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的平權，暗夜裡的規訓：台灣進入後平權時代，同志可以怎樣生活？

大遊行與搜索票：一個平權城市的日與夜

白日，同志們可以走進任何一間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每一年秋天，當陽光轉為金色，整座城市的彩虹族群動了起來，市民、小孩、國際友人，十數萬人一起走上街頭。亞洲規模最大的同志遊行，與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是過去十年來台灣最耀眼的國際名片。到了夜裡，當同志推開一扇酒吧的門、進到一個會員制的專屬活動空間，卻再次成了媒體上的鬼怪，白日裡祝福他、承認他的公權力，如今以手電筒照著他褪去上衣的身體和眼睛。

此次台北 Commander D 的「人權倒退」並非個案，近幾年，曾被認為更進步、更友善的歐美大城市，也發生多起類似事件。就在今（2026）年6月，南半球雪梨也是在「同志驕傲月」的系列活動中，發生警方帶緝毒犬前往 LGBTQ 聚集地牛津街等街區進行搜查，甚至在夜店大廳和街道上，當眾強迫脫衣搜身。報導一出、輿論譁然，警方原本啟動內部調查，堅稱為常態性掃毒作業，但搜查數十人均無重大罪證和起訴；警方在9月，又再次於同一街區進行類似行動，雪梨市長與市議會多名議員決定勒令警方將所有證據保存、轉交獨立機構「執法行為監督委員（LECC）」介入；LECC 在檢視證據後，駁回警方原報告，正式針對執法過當等情事，立案重啟調查。

2022年，美國佛州奧蘭多市，警方潛入同志酒吧偷錄變裝秀、威脅吊銷酒類販售執照，宣稱「為保護未成年人受到性暗示類型的表演影響」，隨後遭聯邦法院裁定警方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2023年，德州的達拉斯與沃斯堡，也分別發生警方縱容極右翼民兵組織騷擾同志變裝秀，還以民眾檢舉為由進行強力臨檢，甚至試圖以行政裁罰禁止全州的變裝秀；相關措施隨後都遭到法院撤銷。

西歐各國對警方相關執法行為的限制非常嚴格，明令深入搜查只能針對個人，不可對店家內所有顧客進行無差別的搜身。因此近年對同志場所的執法，均轉向以行政法規來處置，例如利用營業牌照等監管等方式，關閉相關場所，或是在城市核心地帶不發新的營業許可。雖然法條看似一視同仁，都是以噪音投訴、治安事件、禁止吸煙等作為行政監管、勒令停業的判斷因素，倫敦整體夜間場所因此關閉的比例為16.5%，同志相關據點卻大幅減少58%，明顯受影響更深。

荷蘭的情況也相似，相關法令伴隨巨額罰款，導致阿姆斯特丹的同志夜生活場所數量腰斬，西班牙馬德里與巴塞隆納也有類似法令，透過凍結特定區域的酒水牌照、限制營業時間等，當同志場所因租約或牌照到期，往往無法在原地重新取得開業許可，而被排擠消失。

表面上，是城市核心地帶因地產士紳化（Urban Gentrification）拉高經營成本，讓夜間營業場所難以為繼，然而新興社區居民經常利用法規，對同志場所進行頻繁且帶有價值判斷的檢舉，試圖以監管或訴訟逼走、關停這些場所，多份官方報告與學術研究也都顯示，市政監管對同志酒吧造成的打擊不成比例的高，看似客觀中立的審查，實質削減了性少數的文化空間。

正因意識到同志酒吧與夜店不僅是商業空間，更提供了社群庇護功能，德國聯邦議會在2021年通過決議，將柏林多間老牌同志聚點，與歌劇院、博物館並列為重要文化資產。

中性法規的武器化：在地與國際經驗的對照

回到台灣，Commander D 並非近年唯一一起針對同志場所執法過當的事件，就在去年2025年10月，台中也發生 Body Fresh 生活會館遭到警方持搜索票突擊，要求在場數十人在無隱私保障的明亮空間脫光全身衣物、張開雙腿進行搜身，甚至讓顧客赤裸坐在冰冷地板長達數小時，最後，數十人也均以「證人」身份帶回，還要求「證人」們採集尿液進行毒品檢驗的事件。

事件曝光後，人權團體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台中警方進行內部調查，市警局卻高調發佈「破案」新聞稿，充斥各種誇大獵奇的詞彙，如公衛備品被說成「滿地性玩具」，且持續對該場所展開高頻率臨檢，並結合都發局等單位進行聯合稽查，以消防、建築物安全、商業登記項目等全面施壓。2026年4月，Body Fresh 生活會館正式關停。司改會認為台中市警局釣魚執法下未找到任何實證，卻仍將負責人以性交易罪起訴，且持續以各種不實訊息，發動市府相關局處對其施壓，是濫用行政權作為歧視工具。

