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阿公書櫃裡的「那本書」——希特勒《我的奮鬥》新編註釋版
去年(2016)初,跨年夜科隆性侵案的新聞,掀起了仇外、種族主義、反體制、反主流媒體的聲浪,象徵性地為德國社會開啟了這極右駕返、波瀾詭譎的一年。諷刺的是,歷史的巧合也與此相呼應——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也正好在同一時間重新發行了。
自1945年希特勒身亡後,《我的奮鬥》的著作權便由德國拜仁邦(Freistaat Bayern)接收。由於該書屬戰前出版品,不能根據戰後新生之聯邦德國《基本法》來主張其內容違憲,因而無法被查禁。隨後,拜仁邦採取始終不授權出版的方式,讓這本書還是被技巧性地「查禁」了70年。
2015年底,該書的著作權已到期。這意味者,此後《我的奮鬥》不再只能被隱晦地稱作「阿公書櫃裡的『那本書』」、或只能在盜版市場低調流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公開販售。為此,早在2010年,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IfZ)就開始準備預防針:學者專家們重新編纂該書,並為書中文句撰寫詳細註釋——提供正確事實、逐一拆解作者的偏頗謬論。
原書八百頁,新編註釋版的篇幅則達到兩千頁,分成上下兩冊,包含了三千五百多條「打臉作者」的註釋。2016年一月初出版,每套售價59歐元(約新台幣2065元)。
此一新編註釋版,在出版當週立刻登上《明鏡週刊》的暢銷書排行榜。初版一刷的二手書,當時在Amazon上還被哄抬到150歐元。隨後一個月內賣出兩萬四千本,並且長期盤據暢銷榜,更兩度登上非文學類的第一名。至今已售出超過十萬冊。
為了理解新編註釋版的熱銷現象,我們要簡短回顧,這本書過去在德國是如何被看待的。
《我的奮鬥》的上冊在1925年甫出版,就吸引了超過50篇的書評討論。1927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簡稱「納粹」)的圖林根黨部,為檢討其於議會選戰的失利,率先將該書作為黨內訓練的教材。到了隔年,各地納粹黨部都效法此舉,該書晉升為黨內聖經。熱賣之餘,也成為反對勢力批判納粹的主要參照材料。至1933年,該書已售出近三十萬冊。
納粹上台後,在沒有黨國機器的強迫下,《我的奮鬥》的銷售量暴增到將近百萬冊,也為希特勒帶來豐厚的版稅收入。至此,該書與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並列,成為德意志這個「詩人與思想家之國度」的精神代表。該書的大賣,自然引發了不少對「元首金言」的不同理解,隨後黨國便開始嚴禁對書中內容任意進行詮釋。
有些人會憑上述印象以為,《我的奮鬥》是因為希特勒的掌權才開始大賣的。事實上,這個因果關係可能要顛倒過來:該書作為納粹團結黨內、建立領導權威、從事意識型態工程的教材,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乃至於隨後銷量的狂飆。
《我的奮鬥》由於被當作塑造領袖崇拜的工具,其內容往往被化約為希特勒個人特質的展演。也因此,當希特勒自殺、納粹成為禁忌後,該書彷彿也如同它的作者一樣可以被「宣告死亡」了。人們沈默地將之埋葬,連帶把該書如何為納粹掌權鋪路的反省,也一起冰封了。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死亡」與社會的沈默,反而賦予它在戰後極右信仰中的象徵地位。在極端主義者的社群裡,《我的奮鬥》也已不再是被閱讀與宣講的對象,而是透過「擁有」它——擁有某種「神聖遺骸」——來塑造成員彼此之間的秘密認同:
嘿!我的書櫃裡也有「那本書」。
不過,「那本書」的內容與思想並沒有因此真的「死亡」。書中談論的政治計畫、外交策略、猶太陰謀論、種族宣傳等內容,至今的確已然過時——況且,當前種族主義者主要仇視的對象是伊斯蘭,但書中對伊斯蘭卻持正面態度。
儘管如此,希特勒對共和制之系統漏洞的精確觀察、尖酸批判代議制、論述民粹領導等段落,還是能適用於今天。其所塑造的政治世界觀,對反體制的心靈仍具有一定的潛在吸引力。
IfZ新編譯注計畫的主持人赫曼(Christian Hermann)譬喻說:該書作者希特勒像個壞小孩,重新腦補了整個世界——如果九十年前有網路的話,他那些謬論的證據都會是從網路上拼湊來的。換言之,希特勒稱得上今天所謂「後事實政治」的先驅者。
除魅與反制,便是IfZ的學者專家們之所以主張需要正視《我的奮鬥》在書市重見天日、並透過詳細註釋來梳理之的主要理由。對此,即使是德國猶太人總會亦公開表示支持。這場出版盛事,或許可被視為一場既遲來70年卻又剛好貼切時機的、意識型態上的「轉型正義」。
從書商回報的銷售結果來看,IfZ新編註釋版的購買者多是對政治與歷史有興趣的專業讀者,而新納粹的支持者對該書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
其理由當然不難瞭解:新納粹信徒不太可能願意花59塊買一千兩百頁的註釋——附加八百頁的原文。這上下兩冊加起來有六公斤,其中3.6公斤是扛回家打自己臉的,有這種興趣的人應該不多。
但是若不限於IfZ版,普遍來看,《我的奮鬥》的開放出版,至今並沒有為極右翼加溫的跡象。這個結果大抵證實了德國聯邦護憲局(BfV)的事前判斷:該書對於形塑目前極右翼的意識型態,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
《我的奮鬥》開放出版前夕,輿論緊繃的神經,現在或許可以稍微放鬆了。的確,對於當前的極右翼,過去納粹的象徵意義、以及靠研讀作品來形塑政治意識的方法,都已經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即使是新納粹的代表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PD),在公開場合的發言用詞也常刻意節制,識相地避免讓人聯想到《我的奮鬥》裡的字句,以免動輒得咎。
輿論的緊繃,可能更要放在別的事情上。當前的極端主義與民粹,早就有更好發揮的題材、以及更有效的聚眾方式。成書九十年後,《我的奮鬥》的虔誠讀者已寥寥無幾;然而,網路作為量身訂做資訊並形塑政治社群認同的新工具,讓極端主義社群與民粹支持者們,將過去的領袖崇拜轉換為自戀,某種程度上都成了《我的奮鬥》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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