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從民族英雄、恐怖分子到政治思想家與日本帝國的國際法之爭

2025年11月19日，韓國演員玄彬憑藉電影《哈爾濱》獲得第46屆青龍電影獎最佳男主角。電影重現韓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刺殺事件：1909年10月26日，韓國獨立運動家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開槍射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對韓國人而言，安重根是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但對台灣讀者來說，他的名字或許相對陌生。然而，安重根所刺殺的伊藤博文，正是與台灣近代命運密切相關的日本政治人物。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雙方於日本下關展開和談。當時代表日本與李鴻章談判的，正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雙方最終簽訂的《馬關條約》，第一條要求清朝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第二條則將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這份條約使台灣進入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也改變了朝鮮半島的政治局勢。日本雖然透過條約排除清朝對朝鮮的傳統宗主權，卻在此後持續擴張自身勢力，逐步剝奪朝鮮的獨立地位。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朝正式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原有的宗藩關係也隨之終結。1897年，朝鮮國王高宗將國號由「朝鮮」改為「大韓帝國」，並正式登基稱帝，試圖以此宣示朝鮮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同時推動軍事、財政與行政等方面的近代化改革。然而，隨著日本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相繼取得勝利，朝鮮半島逐漸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1905年11月，日本以軍事壓力強迫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剝奪其外交自主權，使大韓帝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換言之，大韓帝國雖然仍保有皇帝與政府，卻已失去獨立處理對外關係的權力。

伊藤博文隨後出任首任韓國統監，成為日本控制朝鮮的核心人物。1907年，日本又迫使高宗退位、解散韓國軍隊，引發朝鮮各地更加激烈的武裝抵抗。

根據《乙巳條約》，日本在韓國設置「統監」一職，由伊藤博文出任首任韓國統監，並於1906年正式展開統監府的運作。所謂統監，是日本派駐韓國、負責監督其外交事務的最高官員，但實際權力遠遠超過一般外交使節。因此伊藤博文不僅代表日本掌握大韓帝國的外交權，也逐步介入其內政、財政與人事任命。

1907年，高宗因秘密派遣特使前往海牙國際和平會議，試圖向列強控訴日本侵略，遭到伊藤博文等日本官員施壓，最終被迫退位。同年，日本又迫使大韓帝國簽訂新的協約，進一步控制大韓帝國的行政權，並解散韓國軍隊，引發各地軍人與民眾更加激烈的武裝抵抗。

對安重根及當時的朝鮮獨立運動者而言，伊藤博文並非單純代表日本的政治人物，而是親自參與剝奪韓國主權、壓迫皇帝退位及解散軍隊的關鍵人物。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伊藤博文，正是發生在這段日本逐步侵奪大韓帝國主權的歷史背景之下。

伊藤博文在1895年參與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條約談判，14年後，則因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政策，在哈爾濱車站遭到安重根刺殺。台灣與朝鮮雖然經歷不同形式的日本帝國擴張，卻透過伊藤博文的政治生涯，呈現出相互交錯的近代歷史。

安重根在韓國被尊奉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但從日本帝國的立場來看，他卻是殺害重要政治人物的暗殺者，日本後世部分論述甚至以「恐怖分子」來定位安重根。這些彼此對立的評價，使安重根長期處於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歷史記憶的衝突之中。

然而，近年韓國學界對安重根的軍事活動、旅順審判與國際法思想的研究，逐漸呈現出安重根更為複雜的歷史樣貌。他不僅參與武裝抵抗，也試圖透過近代國際法，主張朝鮮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權利。

從釋放日本俘虜到要求戰俘待遇

電影《哈爾濱》開場並未立即進入1909年的刺殺事件，而是將時間拉回1908年安重根率領朝鮮義軍與日軍交戰的經歷。義軍在戰鬥中俘虜日本軍人後，安重根的部下主張處決敵軍，以免他們再度參與戰鬥，安重根卻堅持釋放俘虜。安重根認為，即使日本正在侵略朝鮮，義軍仍應遵守「萬國公法」，按照國際戰爭法對待被俘的日本軍人。電影中，獲釋的日本軍官隨後率軍反擊，造成義軍慘重傷亡，也使安重根陷入自責與部下的質疑。

電影對人物與戰鬥過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編，但安重根在義軍活動中主張釋放日本俘虜，確有歷史依據。這段情節不宜僅理解為一位民族英雄的仁慈表現。對安重根而言，朝鮮義軍並不是任意殺害日本人的武裝團體，而是為保衛國家獨立而作戰的軍隊，因此必須遵守軍人應有的紀律與戰爭規則。19世紀末，近代國際法的觀念已逐漸傳入東亞，「萬國公法」也成為知識分子討論國家主權、外交與戰爭的重要概念。安重根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將國際法視為規範軍事行動的依據。