此次 Commander D 事件適逢選舉、又臨近台灣同志大遊行，終於引起軒然大波。台北市警局一開始宣稱只是例行性巡查，同時間還包括多間店家，並非只針對同志場所。然而以警方當晚出勤規模，以優勢警力幾近攻堅破門而入，高強度且長時間的搜查，實質上就是差別執法；當晚，還有另外兩間同志酒吧在臨檢清單上，一天3間同志場所，就在市府首長指控競選對手「要在社區發毒品」之後。

經人權與性別團體召開記者會、並前往萬華分局抗議後，10月5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督導不周」及「言詞不當」，分別給予分局長及4名員警申誡2次，蔣萬安市長隨後也公開道歉，然而相關團體要求的獨立調查與完整檢討報告，卻始終沒有下文。

台灣警方仍存有對同志的系統性偏見，是不爭的事實，同樣掃毒掃黃行動，在一般夜店或酒店執行時，警方不會採取「全員帶回」、「全員驗尿」、大量脫衣搜身等方式，員警的不當言行多半針對性工作者（另一種社會汙名），而非「全員」延伸到店家和顧客。過去警方也曾發生臨檢勤務中質疑性別和性傾向等公然羞辱場景，或是需要業績時就去刷同志交友軟體設局。

這也是現代國家治理下，性少數群體持續面臨的挑戰。不論基層員警個別是友善還是恐同，只要整套警政制度與社會文化下，持續預設 LGBT 空間需要更高強度的管控需求和道德審察，即使法律條文和行政規範是中性的，仍會產生對同志空間過度執法的結果。在太陽花運動之後、社會對同志的友善程度明顯提升，並已進入婚姻平權立法討論時期，台北市仍有男同志健身房，在3年內遭遇186次臨檢，平均每週超過1次，每次警方都宣稱是查緝毒品，卻從未找到過任何違禁品。

台灣警方的偏見並非特例，2023年3月，英國針對多起警方內部重大犯罪事件，委託上議院議員凱西男爵夫人（Baroness Louise Casey）組成獨立調查小組，發布的《凱西審查報告》（Baroness Casey Review），除揭露警方內部紀律與投訴處理機制嚴重失靈，也認定倫敦警察廳存在制度性的厭女和針對性少數的歧視。性暴力案件常遭吃案、私了，相關調查被邊緣化，而針對性少數群體，特別是少數族裔與青少年的 LGBTQ，也有不成比例的過當執法，如在未有依據下，仍進行盤查和脫衣搜身。

憲法作為紅線：比例原則與執法界線

目前已確認的是， Commander D 現場並未查獲任何毒品、違禁品，全員依程序受檢後，也無任何被移送起訴的案件。但有必要在此指出，當日 Commander D 現場有沒有犯罪行為，和「警察是否濫權」是獨立的兩個命題；不論有沒有犯罪行為，警方執法即代表國家公權力，必須僅遵程序和法律規範，在不逾越憲法給予人權保障下執法，是現代民主社會應有的共識。即使仍有民眾對特定群體有偏見，認為「某個群體就是很亂」，也不該得出「警方濫權違法也沒關係」的結論。

成年人在專屬空間內的合意互動，本質上屬於個人的身體自主權，而性傾向與私密空間內的行為，均屬於憲法保障的隱私權。何況 Commander D 多數活動是會員制，並非路過就能走進去的酒吧，具有「封閉性」、「參與者事前知情同意」等更嚴格的場所特性。警方不該對對同志群體、BDSM 抱持偏見，在未搜出違禁藥品的情況下，仍以「防害風化」、「公然猥褻」為由扣留大量顧客，要求全部帶回警局當「證人」（證人是有權決定是否配合調查的），甚至表示若不配合，會將行政文書將寄到住家或工作地點，以出櫃風險來恐嚇同志。這些言行，都曝露警界對法律條文長期缺乏理解的陋習。

有搜索票，不等於警方的執法過程全部自動合法；即使有法律授權，其行使仍需受到必要性、合理性和比例原則約束，憲法賦予的基本人權和人性尊嚴，更是絕對不可跨越的紅線。

在相關團體抗議後，台北市政府再次發文致歉，只強調日後會加強員警教育，卻繼續忽視法界與性別平權團體要求的責任調查和公開檢討報告。當警方對違紀員警的處分永遠停留在行政懲處，風頭過後靠內部考核就能抹去，而不必承擔法律責任，警界就不會把性平教育認真當一回事。分局長也不會覺得有必要特別約束基層員警的執法手段，一切只是「公關問題」，鬧大了就道個歉，記兩個懲處，等風頭過了，一切照舊。同志大遊行當日，蔣萬安市長在視察市府性平處攤位時，為此事再度開口致歉；當日遊行散場後，Commander D 宣佈因「租約到期」，停止營業。

