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外籍大兵手記 II：逃兵、退伍、歸鄉辦理
▎退伍／逃兵：為什麼外籍戰士要逃亡？
雖然戰場消耗率高，但能存活的歐美戰士也逐漸在ISIS佔領區內自起山頭，例如主導巴黎1113攻擊事件的阿巴伍德（Abdelhamid Abaaoud），就曾在敘利亞擔任部隊指揮官。不過崛起的西方面孔，也為ISIS帶來更多元的組織衝突。
在最近一次露面裡，滿腹牢騷的胡笙——阿布．薩依德．布列斯塔尼——也用極為超現實的口氣，形容自己在ISIS的「日常心得」：
你很容易從一個阿拉伯幹部的嘴中聽到「bukrah inshāAllāh」（意思是「明天吧，如果真主願意的話」）——用簡單的英文來解釋這句話，就是「我超懶，給我閃一邊去、之後再說吧！」很不幸地，在大敘利亞地區的行政、管理者全都是阿拉伯人——而他們可能是這些職位上，最懶也最爛的主管人選了吧。所有榮耀都獻給與真主，讓祂至少賜給了伊斯蘭國一個堪用的行政體系，縱使在阿拉伯人的瞎搞之下，這個體制離「效率」的概念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典型的阿拉伯公務員就是懶！如同上述，「bukrah inshā Allāh」總是會成為他們散漫、或懶得理時的推託藉口...。
由於不明原因，這位「聖戰紅人」被ISIS拖欠薪資並因此與發餉官爆發口角（「異教徒工作都比你勤勞...」），最後甚至被扣薪、一毛錢都領不到（「所有榮耀歸於真主，我還有「外部資源」讓我致富，因此麻煩不大」）。
從胡笙的牢騷信中，我們也察覺到「聖戰」並不如想像中「榮耀」與「刺激」，外來的戰士們也不免出現「幻滅」之感。而這種想像願景與在地現實的落差，也成為許多聖戰士「叛逃」離陣的背景原因。
根據ISCR在2015年上半年的研究總結，湧入敘利亞的外籍聖戰士熱潮在2014年開始放緩；於此同時，正當ISIS的閃電攻勢席捲伊拉克與敘利亞之際，ISCR的個案資料庫卻開始在2014年夏天接到大量的「叛逃」資訊——換句話說，當ISIS以殘暴的虐殺劇場，搶下一次次的全球頭版後，其麾下背離逃亡的戰士卻也越來越多。
各種離棄ISIS的訪談個案中，諾伊曼教授與ISCR研究員馬赫（Shiraz Maher）將主要的動機敘述分成了4個元素：
- 無法接受反抗軍相殘；
- 無法接受ISIS對穆斯林的無差別殘暴；
- 無法接受組織內的貪腐與非伊斯蘭行為；
- 生活條件與生活形式與想像中落差太大。
許多外籍戰士之所以千里迢迢遠赴敘利亞，其初衷的目的僅是為了援助「敘利亞的反獨裁革命」，但在4年之後，不僅世俗派的叛軍彼此鬥爭，以信仰口號為號召的各種武裝團體也更因利益糾葛與領導順序，彼此廝殺成一團，甚至同單位間的部隊也都缺乏信任，處決「間諜」或部隊譁變重挫士氣的故事也屢見不鮮。
在ISIS進擊於兩河流域的同時，各種巷戰攻城、燒殺揚威的做法也絲毫不顧平民、甚至「遜尼穆斯林」的生死。在個案中，有些叛逃的戰士仍堅信「信仰清洗」的必要性，但他們萬般無法接受的，是ISIS對同信仰者的惡行。
另外ISIS相對封建的軍事系統裡，武裝部隊的「私人化」也造成貪腐與派系的林立。此外，在胡笙的例子中，他與部隊長官、阿拉伯裔同僚就時常針對資源與任務相處的摩擦，在「給予後進的建議」中他更明白地推薦「外籍戰士最好加入專屬的外籍單位」甚至暗示「避免混居」。
最後，在物質條件上，ISIS與許多年輕的西方聖戰士都曾浮誇地誇耀戰利品與物質生活，年初著名的網路流行語「五星級聖戰」（#FiveStarJihad），更掀起年輕戰士彼此「炫富」風潮。但戰訓的苦悶與部分物資的缺乏（例如開頭所提到的馬鈴薯故事...），也都成為失意戰士對ISIS「未竟承諾」的指控。
▎歸鄉：世界該如何面對這些「前」聖戰士？
如果你的鄰居曾幫ISIS煮過飯、掃過地，試問您會如何處置？
別擔心，我從沒打算回英國。
「聖戰大廚」，伊夫塔哈．賈麥爾（Iftekhar Jaman）
在陣亡之前，賈麥爾曾在SkyNews的訪問中，斬釘截鐵地否認對於自己「有可能威脅英國本土安全」的指控。然而「不會攻擊母國」的說法，卻接連受到真實事件的挑戰：2014年比利時猶太博物館槍擊案、法國《查理周刊》事件、乃至於近期的1113巴黎攻擊案中，歐美聖戰士都是這些重大案件的涉案主軸。也因此，如何評估「海歸」攻擊的威脅？如何處置歸鄉聖戰士？也就成為各國政策辯論的重點。
