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社運新實驗：為什麼國家得無條件發錢給你？

斯斯有兩種，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資也有兩種。

第一種，是當前每日、每週或每月的販賣勞動力的所得，一般以貨幣形式呈現；第二種，吾人稱之為「延遲給付的工資」，這部分泛指以養老金或是退休金核心的社會保險——然而，這兩種工資現在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都遭遇了極大的困難。

首先是第一種工資。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與接踵而來的經濟蕭條之後，各個年齡層——特別是青年人——失業率極度高漲，尤其在歐美先進資本地區以及中東歐國家，青年人的失業率更高達17-18%；在嚴重地區，包括希臘、西班牙、克羅埃西亞以及義大利（表一）等南歐國家，青年失業率甚至超過40%。沒有工作當然就沒有工資，同時由於社會工齡人口減少，對「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的社會保險福利國，財政也形成莫大的壓力，連帶使得第二種工資的支付出現明顯的困難：像是希臘政府為了獲得「三駕馬車^註1」的借貸，就必須接受他們開出的貸款條件——在短期間大幅度削減退休金，來作為財政改革的推力（惡）。

按照一般臺灣民眾的見解，應該會認為「這些政府理當擔負起責任，把國家總體經濟搞上去」。畢竟高社會福利所依賴的，應該是高經濟增長；缺乏經濟增長的動力，又要如何成就再分配的大餅？

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西方世界，「長期蕭條」（secular stagnation）這個詞彙，日漸頻繁地出現在大眾傳媒。但這個詞，其實最早是由頗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勞伯．布倫納（Robert Brenner）所使用，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他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第229期〈全球風暴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中，早已敬告他的左翼讀者：

危言聳聽！左派學者的話聽聽就好？然而，就連美國前任財政部長（1999-2001）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現在都在談長期蕭條，並認為自2008年之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難達成穩定且適足的經濟成長、高產能利用率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等多重經濟目標^註2。

不僅如此，根據OECD的統計（圖二），桑莫斯特別指出：在美國居於25-54歲的男性——這群通常被預設為「家中經濟支柱」以及「勞動市場主力」的社會群體中，被雇用的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也不斷地下降。這當中，最值得關注的特點在於：每一次衰退之後，就業人口佔年齡層人口的比率，就一直維持著下探的趨勢，就業率皆難以回到衰退之前的水準。截至2015年12月，該比率為59.5%，而在2007年6月時為63.0%，這意味著美國聯準會自2008-2015年以来，將聯邦基金利率降到零的政策，即使能勉力把經濟成長率維持在2-4%之間，但卻仍無助於挽救男性就業人口比率持續降低的頹勢。

這，就是當前歐美經濟體的狀況。

自1960年代開始，產業自動化的趨勢被啟動之後，「結構性失業」就已成為了各國常態——「失業」一詞，也成為新右派與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s）恫嚇勞工的工具。在拆解福利國家的歷程中，「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了「社會福利」，為領取相關社會福利金，勞工被迫以降低勞動條件為的方式重回勞動力市場，不充分就業成為常態，這又以英國的狀況最為鮮明。在英國，失業率雖維持在5%的低檔，然而卻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英國民眾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註3。信奉自由市場、攻擊勞工權利加上拆解福利國家的影響下，第一類與第二類薪資都往後倒退了。

試問，民眾購買力被侵蝕後，總體經濟豈能有所起色？同時，全球化生產鏈下，資本主能輕易引進海外的充沛勞動力，這也使得資本主利用培訓計劃、協助國內失業者重新上崗的選擇，變得欠缺吸引力且緩不濟急。另外，企業外移加上金融產業的放鬆管制，輔以信貸的大幅度膨脹，過去20年來，各國經濟皆迎來了房地產飆漲，但薪資與經濟成長率卻停滯不前、民間與人民債務雙高、貧富差距越拉大的窘境。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降，資本主義在歐美的黃金年代，果真一去不復返了。即便如此，一般人的日子還是得過，愈趨下流（race to the bottom）的生活條件與經社資源分配矛盾的加劇，觸發了實踐各種社會實驗的機會，除了吾人較為熟知的合作社運動或是社會企業風潮之外，「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及社會福利國家體制僵化下的時代產物，在歐美所形成一股新興的「社會運動」，並也日益受到國家政策規劃的重視。

