，建造艦隊只是達成政治目標（海洋自由）的一種手段。

但很可惜，這些都未發生。日德蘭的結局也就難以避免。或許公海艦隊的失敗與悲劇不能單單歸咎於鐵必制一人，而是肇因於德國海軍也與德國陸軍一樣落入軍事領導政治的錯誤路線。諷刺的是，提出政治必須領導軍事的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一戰前的德國卻受到高度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