這項主張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當時日本正逐步剝奪朝鮮的主權，並以軍事力量鎮壓各地義軍，未必願意承認朝鮮這些武裝抵抗者具有合法軍隊的地位。安重根卻仍堅持依照國際法對待日本俘虜，顯示他對義軍身分的理解並不取決於日本是否承認。在他看來，朝鮮義軍既然是為國家獨立而戰，就應該遵守交戰雙方共同適用的規則。這套觀念在1年後的哈爾濱事件中，成為他為自身行動辯護的重要依據。

1909年10月26日上午，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朝伊藤博文開槍。伊藤當時正準備與俄國財政大臣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會晤，遭槍擊後不久身亡。安重根當場被俄方逮捕，隨後移交日本，並在旅順接受審訊與審判。安重根沒有否認自己開槍殺害伊藤博文，卻始終拒絕接受普通殺人犯的身分，強調這次行動並非出於私人恩怨，而是朝鮮獨立戰爭的一部分。

安重根在審訊過程中主張，當時朝鮮與日本正處於交戰狀態，自己則是「大韓義軍參謀中將」，具有參與戰爭的軍人身分，所以屬於戰爭俘虜。因此，他要求日本按照萬國公法與戰爭法，給予他被俘軍人應有的正當待遇，而不是依照普通刑事案件進行審判。安重根此舉並不是要求日本寬恕他的刺殺行動，而是從根本上質疑日本對該行動的法律定性。他主張朝鮮與日本處於交戰狀態，正是整個法律論述的基礎。

這項主張也與當時朝鮮的政治處境密切相關。1905年《乙巳條約》簽訂後，大韓帝國喪失外交自主權；1907年大韓帝國的軍隊遭到解散後，許多軍人與民間武裝力量投入抗日義軍。日本將這些抵抗行動視為需要鎮壓的治安問題，安重根卻將其理解為朝鮮為維護國家獨立而進行的戰爭。雙方對武裝抵抗的不同定位，也決定了安重根在日本司法體系中究竟是普通刑事案件的被告？還是應受戰爭法保障的被俘軍人？

因此，電影《哈爾濱》開場釋放日本俘虜的情節，與安重根在旅順審判中的主張，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歷史連續性。安重根在1908年主張，被朝鮮義軍俘虜的日本軍人應當受到國際法保障，1909年換他自己遭到日本逮捕時，他也要求日本承認相同的原則。安重根並未因為交戰雙方的立場互換，就改變自己對戰爭規範的基本理解。他堅持朝鮮義軍與日本軍隊同樣應當受到國際戰爭法的規範，而不是由日本單方面決定朝鮮人的抵抗是否具有合法性。

然而，安重根的主張並未獲得日本司法機關採納。1910年2月，日本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判處他死刑，同年3月26日，他在旅順監獄遭到處決。

從法律史的角度來看，安重根自認自己具有軍人身分，並不代表依照當時國際法，他必然符合合法交戰者的所有條件。19世紀末的戰爭法對交戰者資格設有一定限制，而朝鮮義軍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哈爾濱刺殺行動是否受到戰爭法保障，以及日本法院是否具有審判管轄權，皆是需要分別討論的問題。但這些法律爭議並不會抹去安重根主張的政治意義，他試圖運用近代國際法的語言，爭取朝鮮作為獨立政治共同體的地位，並挑戰日本對殖民地武裝抵抗的定義。

從「義士」到「將軍」：韓國學界的重新評價

長期以來，韓國社會習慣以「安重根義士」稱呼這位民族英雄。「義士」強調安重根為國家與正義犧牲的精神，也使安重根的形象經常集中在1909年10月26日的刺殺行動，以及他在旅順監獄從容赴死的經歷。然而，隨著相關史料整理與研究領域擴大，韓國學界逐漸將注意力延伸至他的軍事經歷、戰爭觀念與審判過程，重新檢討過去以民族英雄為中心的歷史敘事。

2009年適逢哈爾濱事件100週年，韓國歷史學者李泰鎮提出，應當重新重視安重根作為義軍指揮官的身分，甚至主張以「安重根將軍」而非「安重根義士」來稱呼他。這場討論表面上涉及稱謂，實際上卻反映了對安重根行動性質的不同理解。若只強調安重根是名「義士」，哈爾濱事件容易被描繪為一名愛國者基於道德信念所採取的個人行動；若將安重根放回朝鮮義軍的歷史脈絡，則必須正視他在刺殺伊藤博文之前，已經參與對日武裝抵抗，並具有實際軍事指揮經驗。

