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經濟不一樣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IMF）終於表決通過，2016年10月允許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主要用來補充IMF成員國的國際儲備資產。不過SDR不是真正的貨幣，只能在IMF會員國之間交換，SDR通常只在IMF內部會計使用，實務上的使用範圍和效益相當低，人民幣納入SDR並沒有讓中國產生特別的實質權力或特權，於是，美國聯準會（FED）前主席Bernanke揶揄地描述：「這像是小學生寫好功課，被老師貼了『金星貼紙』當作鼓勵（when you did a good job on your homework you got it back with a gold star pasted on top.）」，完全是「象徵性」的意義。Bernanke更指出一個關鍵，這是因為北京政府非常希望中國能夠獲得國際認證，成為一個「全球經濟強權」，北京政府非常在意向人民展示這項象徵性意義。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成長有目共睹，幾乎是近年來經濟成長最強勢的經濟體，廣大的中國人民對此也感到與有榮焉，筆者曾經在中國居住過一年，實際觀察從一般人民、報章媒體到政府官員，大多喜歡展現對國家的高度認同感，對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和軍事強權讚譽有佳，凡是國際媒體或國際組織，能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身分或地位，像是IMF同意人民幣納入SDR，中國官方會透過媒體順勢彰顯這些訊息，人民也可望從這些「好消息」獲得國家的認同感。

那關於「壞消息」呢？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好事，但經濟成長的果實有和人民雨露均霑嗎？

很多人可能知道中國民間薪資近年來加速成長，2015年夏季，中國32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月薪資是6320元人民幣（約987美元），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4年全中國平均年薪為4.9969萬人民幣（約7807美元），如果是全中國城鎮非民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更高達56339元（約8802美元）。當這些調查數據出爐，許多網民紛紛調侃，自己嚴重成為拉低國民薪資的「後腿」，而人口至少2.75億的廣大農民工，一周工作至少70小時，月薪能達到1000人民幣，職場無病害，已經「甚感欣慰」，這群人更是國民薪資的「殘疾後腿」。

2014年，中國財產達100萬美元的家庭高達240萬戶，在國際上僅次於美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2015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早已成為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經濟成長的大部分成果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持續增加，每日支出低於1.25美元的貧窮人口大幅減少，但貧富差距卻不斷擴大。　

中國收入最高的前20%人口，占全中國人民總收入的近一半，而最貧窮的20%底層人口，連總收入的5%都不到，如果是中國境內的研究統計單位，貧富差距則更大，中國北京大學曾公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國最富裕的1%家庭，擁有全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富，底層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只有1%的比重，2012年中國家庭財富的吉尼係數（Gini index）高達0.73；國際標準是0.4，高於0.4代表警戒程度的嚴重貧富不均，富豪們的收入成長更快，而窮人的生活水準改善趨近於停滯成長。

19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呈現成長態勢，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現高於全球平均的穩健成長，帶動薪資成長，但是貧富差距同時也在擴大。

和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貧富差距顯然成長力也相當驚人，雖然已開發國家也有貧富差距明顯增加的情況，像是德國和日本的貧富差距惡化情況也不小，但這些國家仍然有相當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以致社會底層的人民仍然有國家給予的基本生存資源。然而中國的底層人民則是面臨大不相同的命運，中國長年實施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直到2012年，城鎮人口才超過農村人口，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鎮，他們享有相對富足的社會資源；社會底層的2.75億農民工，他們無法永久定居，更不用談基礎教育、退休養老、保健醫療等城市居民才有的福利，他們工時長卻低薪資，仿佛是二等公民。中國政府在1958年頒布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民的遷徙行動，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盛行，共產極權時代的戶口制度，中國官僚系統牛步的改革速度下，農民工的「階級翻身」顯得遙遙無期。

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負債結構的社會環境，近20年來，共產制度底下的北京房地產，漲勢比資本主義下的紐約房地產還更凶猛，中國經濟轉型了、中產階段的崛起，農民工卻還停留在原地，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可能會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2015年，中國誕生了一位科技首富（馬雲），但次等公民的農民工至少還有2億，同年，IMF同意人民幣納入SDR，因為中國央行增加了人民幣的自由化，中國的貨幣改革，顯然比2億人民的民生改革還來的更快，不過這些是「壞消息」，為了預防「玻璃」又碎了一地，中國媒體們會選擇「看不到」這些訊息，中國人民選擇「不知道」這些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