內部究責、再教育和改善當然是重要的，但我們也需要知道偏見的源頭來自哪裡、又為什麼發生，未來執法體系才不會再為了迎合大眾的偏見，或是為拍政治人物馬屁、在選舉中製造新聞點，再次將性少數群體當成政績提款機。

後平權時代：誰有資格享有人權與尊嚴？

Commander D 事件，標示著台灣進入「後平權時代」。

同性戀可以結婚了，國家承認了你的平等權，資本樂於贊助各種 Pride 活動，甚至這些企業的創辦人和高階經理人，就是公開出櫃的同志。大眾文化看似前所未有的友善，然而，仍有一條看不見的線，在決定哪些行為、哪些身體、哪些性文化，是「正常」的、可以被看見、被允許的。

當整個社會長期將異性戀當作唯一「正常」，再加上華人文化裡對性議題的避諱，同志的性與慾望，自動被滑入了「偏離常軌、不道德」的一邊。然而，異性戀群體內的性樣態與喜好，從來也非單一的。打開大型性影像網站的分類，就足以打破那種「香草無害、道德純淨」的想像，何況會出現在 AV 影片網站的分類，都還算是「夠主流」，就已有那麼多樣態了。多數人只是遵循社會壓抑不談、不說，以沉默維持自身「符合常軌」的形象。

在對人類性樣態的研究中，同志與性少數群體並沒有那麼特別，希望展現身體、坦露慾望，也絕非只是同志的專利。只是過去的社會與法律制度，長期將他們的性實踐「病理化」與「特殊化」，異性戀被當作唯一正常的標準，據此判斷哪些性樣態和性選擇是更道德、更好的。透過將某些人標籤化為不正常，並進一步與不道德和犯罪機率進行連結，預設性少數群體為「需要被管制」的身體。

社會透過這套機制，對個體進行規訓，既警示有意出脫常軌者，也透過標籤和社會排除等懲罰，加強人們對「正常」選擇的信念。這套深植人心的機制，並未隨婚姻平權到來而退場，反而仍掌握著社會主流對「何為道德」的判斷標準。一方面，法律上的平等，使制度性的排除不再可能，但另一面，仍可以公共道德為名，透過基層警政和行政手段，持續限制性少數的文化、專屬空間與生活樣態。

同志能公開出櫃、走在陽光下，抬頭挺胸上街遊行；但殘忍的現實是，法制化保障到的，往往是更能符合異性戀常規想像的「模範同志」：進入婚姻、彼此忠誠、過著中產家庭生活，沒有「奇裝異服」，不公開談論身體、性和慾望。一旦超出這個框架，就有可能被假定為公共道德的破壞者，甚至是罪犯。這份平等，始終建立在一個同志，是否表現出我們認為的「好」與「正常」。

被「進步列車」拋下的憤怒群眾：民粹主義如何塑造「內部敵人」

歐盟基本權利機構（FRA）2019年至202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雖然 LGBTIQ 群體感受到的日常歧視從42%降至36%，但遭受仇恨騷擾的比例卻從37%飆升至55%，身體與性暴力也有所增加。這份數據矛盾的走向，呈現的正是性少數群體在後平權時代面臨的挑戰。平權運動不再是人和人之間應享有平等、尊嚴、人權這麼好理解、能被快速同理的爭論，而是面對著鑲嵌進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移民浪潮裡，藏身在「女性權益」、「兒童保護」等語言背後，更隱微的排除。

在多數民主國家，歷經數十年的社會抗爭和權利運動後，文明與人權的底線已產生了正向的位移，針對同志的存在本身的歧視，基本上不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造成性保守勢力必須另闢蹊徑。性別平權運動取得重大進展的這20年間，全球化曾許諾的美夢紛紛破產，經濟成長果實高度集中於金融業、科技巨頭與新興知識階級，傳統工業區和基層服務業面臨產業與人口雙重外移、購買力停滯、地方社群瓦解等困境。來自全球化中高階知識經濟人才的流動，與靠著在發達國家從事被稱為3D工作（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difficult）取得居留或入籍的移工與移民大量湧入，許多人熟悉的生活消失了，開始覺得自己成了「家裡的異鄉人」。