安重根早在1907年便前往俄國遠東地區，參與當地朝鮮人的抗日活動，1908年更率領義軍進入朝鮮北部，與日本軍隊交戰。韓國歷史學者申雲龍在〈安重根軍人觀的形成與發展〉中，便從其成長背景、宗教信仰與義軍活動，分析安重根軍人觀念的形成。這類研究的重要性，在於不再將安重根在旅順審判中提出自己具備軍人身分，單純視為安重根被捕後的法律辯護，而是將其與先前的軍事活動及戰爭倫理聯繫起來理解。

不過，韓國學界並非一致認為應當以「將軍」取代「義士」。申雲龍等研究者指出，「義士」具有自身的歷史脈絡，不能因為重新強調安重根的軍人身分，就否定既有稱謂。這場討論的意義，不在於為安重根尋找唯一正確的頭銜，而在於重新檢視他的軍事活動與他對國際法的認識。安重根在哈爾濱開槍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參與朝鮮獨立戰爭、並對軍人倫理具有明確認識的政治行動者。

除了安重根的軍人身分，韓國法學界也開始重新檢討旅順審判的合法性。法學者明淳龜曾對日本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的審判管轄權提出質疑，相關研究涉及安重根的交戰者身分與國際法適用問題。申雲龍在2013年發表的〈安重根研究的現況與爭點〉中，整理了這些研究成果，並將旅順審判放回日本逐步侵奪韓國主權與司法權的歷史背景。這些討論並非單純以今日的民族情感重新評價日本法院，而是試圖釐清當時的法律制度、帝國權力與朝鮮武裝抵抗之間的關係。

15項罪狀：安重根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控訴

安重根在審訊過程中除了堅持自己的軍人身分，也提出伊藤博文的15項罪狀，說明自己決定刺殺他的原因。這些指控涵蓋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與外交等層面，反映安重根對日本侵略朝鮮的理解，並不局限於個人對伊藤博文的仇恨。根據坊間流傳的15項罪狀版本，安重根對伊藤博文的指控包括：

• 1. 殺害韓國明成皇后。

• 2. 迫使韓國高宗皇帝退位。

• 3. 強迫韓國簽訂1905年《乙巳條約》及1907年《丁未七條約》。

• 4. 屠殺無辜的韓國人民。

• 5. 強行奪取韓國的政治權力。

• 6. 掠奪韓國的鐵路、礦山、森林及水利資源。

• 7. 強制韓國使用日本第一銀行發行的紙幣。

• 8. 解散韓國軍隊。

• 9. 妨礙韓國教育發展。

• 10. 禁止韓國人赴國外留學。

• 11. 沒收並焚毀韓國教科書。

• 12. 向國際社會謊稱韓國人民希望接受日本保護。

• 13. 明知韓日之間持續發生衝突與殺戮，卻向日本天皇謊報韓國局勢平穩。

• 14. 破壞東洋和平。

• 15. 殺害日本天皇的父親，即孝明天皇。

這15項罪狀並不等於15項均已獲得後世史學證實的犯罪事實。例如，安重根將明成皇后遇害歸責於伊藤博文，仍須區分日本政府的政治責任與伊藤個人的直接責任；至於伊藤殺害孝明天皇的指控，更缺乏充分史料支持。此外，不同史料對15項罪狀的文字與排列也有差異，因此不能將上述中文整理直接視為安重根當時的逐字證詞。然而，從這份控訴的整體內容，仍然可以觀察他如何理解日本對朝鮮的侵略。

安重根首先將國家主權的剝奪視為日本侵略的核心。從強迫朝鮮／韓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皇帝退位，到解散韓國軍隊，他認為日本正在逐步摧毀朝鮮作為獨立國家的政治基礎。其次，他也注意到經濟資源與金融制度受到日本控制的問題，包括鐵路、礦山、森林、水利與貨幣流通等。這些指控顯示，安重根所理解的侵略並不只是軍事征服，也包括日本如何透過經濟與制度上的控制，使朝鮮失去維持自主發展的能力。

教育與國際輿論同樣受到安重根關注。他指責日本妨礙韓國教育、限制留學、沒收教科書，也批評日本向國際社會宣稱韓國人民願意接受日本保護。這些內容顯示，安重根已經意識到，帝國對殖民地的支配不只依靠軍事力量，也涉及知識傳播、社會制度與外交論述。日本一方面逐步剝奪韓國主權，另一方面卻試圖向國際社會塑造韓國自願接受保護的形象，正是安重根所要揭露的矛盾。

