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盡殺絕是必要之惡？電影《NAZA：附帶損傷》揭露以色列軍為何在加薩戰爭失去人性

10月初的某個夜晚，我坐在幾乎座無虛席的電影院裡。電影已經結束了，大螢幕上正滾動著工作人員的姓名，整間放映廳卻還是鴉雀無聲，直到燈光亮起，依舊無人起身。我吸了吸鼻子，抹去眼角殘留的眼淚，餘光瞄到隔壁的女孩也正做著同樣的動作。又過了幾分鐘，終於有第一個人站起來，拍了拍同伴的肩，人們開始依序離開，直到我跟在多數人身後走出放映廳時，始終沒有聽到任何人說話。

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斷回想著電影的內容，試圖理解自己究竟看到了什麼，那些殘酷的事情是真實的嗎？如果是，為什麼它們會發生、為什麼它們可以發生，又為什麼人們允許它們發生？

這部電影是《NAZA：附帶損傷》。由去（2025）年以紀錄片《你的國，我的家》獲得奧斯卡的兩位以色列導演瑞秋索爾（Rachel Szor）和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執導，英國《衛報》擔任製片商。這部紀錄片訪問24名以色列的情報工作人員與軍人，揭露（或說證實？）以色列政府於2023年10月7日後在加薩走廊的軍事行動中，殺害大量平民的行徑。

NAZA 是希伯來語縮寫，指的是「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以色列軍隊用它來指涉，在加薩發動空襲時，預期會造成（且可以被接受）的平民死亡數。5個 NAZA、50個 NAZA、500個 NAZA。加薩的平民在以色列情報與軍事人員口中不再為人，而成為一個代號，一組數字。

這是一部很安靜的電影，所有的訪談都發生在深夜特拉維夫的大樓屋頂上，受訪者的身影被隱去在黑暗中，冷靜地和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解釋加薩軍事攻擊的過程與邏輯。對話的間隙中，瑞秋索爾的攝影機會轉向特拉維夫公寓裡的以色列人，他們坐在自己的公寓內，聽著電視上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一再重申，哈瑪斯必須要被消滅。

電影呈現了24位以色列軍人的證詞——但兩位導演表示，他們其實訪問了超過百人——這些軍人一致性地指出，與其說以色列政府將平民傷亡視為加薩軍事行動的「必要之惡」，倒不如說那早已被預設為加薩／巴勒斯坦人必須也應該付出的代價。儘管納坦雅胡政府一再表示以色列多麼盡力保障平民的安全，這些證詞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畫面。

受訪者詳細陳述，以色列情報單位如何運用 AI 工具追蹤哈瑪斯成員的行動電話通話模式，藉此辨識他們在組織內的位階、互動的對象，與經常出沒的地點，最後決定最佳的攻擊地點與時間。以色列情報單位經常選擇對哈瑪斯成員的住家發動攻擊——原因無他，無論白天在幹嘛，人們到了夜裡總得回家，因此對住家建築發動空襲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與此同時，以色列大量監聽加薩／巴勒斯坦人的電話通話，不只是哈瑪斯成員，更包括他們的親人與朋友。透過監聽，情報人員可以準確地判定攻擊鎖定對象是否已經返家。比方說，受訪者提到，其中一項最「準確」的判定方法，就是對兒童進行監聽，當聽到「爸爸回家了」（Daddy is home）這句話時，就是發動攻擊的時刻。

根據訪談內容，針對民宅發動攻擊從來不是以色列軍隊的下下策，而是一開始就屬於軍事行動的必要元素，而在這些攻擊中，平民傷亡也成為必然的結果。「非如此不可」幾乎可以說是受訪者共同呈現出的主旋律，在政府與軍隊長官所傳達的最終目標下——消滅哈瑪斯、保障以色列安全——這些軍人們將 NAZA 看作自己為了完成任務的必要行動，自己則是在成就大業的過程中的一顆小螺絲釘。

電影反駁了兩項人們經常抱持的迷思。第一，某些人會主張，以色列極右派合理化傷害巴勒斯坦人的意識形態，只會吸引居住在城市之外、非菁英階層的以色列軍人，但電影中大部分受訪者都是來自特拉維夫，屬於教育程度高、服務於以色列情報單位的菁英青年。他們通常被以色列社會認定為偏左派、開明、在以巴議題上相對友善的一群人，然而，在巨大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下，他們依舊成為執行這些軍事行動的一分子。

再者，不少受訪者其實表示，他們並不認為軍隊或情報單位中瀰漫著任何「仇阿拉伯情結」。他們主張，並非有一種強烈的恨意推動著他們不顧平民死活，相反的，他們只是為了履行職責、完成任務。至於為了任務而必須犧牲的那些人，終究也只能是「沒辦法的事」。