與一般人慣常理解的「最低工資」（minimum wage）與「基本工資」（basic wage）相比，「無條件基本收入」UBI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最低工資所指的，是依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所規定，能負擔3至4口之家，1個月負擔所需要的最低消費；基本工資，則指一個人在某地維生所需要的最低生活開銷。當前台灣工資政策的最底線就是基本工資，而不是最低工資的概念，眾人指摘的22K其基礎就是得自於基本工資。

無論最低工資還是基本工資，其前提都必須是「工作所得」；但UBI則是在不用工作的前提下，也能夠擁有一筆主要由國家給予的基本收入。

UBI這個構想，主要是由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法語區）3位分屬於人口學、經濟學以及哲學的研究員——柏藍格（Paul-Marie Boulanger）、德菲特（Philippe Defeyt）與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於1983至86年間，共同發想的新點子。

帕里斯指出^註4，UBI主要以週期性的現金給付，週期可以是一週、一個月等等，它不是什麼代金、或必須在固定時間內使用完畢否則作廢的的特種貨幣，它就是一般貨幣——能夠儲存、能夠消費、能夠借貸。過去吾人都使用過的「消費券」，就不屬於UBI的範圍。這筆資金對當前社會福利體制而言可以是補充性、亦可以是替代性，端視主政者如何思考這一筆資金所欲達成的社會效用。比如說，如果政治與社會的共識是免費高等教育與健康保險、低收入者住房補貼這一類既有的社福措施，UBI主要是補充性的；如果執政者意在拆解福利國家，那麼UBI就將是替代性的。

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主體是政治社群，主要是指民族國家，也可能是如省或州等次級的政治單位，或是更上一級如歐盟的超國家組織。發放的資金依賴於稅收，但絕對不是從土地稅、房屋稅、金融交易稅（如意在限制金融資本快速流動的托賓稅）等特別稅收而來，而是從國家一般收入結構累積、支付。因為若是另收特別稅，則會像「特定人士在支付某一種『特別捐』」，這反倒會成為對特定身份納稅者的變相「懲罰」，而喪失了「全體一致」的情感。

UBI這項制度，最重要的特色，即是其利基於「公平性原則」的特性：也就是說，這一項政策沒有財產限制、絕不排富，只要是政治社群認定的成員，即能夠擁有領取資格；當然，兒童與青少年所領取的可能較少一些；至於誰是這個政治社群的成員，則有賴於公共討論，像是在這塊土地上長期居留的外國人能否領取？長期居住在外國的本國人能否領取？這都直接涉及對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因時因地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可以想見，對UBI批評最力者主要是自由經濟學派，原因是這消除了工作的動機：

誠然，這個的問題肯定存在一般民眾心頭，但這並不意味著直接給錢後，每個人都樂於不去工作。如果你認為在人生中需要累積更多的財富，或是可以從工作中得到個人的成長與成就，又有什麼理由不去工作呢？

從這個觀點來看，UBI收入政策可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補充性」而非「替代性」的方案：UBI不挑戰私有制、公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等等圍繞在的所有權上的議題，而是主張「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夠擁有基本的生存權利」，而不因為沒有工作、就無法維持起碼的溫飽生活——因為在當代社會中，結構性失業已成為了常態，許多人失業並非缺乏就業動機，而是當時的就業市場就是無法吸納某些人口。因此，UBI的目的，首先是要終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特有的「貧窮問題」，而不是如馬克思主義所指稱的「剝削問題」。

UBI的設計，企圖讓每個人都能在溫飽、得以滿足的前提下，得到發展自我的機會，不因收入中斷而流離失所，甚至落入某種「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或是臺灣這幾年來一直無法解決的「窮忙族」問題。

目前在幾個歐洲國家，UBI已經進入了實驗或是實質政策的規劃階段。其中，青年失業率最低（僅7%）的德國，就已展開小規模的施行。例如在柏林，當局就以公眾集資的方施，來支持「我的基本收入」計畫（Mein Grundeinkommen），該計畫自2014年10月開始，每個月網路公開「抽獎」選出一位幸運的申請人，他可以在這一年獲得1,000歐元（約新台幣36,125元）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我的基本收入」至今已有26個人成功地領取到這一筆錢，到年1月為止也有3萬3,000多人捐款支持這個計畫。除德國這個大國已經展開民間實驗之外，現在包括法國社會黨政府與英國政府機構也對此表態。社會黨籍國民議會議員、前任內閣生態與能源部長芭朵（Delphine Batho）在今年元月11日就已經在國會提案，責成政府相關單位迅速研擬UBI的各種試算方案。根據法國相關法規，法國政府最晚需於今年六月前提出相關報告。就在芭朵提案的幾天之前，法國勞動與社會對話部（Minister of Labour,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Social Dialogue）下的數位委員會提出報告，就表示在數位科技巨變的社會中有必要進行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社會實驗。

