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佔屋吧！荷蘭佔屋行動與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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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以各式落實居住正義的政策聞名國際，如房租補助、社會住宅...等，但荷蘭人並不總是可以如此安居的。在1960到1980年代間，因二戰後嬰兒潮與房屋短缺，再加上投資客（huisjemelker ，荷文稱之為擠屋客，意指把房子當乳牛，好擠錢出來之意）不願將房屋出租，寧願空屋減少修繕費用，順便抬高房價租金，以致房租房價高漲。當時的年輕世代無法負擔高額房價，體制內游說新增青年住宅政策的效果也十分有限。

荷蘭並不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在居住與土地正義上，曾面臨體制內改革無效的國家。全球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在面對類似的困境時，決定或被迫採取非法抗爭行動。手法通常為「佔屋」、「佔地」和「罷繳房／地租」。「佔屋」是指歐洲及北美洲都會區裡，（非法）佔用空屋或建築物。而房屋在第三世界國家常供不應求，空屋少見，佔屋在第三世界國家因而較為罕見，反而是「佔農地」常發生在部份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地區。該區人民在佔用農地後，往往就地建屋，以求生存。「佔地」在歐洲及北美洲也時有所聞；佔領目標常是廢棄的空地或舊軍事營地。「罷繳房／地租」則是用以改善居住空間，迫使房東修繕及降低租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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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殼蝸牛找空殼

1960到1980年代的荷蘭青年，在面對眼前體制內無解的居住問題時，選擇「佔屋」這個體制外的因應之道，來當作抗議並實際取得住屋的手段。此舉不但讓荷蘭成了歐洲佔屋史上重要的一員，更間接或直接地促成部份荷蘭現今令人稱道的住宅政策。

當時的歐洲佔屋運動，不但參與者眾且廣；像是1982年，在西柏林有5000人佔領180棟空屋；1987年倫敦有31000人參與佔屋。許多大城小鎮，例如漢堡、蘇黎士、柏恩、巴塞隆納、雅典、馬德里、米蘭、羅馬、布拉格、特沙羅尼基（Thessaroniki）...等等，皆可見佔屋行動的踨跡。

儘管佔屋運動非荷蘭獨有，但荷蘭佔屋運動的規模在歐洲中名列前芧。198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荷蘭、英國及德國並列歐洲佔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荷蘭的佔屋者不但佔有境內3500間空屋、10000間船屋、21000 廢棄軍事營地及休旅車，且相較其它國家佔屋後合法化的比例，阿姆斯特丹因有大量（126間）事後就地合法的佔屋，讓荷蘭在歐洲的佔屋運動中，獨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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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佔屋環境

荷蘭佔屋運動之所以能夠在當時興起壯大，原因在於當時的佔屋者，有著社會制度、法律、政治及輿論上的支持。

社會制度上，因當時高教普及，社福津貼發放門檻極低；像是奬學金與生活津貼，可以說是大學生人人有份，或是只要年滿十六歲，即可無條件領失業津貼。同時，女性主義抬頭及避孕藥的使用，年輕世代的生育年齡得以往後延，以致當代年輕人有沒成家立業的經濟壓力，能較晚進入就業市場。無正式薪水但有社福津貼的狀況下，讓當代青年無力負擔高房租，但仍可勉強過活。沒錢的大學生，有的是滿腔的理想及可以拿來參與社會運動的時間。同時，大專院校為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不但沒有校長要學生跟社會道歉，也沒有家長、社會人士跑出來要學生好好唸書盡本份就好，反而是允許學生拿參加社運的時間和成果來抵學分。缺錢、缺房子又缺學分的學生，豈有不加入佔屋之理？在此脈絡下，許多學生或就經濟因素、或就政治理念、或兩者兼具，加入了佔屋的行列。

法律上，當時的佔屋的法源來自1914年的判例，讓佔屋者可在無房屋所有權下，合法佔屋。1971年，高等法院再判定，佔屋不但不違（刑）法，還需保障佔屋者在屋內的居住權。亦即佔屋者和租屋及自有房屋居住者一樣，可拒絕讓警察和產權所有人入內。前述判例的延伸，再加上1993年通過的相關法案，成就了荷蘭知名的「佔屋規則」——當可証明房屋閒置一年以上，且無「非法」入侵屋內的跡象（通常是先非法破壞鎖頭進屋，再找鎖匠換鎖粉飾太平），接著只需要在屋內放置一張桌子、床和椅子，以「証明」自己在此的居住事實，再請警察到佔領的屋內做登記，即可合法承認在空屋內的居住權。至此，雖房屋所有權仍歸屋主，但若想驅離佔屋者，屋主需舉証近期內將使用被佔用的房屋，像是房屋已出租，房客將入住...等等，且至少要有其中一名佔屋者的姓名，才能透過法院冗長程序裁定的驅逐令，將之驅離。

▎地精黨：居住權應高於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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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地精黨」（Kabouter）^註1，在1970年代前期曾短暫在荷蘭數個地方議會拿下席次，進而在議會裡公開表態，支持佔屋運動。該政黨是1960年由無政府主義者、環境主義者（situationist）、次文化藝術家所發起「激怒（Provo）運動」的成果之一。該運動致力於以和平的手段激發當權者回應；而當權者也常不負所望地以暴力回應之，得以藉機探討公民與政府、公權力與社會階級的關係。環保、女權、居住正義等問題，都是他們關注的議題。

輿論上，佔屋者常受到大眾的支持與同情。面對大量的豪宅空屋、高漲的房租及強拆具歷史意義老房子的都更計畫（八里的阿嬤叫你不要拆她古厝，你有聽嗎？）…等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及居住狀況，加上對「居住權應高於所有權」思維的普遍認可，讓一般民眾傾向選擇支持佔屋，以維護居住正義。也因此，坐擁民意的佔屋者，在選擇空屋下手時，因大財團或政府常得對民意低頭，讓自己較有立足的空間，而傾向對兩者的建案下手。此外，法源、金融危機及政爭時，也常為佔屋者視為發動攻勢的好時機。

在前述各方條件的相互配合下，佔屋運動在荷蘭迅速興起，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與次文化。然自1980年代後，隨著地精黨的没落、社福制度的限縮，大專院校對學生參加社運的支持也不若以往^註2，佔屋抗爭手法由和平轉向暴力，再加上政府逐步修定不利佔屋條款，荷蘭佔屋運動逐漸失去各方支持，盛況不再。特別是荷蘭在2010年將佔屋列入刑法後，佔屋在荷蘭正式成為非法之舉，更可視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目前荷蘭仍有零星的佔屋，但大規模的新佔屋已少見。許多大型佔屋在合法化後，轉型成社區活動中心或公社住宅。活躍其中的各種公民團體及公社，繼承了佔屋運動中的「自治（autonomen）」及無政府主義精神，持續以「去階級」、「去中央裁決」的方式經營，參與社會活動。看似凋零的荷蘭佔屋，其實只是轉化成另一種形式，以自己獨特的姿態，持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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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