漢娜鄂蘭的「平庸的邪惡」主張如今已經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理論，用來分析 NAZA 電影中所呈現的現實似乎也顯得有些太過平庸——但卻毫不過時。受訪者中不乏有人對大量的平民死傷數字感到遲疑甚至懊悔，甚至將自己和納粹軍人相比，同意以色列政府正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但儘管如此，在下達攻擊指令的那一刻，他們都相自己自己只是在「盡忠職守」，是為了以色列的安全與未來而努力。

除了個體在體制中如何自願擔任螺絲釘以外，或許更值得討論的是，體制本身是怎麼消解個體的猶豫，讓個體在一次又一次的空襲過程中失去猶豫與反對的空間，甚至不再因為平民傷亡感受到任何悲傷的情緒。

NAZA 告訴我們的是，以色列的情報單位與軍隊，如何將殺戮「制度化」、「系統化」、「官僚化」，進而常態化。人工智慧與科技工具將攻擊過程分割成一個又一個單一步驟，對於身處其中的個人而言，自己需要做的只是服從單一指令，也許是計算單一建築物內有多少潛在 NAZA，也許是在聽到兒童喊「爸爸」時通報下一個單位。殺戮因而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畫面，而是可以被化約成多個彼此獨立並微小的任務單元，所有的人都只負責組裝零件，沒有人必須看見成品。

與此同時，這些工具讓人們可以遠距離完成攻擊任務。這些情報人員不需要進入加薩，目睹傾倒的建築物和瓦礫下的屍體，只需要對著電腦螢幕按下按鍵即可。於是軍人的工作彷彿電玩遊戲一般，距離削弱了實感，也削弱了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但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同時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表示，透過螢幕殺人確實可能比較簡單，然而這些情報人員也並非一無所知：他們監聽著所有的手機通話，因此他們也無比清楚，那些在他們按下按鈕後會遭遇空襲的民宅裡住滿了人，有兒童也有老人，他們可以聽見嬰孩的哭聲，但他們還是會發動下一次的攻擊。

為什麼？這個問題大約在電影結束之後，仍舊縈繞在每一位觀眾的心頭。如果「電子遊戲化」讓殺戮變得簡單，為什麼無辜孩童的哭泣無法讓人心生不忍？是「復仇」與「保障未來安全」的目標太過偉大，因此人們願意犧牲某些道德門檻？還是在長期的種族對抗下，以及此一過程中將敵人「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做法讓某些道德準則不復存在？當人們相信自己正為「正義」之名行事時，不正義的手段與犧牲是否就可以被忽略？

電影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受訪軍人後來的發展。導演在受訪時表示，其中有些人離開了，有些人卻仍舊服務於以色列情報單位。儘管以色列和哈瑪斯去（2025）年在美國的斡旋下，簽訂了停火協議，但根據媒體報導，攻擊仍在繼續，加薩的平民也持續被殺害。直到今天，估計約有7萬4千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並包含數萬名兒童。

以色列政府否認電影提出的指控，並再次強調以色列從未針對平民進行攻擊，反而盡力保障平民安全，然而7萬4千具屍體無法反駁這樣的說法。而活下來的、在瓦礫堆求生的巴勒斯坦人，面對即將來臨的冬天，則無法確定屬於他們的正義到底是什麼。尤其當納坦雅胡及其他極右派政治人物再三強調，以色列在加薩的任務尚未完結之際，《NAZA》這部紀錄片帶來的是一個又一個尖銳卻必要的提問。這或許正是放映廳裡如此沉默的原因——當痛苦、悲傷與內疚的情感太過強烈，說什麼都顯得蒼白。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對以色列人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以色列人的安全意識、政治傾向、國家氛圍都因此改變。但安全究竟要如何重建，死去的巴勒斯坦平民可以讓以色列變得更安全嗎？這是一個必須被提出並且誠實面對的問題。

與此同時，不是只有以色列軍人移開了目光，因為螢幕的隔離而讓殺戮變得容易。事實上，在加薩外的我們，何嘗不是在螢幕、地理距離、地緣政治考量的保護下，得以輕易地放下巴勒斯坦人正在經歷的苦難？

電影播出後，兩位導演在以色列國內遭受到嚴厲的批評，家人甚至因此被騷擾，納坦雅胡更威脅要撤銷兩人的公民身分。但兩人在受訪時都表示，記者的職責是說出真相，而和巴勒斯坦人相比，他們所必須付出的只是極小的代價。

我敬佩兩位導演的勇氣，卻又覺得以「勇敢」形容兩人太過蒼白。他們與這部紀錄片所做的，並不只是揭露事件而已，而是企圖和每一位觀眾的內心對話，逼迫我們詢問自己：你心目中的正義是什麼？你想要的世界又是什麼模樣？

過去數年間，以巴問題也屢屢在台灣的社群媒體上掀起諸多討論，我希望，不論讀者在這個議題上抱持何種立場，不論大家是否選擇相信電影的陳述，每一個人都可以看一次這部電影。因為不論你我的主張為何，是以色列正在進行正義的復仇大業？還是巴勒斯坦人正在經歷殘酷屠殺？至少，我們都應該先直面，我們在討論的到底是什麼。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