以美國為例，現行的反恐政策就以「寧枉勿縱、防範未然」為主軸，美國的司法單位僅需要證明你有加入或協助恐怖組織的「意圖」，而不需要切確參與恐怖活動的「事證」，就能逮捕並起訴「準聖戰士」或「海歸聖戰士」。目前美國司法部也正積極遊說歐盟各國協同立法，圍堵歐美籍聖戰士出境、回鄉的雙向道路。
「在證明清白之前，先把這些傢伙關起來就對了！」，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內的政治明星、現任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就多次支持「主動搜捕」的重要性。這些意見認為，歐盟各國需針對反恐法律「統合一制」，對於意圖參與聖戰者、或歸鄉恐攻嫌疑人，都該主動逮捕、協同封鎖，以作為對恐怖威脅的「防範未然」。
但在光譜的對面，卻也有民權團體認為這樣「妄下標籤」的作法，僅會惡化族群之間刻板印象的對立、激化邊緣份子對於主流社會的憤恨。例如，曾被指控為「蓋達份子」並被美國逮捕、監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的英國公民穆阿贊．貝格（Moazzam Begg），在重獲自由後積極參與「激進矯正」的運動，而他所創辦的CAGE基金會，也曾與「聖戰約翰」穆罕默德·埃姆瓦齊（Mohammad Emwazi）搭上線，若非「英國軍情五局的不當介入」，CAGE甚至有機會阻止埃姆瓦齊加入ISIS、繼續激進之路的可能。
兩種迥異的政策路線，都各自有明顯的缺陷：美方與保守派主張的「全面逮捕」，有可能重複過往「關達那摩監獄」的錯誤往事；但CAGE的感化教育，卻也難以回應類似巴黎攻擊案的安全危機。
「過度反應的作法，確實會邊緣化、激化原本就同情激進組織的社會族群。」拜文教授在布魯基斯研究中心的研究表示。歐美各國對於「海歸戰士」的威脅過度反應，這些趕赴聖戰的年輕人能不能在戰場存活？有沒有打算回鄉？聖戰過程讓他們更為激進還是徹底幻滅？在中東前線的游擊戰術與人脈網路會否通用於歐洲地區？在種種變因的「篩選」過後，真正符合西方想像的「回鄉恐怖份子」並不常見、甚至是聖戰集團中的異類尖端，然而當前社會氛圍對這種刻板印象的極端型塑，卻可能引導出相對偏值的激烈政策，對於社會「反激進化」的努力（anti-radicalisation）僅會帶來負面結果。
相反地，社群網路固然能成為ISIS等組織散播恐怖的宣傳工具，但卻也能加速ISIS「神話」的幻滅。諾伊曼教授指出，外籍聖戰士的召募網路，仍是以在地、親友間的人際網路為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恐怖份子多來自於比利時的莫倫比克、瑞典的馬爾默、英國的伯明罕，「在丹麥的案例中，他們甚至一群人都來自同一條街區，彼此都是朋友、玩伴、甚至是手足兄弟。」而社群網路僅是加強這種原生關係的連繫，但同樣的，若有「反面人證」——例如一個幻滅的ISIS老兵——或許也能扭轉這些封閉關係中的單面論述，進而輔助社會反激進化進程的努力。
「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悲劇性特徵，恐怖主義，是不可能被根除的；我們唯一能作的，僅是緩和它的熱度。」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拜文教授與布魯金斯研究中心的夏皮羅（Jeremy Shapiro）這樣結語到。
那麼，如果你的鄰居曾幫ISIS打過飯呢？
▎後記
我們無法確知文章開頭的故事「主角」胡笙，目前是生是死。他在2015年秋季之後，就與網路世界斷了音訊。在各國一一加強網路反恐之後，連著名的《匿名者》也在1113巴黎攻擊案後與ISIS「宣戰」，大量的聖戰宣傳帳號、聖戰士心得帳號一一受到封鎖或刪除，而胡笙常用的Twitter、Tumblr帳號也因違反規定而「消失於網路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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