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戰略謎局:擁抱新冷戰?還是迎接新混亂?

聯合新聞網 徐子軒
新時代的戰略謎局:擁抱新冷戰?還是迎接新混亂? 圖/路透社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拉丁諺語:欲求和平,必先備戰)

三月的美洲大陸異常熱鬧,在「Por Una Cabeza」的音樂裡,美國總統歐巴馬略顯生硬的獻舞於阿根廷國宴。這一曲探戈雖是神來之作,但不夠激情,遠不及他在哈瓦那揚言埋葬了冷戰殘餘的激昂。

我來到這裡來埋葬冷戰在美洲最後的殘留。

歐巴馬在日前所提的「埋葬說」,或是針對國寶級的古巴共產黨——能「收復後院」名留歷史,歐巴馬的欣喜不難想像——但他卻忽略了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總理麥維德夫(Dmitry Medvedev)曾向西方喊話,聲稱世界已經進入「新冷戰時期」——而究竟冷戰結束了沒?甚麼又是新冷戰?這一對立的新局當真不可避免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要反思過去。

能「收復後院」名留歷史,歐巴馬的欣喜不難想像——但他卻忽略了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總...

上世紀末蘇聯倏地崩解,筆者的師公、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巨匠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即發表一篇名為〈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的文章。雖然文內對「戰後」世局的剖析,主要聚焦於歐洲,但這卻並非其學者「歐洲中心論」使然,因為基本上那時亞洲除四小龍外荒蕪一片,而如日中天的日本亦足以掌握東亞大勢。

當時,米爾斯海默提出了幾個穩定和平的建議,諸如:在歐洲推展有限制的核嚇阻能力、美英發揮離岸優勢以監控歐亞大陸,以及遏制極端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等。而多年之後,對照近年全球的動盪不安,此時回顧這篇文章,更格外引人省思。

回顧蘇聯垮台後的「歷史終結」和首次波灣戰爭後的狂歡情緒,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顯然對新時代過分樂觀。世界秩序其實從未定於一尊,許多文明的力量都在潛伏等待時機,而國際制度本身的脆弱性、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極大化、意識形態的捲土重來,在在都亦成為引爆彼此衝突的導火線。

然而戰爭與和平的定義,向來不是那樣黑白分明,若單以武裝衝突觀之,全球平均每年死於「戰火」的人數,已經從1950年代的將近一萬,下降至千禧年的一千;若是與二戰期間,戰歿死傷逾五千萬的恐怖數字相較,我們身處的現代,可能是古往今來最安全的太平盛世。

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對戰爭或和平的觀點亦會隨之更迭。冷戰時期,東西陣營雖是「對抗」,主要大國間卻未兵戎相見。當時世上的衝突,大部分來自於歐洲以外的亞、非、中東等地,東西陣營打的則是「代理人戰爭」。這段期間,國際衝突的次數從五零年代一路攀升,但當到了九零年代的最高峰之後,卻因蘇聯的崩解而驟然下降——這樣的光景,也就是西方陣營樂觀的來源;不過這種衝突平息的趨勢,卻在2010年後逆轉回升——這即是俄國總理之所以悲觀的根源。

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對戰爭或和平的觀點亦會隨之更迭。 圖/路透社

衝突的成因與地點各異,然究其根本並無太大變化,如中東或是宗教伴隨氏族政治之爭,再加上美俄等國的推波助瀾;中亞仍是地緣政治之鬥,俄國難掩沙皇時代思維,西方則仍呈包圍姿態;非洲仍是失敗國家之哀,內部的殺戮益發血腥;而亞洲卻因崛起的中國、與美(日)進行權力轉移,而讓戰略棋局越顯複雜,但至少這場爭霸目前仍幸運地不見煙硝。

與冷戰相比,當今世局的特徵是敵我難分。這是全球化的結果,亦是制度論的成就。但這樣的平衡卻在俄國揮軍喬治亞(2008)克里米亞(2014)後漸趨消逝;正如前述,冷戰期間其實熱戰不斷,之所以沒有爆發毀滅性結果,乃是由於大國的克制,即是透過下指導棋的方式相爭,並不直接對抗。

米爾斯海默曾經預測,冷戰後的和平難以持久,便是基於失去權力中樞(蘇聯),將使許多中小國家各自為政、增添衝突的可能性。如今,俄羅斯已淪為中型強權,其好戰的民族主義,仍承續著斯拉夫的尚武氣息。不過普丁政權顯然較能記取歷史教訓,敘利亞的撤兵證明了莫斯科並不想再窮兵黷武重蹈覆轍;另外歐洲也以分散能源供給,得到一定的制裁作用,這些都使俄羅斯不似蘇聯時代的難纏。

不過,當作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盟友」俄羅斯,都已經發出如此明確的「新冷戰」信號,超級霸權候選者的中國,還能繼續鼓吹「國際社會應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嗎?至少到目前,大國間脆弱的互信延續難得的和平,而中國對使用武力的謹慎,則更是之中的最大關鍵。

相較於上世紀嘗試以軍事手段處理周遭領土,現在的北京已學會用更細緻的蠶食之策於南海、東海,這便讓戰爭與和平的邊界越發模糊。再加上兩強的核武相互保證毀滅與美債的經濟相互保證毀滅、雖無法彼此理解但至少尚能容忍的層峰等因素作用,也推遠了大國攤牌的時刻。

雖無法彼此理解但至少尚能容忍的層峰等因素作用,也推遠了大國攤牌的時刻。 圖/路透...

然而,不可諱言,既有秩序正在動搖,不只是上述的軍事平衡,也包括國際經濟。部份來自於舊瓶新裝的挑戰者:破產的社會主義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型態,重新對自由資本主義陣營展開進擊。此等景況絕非新鮮事,曾經的納粹和法西斯均曾盛極一時;但不同的是,如今堪稱世界級規模的中國已正式踏入這場博奕,她帶來的影響也屬空前——這裡並不是指操縱匯率或搶奪工作此類的政客指控,而是指中國模式的成功,動搖了世人對資本主義民主典範的信念,「原來強政府也可以是國家發展的捷徑」。

與此同時,傳統西方陣營的成員也呈現出不一的衰退:像是老齡化的日本、增長乏力的歐洲等舊強權,再加上自千禧年以來,世界領導的美國接連出錯,911後的一意孤行、次貸風暴的殃及全球,不斷地折損自身實力與威信。僅管程度不一,卻可以預見在本世紀內,新強權如中國、印度、東盟等,將與舊強權分享國際政治的議程安排。儘管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促使我們需要,也難免有一個強大的領導穩定體系,但透過多邊主義的分權,更有助於體系成員的意見表達,亦可達到某種制衡作用。讓強權學會尊重中小國家、讓中小國家能與強權折衝,這正是民主的真諦所在。

如果這就是新冷戰的樣貌,或許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珍惜。事實上沒有人真正遠離那場不自然結束的冷戰,於是可以見到你在小島佈署紅旗、我在半島部署薩德(THAAD);聚光燈前暢談核管控、回過頭來加強核嚇阻。

這種不穩定的狀況很快就會隨著大國的權力轉移而底定,會進入甚麼樣的時代則無人可以斷言。或許在那時,新時代或非我們所想像與期盼,而讓世人開始懷念起那穩定與恐懼並存的冷戰日常。

新時代或非我們所想像與期盼,而讓世人開始懷念起那穩定與恐懼並存的冷戰日常。甘迺迪...

徐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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