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指南：兩德統一，東家歡喜西家愁

東西德國一統至今已邁入第26年，1989年11月，在東德人民拿起榔頭敲碎柏林圍牆、湧入西德後，兩方政府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到一年就促成了兩德的和平統一（1990年10月）。

這過程被前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形容猶如「大爆炸」（big bang approach） ，堪稱史上最令人詫異、不解、卻又令人鼓掌致敬的政治事件；但事實上，80年代末的蘇聯政體已疲軟不堪，鐵幕各國的政治變革早蠢蠢欲動，大家等待的，就只是一個時機點。

1989年11月9日，高度不滿政府集權控管流動自由的東德人，聚集在柏林圍牆旁、佔領駐外大使館，有許多人甚至已透過匈牙利跟奧地利的邊境偷溜進西德；他們高喊要求旅行自由、全面進行國家改革：此時此刻，「統一」依舊不是德國人當下考慮的直接選項。

對英、法、蘇、美等國際強權來說，「一個德國」的重現並不是兩德問題的最佳解答。對於英法而言，統一後的德國不僅會成為歐洲大陸上人口最多的大國，本來就在歐洲共同體中頗為強勢的西德，歐陸霸權的地位也將更為穩固；蘇聯則顧慮到北約集團在歐陸的布局；美國方面對兩德統一則相對樂觀，只要新的德國>能維持親美的姿態、擴張北約在歐陸的影響力。

▎事在人為

圍牆倒塌後，東德內部開始了一連串黨派間不穩定的政權交替。1989年12月，東德人民議會通過修憲，將《馬列主義政黨領導條款》從國家綱領中移除，並遣散秘密警察部隊（Stasi）。隔年3月的大選，長期執政東德的「統一社會黨」（SED）第一次落敗，將政權拱手讓給東德基民黨（CDU）；半年不到，8月31日東德人民議會就以294票對64票，同意簽訂《統一條約》。

分裂40年後，兩德的貧富差距極大，而統一後最直接影響人民與國家的，便是經濟問題。前西德總施密特於1993年曾表示，一統後的德國，當時政治氛圍凌駕於經濟考量之上，而時任總理柯爾（Hemult Kohl）曾真心的認為市場機制能迅速平衡兩德經濟的差異。

但顯然，當時的柯爾政府好傻好天真。東德解體後，將近200萬的勞動人口向西遷徙，光是1989年到1990年間，就有60萬人前進西德，這也導致東德地區人口銳減13.5%。人口分布的高度落差與德國東部勞動力的散失，直到兩德統一後的20年才得緩解。

▎失衡的經濟

人口劇烈流失對經濟疲軟的東德來說，有如雪上加霜。受蘇聯不穩的影響，統一前的東德馬克嚴重貶值，蘇聯解體後東歐市場形同瓦解，東德商品無處可賣，又因統一讓東德順理成章的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此外統一的貨幣政策也讓東德馬克被西德馬克以1比1的匯率取代。但換匯過程缺乏緩衝，同時迎面而來的卻又是高度競爭的西歐市場，強烈衝擊東德過時的產業，當地失業率驟升，平均勞動生產率也僅剩西德的三分之一。

統一後經濟的慘痛代價，當然不只是東德的責任。1990年柯爾（Hemult Kohl）總理以「十點計畫」讓東德「入贅進入」西德。其中，除了東德必須接受西德聯邦體制，還得改造東德經濟體以符合西德、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自由貿易市場；相對的，為扛下當年倉促決策的後果，西德也以提高稅率來因應龐大的國家債務，挹注約1.5兆至2兆歐元，每年投入國民生產總值的4％扶助東德，以填補德東地區每年需要的1,000億歐元特殊補助。

代價極高的經濟磨合進程，花了20幾年，展現的雖然是德國政府對建設東部的決心，但其中也不免產生整體資源分配與社會福利支出的排擠效應。

經濟固然是兩德統一後可實際以量換算出來的龐大代價，但無形的社會心理壓力亦不容小覷；分隔四十多年的兩個地區，其中價值體系的落差，一度造成東德人形同「次等公民」的現象。但從「東、西德人」的身分認同，乃至對自由民主、社會主義或是共展主義等政治思想認同的差異，這些想必都不是當年夏波夫斯基一句口誤後，料想到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