在英國，皇家文藝製造商業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政策與策略主任潘特（Anthony Painter）與劍橋大學研究員榮恩（Chris Thoung）的認為，當前的福利國家已經無法支應當前的需求，且亟需要改革。他們提出的各年齡層每月領取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如表一——根據推算^註5，英國的貧窮線應劃在每年收入13,920英鎊，換算下來每戶每月所得約1,160英鎊（約合新台幣56,139元）。如以兩位退休老人計算，每月UBI則約可領取1,236英鎊，收入也略高於貧窮線。

在芬蘭，當前由中央黨黨魁、席比拉（Juha Sipilä）總理領導的右派聯合政府也開始著手推動UBI。

早在1980年代，UBI在芬蘭即已經引發討論，而當前赫爾辛基的著眼點，則在於縮減福利國家的規模——一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他們認為，國家眼下的財政收入，早已不夠支應芬蘭的國家規模，而政府最可能的「縮編方式」則是減少福利國家中，負責各種分配的業務人員，相比之下，採取現金給付的福利方式反而最為直接。

芬蘭社會保險局研究處主任空加（Olli Kangas）認為，透過UBI可以消除與收入掛勾的社會福利項目，先期計畫以每人每月550歐元（約合新台幣20,117元）開始，但保留低收入戶的住房以及收入補貼，並以最後階段——每人每月發放800歐元（約合新台幣29,261元）——為目標，以統整、並消除其它細項的社福支出。

然而，芬蘭政府所承諾的800歐元，卻是一個「微妙」的數字。如果以OECD國家規定所得中位數的50%來看，在2010年貧窮線是709歐元，如以60%計算，則為851歐元——在此，赫爾辛基所說的800歐元，以一戶兩夫妻計算也僅1,600歐元，更白話地說，就是在貧窮線左右徘徊。

依據馬克思的工資論——工資即維持在當地進行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費用——來觀察，不難發現這就是勞動力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必要性支出。如同網路雜誌《芬蘭政治》的編輯勒費弗爾（Alain Lefebvre）所說，芬蘭政府並無意利用政策解決芬蘭的貧窮問題，而只是企圖搭上UBI的實驗便車、縮減政府人事開支，並「順便」推動失業者再就業。

根據TNS Gallup於2015年11月公布的民調顯示，芬蘭民眾支持與否定UBI的比率分別在51%與23%^註6。但支持的民調雖高，芬蘭社民黨卻仍持反對意見。社民黨籍的前財政部長哈那努瑪（Eero Heinäluoma）在2007年大選中曾表示：施行UBI將會「使經濟活動終止」，並質疑其所費不貲、不符合路德教派所主張的的「工作倫理」。而社民黨的經濟學者科帕（Ville Kopra）也認為，發放現金等同於「讓人陷於自我依賴」。但只要與中央黨聯合執政的芬蘭人黨與民族聯合黨這其它兩個右派政黨不表示反對意見，芬蘭將會於2017-9年開始施行UBI先期方案（pilot project）。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雖起自於1980年代，卻直到2008年之後，才終以「新興」社會運動之姿取得社會的討論空間；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UBI在政治光譜的左、右兩派中，都能夠找到相對應的支持者：右派支持UBI，是因為它能夠透過現金給付的方式，甩開他們認為尾大不掉的、且疲態已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左派中則是支持反對互見，支持者強調UBI其的積極性，認為透過這一制度能帶給個體更大程度的解放，使其能夠在滿足基本生活之餘，還可以從事市場無法吸納的活動—像是社會服務、藝術創作—等，其它社會性的實驗；但反對者則認為，UBI的推行，等同將經濟責任完全「個體化」，取消過去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運動的階段性成果，終結了制度性的社會互助體制。

UBI取得社會實驗的門票的機率越來越高。在歐洲經濟衰退、失業人口增加，政府陷於嚴重財政赤字之際，以社會運動之姿，出現超過30年的UBI能夠在此時逐漸成為政策選項，無論是視之為解決國家財政陳痾與福利國家重擔的解藥，還是視之為人類解放與獲得快樂的泉源。回過頭來自問，臺灣的公民運動看似活力澎湃，實則缺乏對另一種社會的想像，而UBI運動不失為另一種實踐的證明——證明在危機之中，永遠存在著制度變遷的契機。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