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華僑媽媽與新二代的對話 - 關於我者和他者
原本寧靜的客廳因美國回來的小表妹而熱鬧,家人嘰嘰喳喳,天南地北的聊個不停。突然間,有段對話吸引了我的注意。
表妹:「舅媽,你好厲害喔,是印尼人但還會講中文、英文、福建話和客家話也。」
媽媽:「我不是印尼人啊,我是印尼的華僑,我的爸爸、媽媽都是中國人,我們跟印尼的土人不一樣。」
表妹:「可是…你是從印尼來的啊。」
類似的對話,從小聽了無數次,媽媽不厭煩地跟別人解釋,為什麼她是中國人,不是印尼人。但不管怎麼說,受美式教育的表妹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在印尼出生長大,也只有印尼國籍的舅媽,會說她不是印尼人。
在印尼土生土長的媽媽,認同意識多元,卻也單一——她可以是印尼華僑、可以是台灣人、可以是福建人、可以是客家人;任何泛指漢民族的身份都可以被接受,但怎樣都不是印尼人。
從筆者的生活經驗觀察,媽媽這種既衝突又單純的身分認同意識,並不是印尼僑界的特例,相反的,她是印尼華人移民第二到第三代的典型。
媽媽的祖父母們,是20世紀初為了躲避清末內亂,而遷往印尼棉蘭近郊的福建及客家移民,到她這代已經是移民第三代。雖然外祖父、母皆在印尼出生長大,但他們仍用自父母親端繼承而來的傳統儒家價值,教導著包含媽媽在內的六個子女。從語言到生活模式,清楚區別我族和他族。
▎ 語言歧視? 亦或只是認同差異
用印尼文對話時,我和家人管所有非華裔的印尼女性叫Mbak(爪哇語的小姐);男性則稱為Abang(爪哇語的大哥),若是華裔的女性叫為Jih (福建話或客語裡的姐);華裔男性叫Goh (福建話或客語裡的哥)。以上稱呼看似正常,但當溝通語言變成福建話或客家話時,其中的親疏關係馬上顯現——華裔的男女,稱呼仍是Goh和Jih,但對象如果是非華裔的男女時,稱呼馬上變成番鬼(男)和番婆(女)。我問媽媽,為什麼要用番鬼/番婆去稱呼非華裔的印尼同胞?或許那些被指稱的人,完全聽不懂華人們說的語言,也不懂這些稱呼的意涵,但說者應該有意識到這個用詞其實並不適恰吧?
媽媽說:「哪有什麼為什麼,他們就是番人啊,從以前開始大家就這樣叫他們了。」
進一步再問,那妳有覺得叫人家番鬼,是一種歧視嗎?
媽媽不置可否的表示,「我們是中國人,他們是番人,我們就是不一樣....。」
其實,從媽媽的回答裡,不難聽出她或是與她有共同背景的人,或甚至是在台灣成長的我們,已經把歧視合理化,融合到認知裡。在漢民族的教育裡,非我族類就是胡或番,從小學到的五胡亂華、昭君和番,不都是以漢族為本位,將他者貶為次等嗎?近三十年前部分台灣地區,人們對於印尼的印象,可能與非洲相去不遠,那時的人們總是用輕挑的語氣稱呼媽媽「印尼ㄟ」。我想,這或許就是媽媽用盡全力,去解釋自身的華裔血統的原因吧?強調自己的種族試圖弱化國族,以求被視為優異者的一員。
▎中為體印為用,中式生活不可忘
除了前述的稱謂差異外,華僑家庭的我們,跟一般印尼家庭也有著相似卻也相異的生活方式。就拿吃飯來說吧,傳統上印尼人吃飯是將食指、中指及無名指並攏為匙,拇指輔助推進食物,以手就口進食。包括我在內的家族成員們,普遍都會用手吃飯,但我們在家裡不管吃什麼,都還是會拿出筷子。家裡長輩總會對晚輩堅持,是中國人就要用筷子吃飯,這是傳統不能忘。有趣的是,在長輩們對食器的堅持,並沒有貫徹到食物本身上。就算家裡祖輩是開中餐館,代代燒得一手好中國菜,家族成員們的胃卻非常「在地化」。或許是因為後來家中主要煮食者變成印尼幫傭,又或者是受氣候影響口味有所變化,亦或是印尼美食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無論如何,大家的胃早早就被印尼美食們俘虜,椰漿菜跟紅燒豬腳一樣重要。對嫁來台灣近三十年的媽媽來說,她可以多年不吃到家傳的料理,但對印尼的椰漿料理卻念念不忘。從她身上可以清楚看到,思想或許可以傳承,但口味的卻會依著生長地去有顯著夠改變。
另外,位於赤道的印尼,終年高溫炎熱,讓洗澡這件小事,成為一件民生大事。在早年沒有電熱水器的時候,多數的華人家庭每日早晚都要燒熱水洗澡,對於一般的印尼民眾而言,用熱水洗澡是件很奇怪的事,天氣已經熱的要命,洗澡就是要讓自己降溫,怎麼還會用熱水洗澡讓自己更熱?問了家人,大熱天洗熱水不覺得熱嗎?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當然熱啊!但老祖宗說,洗澡不可以用冷水,不然會著涼生病」。
然而,對於老祖宗沒規定的洗澡次數,華人們倒是非常入境隨俗。印尼人習慣每日早晚沐浴,說是可以提振精神,保持清爽。這個習慣在早期沒有冷氣的時代,的確有其必要性,否則一早起床全身都是汗,不管要做什麼都會覺得通體不舒暢。然而,當冷氣已經普遍存在於一般家庭時,我的印尼家人們仍保有此一習性。
當我對早上洗澡提出質疑時,媽媽說:
「早上洗澡才有精神啊!要學學『我們』印尼人,『我們』最愛乾淨了…...」
神情好是驕傲,好像華印一家不再分離一樣。
《影片教學:如何用手吃飯》
▎價值傳承不過三代,界線終究會消失
媽媽、我的印尼家人或是我曾經接觸過的華僑二代們,對印尼當地人的態度可謂是愛恨交結,在生活習性上完全地融入,甚至正面肯定他們的生活哲學。但是,我者與他者的意識,一直深植華僑心中,華人的優越性創造了無形的隔閡,無論是有心或無意,在語言上、在生活中,處處顯見。
然而,這樣的意識差異,在近年已經漸漸消逝。家中身為移民第四代的表弟、妹,兒時還會跟家人用客語或福建話對話,就學之後,再也不說方言,第一外語也從中文變成英文,認知自己就是印尼人,完全不再提家族的華裔背景。這樣的轉變,除了跟移民時間成正比外,同時也跟1965年後,印尼政府一系列反華措施高度相關。
當年一批印尼左翼軍官被指控聯合中國共產黨企圖政變,政變失敗後,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在全國施行大規模反共排華措施,關閉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章,印尼華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文名字得改用印尼姓、華人社團不得慶祝中國傳統節日。一直到2001年1月,時任印尼總統瓦希德才撤銷對華語的禁令,同時也將農曆新年(春節)定為公共假日。
一直以來,華人意識透過用語言和教育等工具緊密傳承,但在排華政策實施下,這些工具消失了,印華兩者的間隔慢慢縮小;自那之後的三十五年,所有印尼華人只能低調度日,從語言到生活習性皆大幅的去華化。在1965年後出生的華僑子女,與一般印尼子女一同成長,不管是在教育或生活都已被大幅同化,華印之間的差異幾乎只剩外表,我者與他者間的界線,隨著時間流逝和政策的強力引導下,逐漸模糊終究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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