將安重根提出的15項罪狀與他的戰俘待遇主張放在一起檢視，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安重根的政治思想。在旅順審判中，他一方面要求日本承認朝鮮義軍作為交戰者的身分，另一方面又透過15項罪狀，指控日本以違反國家主權與國際秩序的方式侵略朝鮮。原本被日本司法機關控告殺人的安重根，試圖利用審判場合，將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政策轉化為接受批判的對象。雖然這些主張未能改變安重根的死刑判決，卻留下了超越單一刺殺事件的政治論述。

從這個角度來看，安重根作為政治思想家的重要性，並不取決於他是否留下完整的理論著作。他對戰爭規範、軍人身分、國家主權與殖民侵略的認識，已經具體表現在他的行動與辯護之中。這些思想未必構成一套毫無矛盾的理論體系，但足以說明安重根並非只憑民族情感採取刺殺行動，而是試圖透過當時的政治與法律概念，為朝鮮的武裝抵抗提出正當性論述。

萬國公法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安重根的經歷也揭示了近代國際法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矛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國際法逐漸成為東亞國家處理外交、戰爭與主權問題的重要依據，但這套規範並不是在各國平等的條件下形成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積極引進西方近代法律制度，並以文明國家的身分參與國際政治；另一方面，日本也運用軍事力量與不平等條約，逐步擴張對台灣與朝鮮的支配。國際法既提供國家間交往的共同規則，也經常受到帝國強權的政治利益左右。

安重根對萬國公法的態度，正反映了這種矛盾。他在義軍活動中堅持遵守戰爭法，並在遭到逮捕後要求日本給予戰俘待遇，顯示他相信國際法應當對交戰雙方具有共同的約束力。然而，日本並未接受他對朝日交戰狀態與軍人身分的主張。對安重根而言，國際法所承諾的平等規範，最終仍然受到國家實力與政治權力的限制。

這種失望也可以從安重根留下的墨跡中看見。他在旅順監獄曾寫下「萬國公法不如大砲」8字，意指國際法的力量甚至不如大砲。這句話與他先前堅持遵守國際法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卻未必代表他完全否定國際法。相反地，它更能反映一位弱國抵抗者面對國際秩序時的困境：即使國際法宣稱保障國家主權與戰爭規則，當強權不願遵守或承認弱國的權利時，法律本身仍然難以阻止侵略。

因此對於安重根的歷史評價，不宜只停留在民族英雄與恐怖分子之間的對立。前者強調他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當性，後者則將焦點集中在刺殺政治人物的暴力行動。這些評價背後涉及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歷史記憶，而「恐怖分子」更是需要審慎使用的後世政治標籤，不能直接等同於1909年日本法院對他的法律定性。韓國學界對其軍人身分、審判與國際法思想的研究，提供了超越這種二分評價的理解途徑。

對台灣讀者而言，安重根的故事也使《馬關條約》與日本帝國擴張的歷史呈現出不同面向。1895年伊藤博文參與談判，使台灣被割讓給日本；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則在哈爾濱遭到朝鮮獨立運動家刺殺。台灣與朝鮮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經歷並不相同，但兩地的近代歷史都受到日本對東亞國際秩序重新安排的影響。安重根對國家主權、戰爭與國際法的思考，也因此不只是韓國民族主義史上的議題，而是理解近代東亞帝國主義與殖民抵抗的重要線索。

電影《哈爾濱》以安重根釋放日本俘虜的場面揭開故事，也讓觀眾得以從刺殺事件之外，認識他的軍人倫理與政治信念。從1908年遵守萬國公法釋放日本俘虜，到1909年10月26日刺殺伊藤博文，再到旅順審判中主張朝日交戰狀態、要求獲得戰俘待遇，安重根始終將自己的行動理解為朝鮮獨立戰爭的一部分。他所提出的15項罪狀，更使這場刺殺成為對日本殖民侵略的政治控訴。

一百多年後，安重根仍然是韓國重要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歷史意義並不止於哈爾濱車站的槍聲。他對國際法的堅持、對日本侵略的批判，以及最終對強權主導的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失望，共同構成了值得重新研究的政治思想。從民族英雄、恐怖分子到政治思想家的不同評價，也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意義並非只由單一行動決定，而是在政治權力、法律制度與後世歷史研究的交錯之中，不斷受到檢視進而重新理解。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