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雙重失落，同時催生了反制建的民粹主義，與誓言「奪回我們的國家」的極右翼浪潮，對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兩塊基石——對制度的尊重與信任、以及以平等精神運作的法治——造成衝擊。原本這兩股勢力並不關心性別議題，但在反全球化浪潮中，他們找到（發明）了共同的敵人：將性別平權與「背叛他們」的全球菁英掛勾，將聯合國、歐盟等機構花費數十年取得共識的普世人權、企業責任等價值觀，視為「外來的、由全球菁英強加」在「一般普通人」身上的壓迫工具。

由保守宗教陣營基於道德恐慌而發明的詞彙：「性別意識型態」（Gender Ideology）（註1），在巧妙的政治宣傳與操作下，被塑造為比共產主義、法西斯更可怕的敵人，會腐化、毒害「我們的社會」。宗教基要主義者藉此華麗轉身，為「保衛國家文化傳統與良好價值觀」，成功與國族主義者結盟。

在歐美民主國家，傳統宗教的「罪」早已無法說服一般選民，但當戰場轉移到校園，基於專業制定的性／性別教育，被描繪為「鼓勵及早發生性行為」、「誤導孩子成為 LGBT、混淆兒童的性別認同」、「剝奪父母教育權」，喚起大量家長的焦慮，即使這群家長本身對同志沒有排斥、甚至是支持同婚的；這點台灣在2018年公投綁大選的攻防中，也體驗過了一次。近來，則出現以保護女性權益為名，對性少數群體中最弱勢的跨性別強烈表達各種疑慮。

這股巨大的浪潮，絕非只是文化戰爭，背後是經濟生產模式、社會階級與話語權的重新洗牌。從英國脫歐、德國極右翼在選戰上大有斬獲，到法國社會向兩端極化，匈牙利與土耳其的民主倒退伴隨對女性權益和 LGBTQ 的限制，斯洛伐克以捍衛國家傳統為名進行的文化清洗，再到我們最熟悉的「美國優先」，認為被「進步列車」拋下的不同群體，展開一場跨越國界，以選票、在地優先與保護主義為武器的巨大反撲。

民粹與右翼學會了過去社會運動的動員語彙，靠著網路社群的傳播便利性絕地大反攻，政治人物更利用群眾的憤怒，將移民、性少數、穆斯林描繪為不道德、不文明、佔走工作機會、用光社會福利的「內部敵人」。針對性少數時，先是將其與毒品畫上等號，再散佈道德恐慌，利用社會的誤解和偏見，進一步與戀童、性侵、破壞社會穩定做出連結，導致部份右翼民粹的支持者相信自己「有義務」撥亂反正，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對上述群體的暴力行為。這正是前述歐盟基本權利機構（FRA）那份調查裡，性少數群體雖然在法律上陸續獲得保障，針對他們的仇恨騷擾和直接的暴力卻快速上升的背景。

戰場的轉移：道德恐慌下，哪些性少數被拿來獻祭？

在這波民粹右翼浪潮中，出現了兩個特別的人物，一位是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魏德爾與女性伴侶結婚、並育有小孩，認為自己的婚姻就是「不受意識型態影響的傳統家庭」。另一位則是荷蘭的 Pim Fortuyn，他不僅公開出櫃，更主張「穆斯林和移民的恐同與宗教價值觀威脅到性別平權」，成為奠定「同性戀民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的重要人物，是將同志身份與右翼民粹結合的先趨。

法國由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國民聯盟內，也有多位公開出櫃的重量級人物，如 Steeve Briois，協助勒龐與極右翼政黨打造「粉紅高層」，洗刷極右翼過去妖魔化性少數的歷史，吸引更多世俗化選民和不滿現況的年輕世代。

台灣內部也有類似的張力，婚姻平權讓我們和西歐、北美的民主同盟平起平坐，是許多人心目中，區隔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指標，但當發生內政上的爭議時，為維護走民族主義路線的台派認同，又會將女性、性少數的抗議（例如同等檢視綠營人物的性平意識或爭議歷史），視為歐美左膠吸收共產主義後極左毒化的意識型態，用來破壞台灣社會勤懇正直、努力生活的價值、打擊台派政權的穩定。

在傳統極右翼的鼓動、和歐陸發展出來「同性戀民族主義」新路線夾擊下，受傷最慘重的群體，一是跨性別，另一個則是社會地位與資源沒有那麼好的性少數，特別是同時具有少數族裔身份，以及不願進入婚姻、不願過「正常生活」的個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統計，光2024年一年內，各級政府、議會就提出超過665項針對跨性別的法案，涵蓋限制跨性別使用公共廁所、禁止未成年人接受性別肯定的醫療照護、強制學校向家長「通報」孩子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限制更改身份證件上的性別等等。

當「反同性戀」在法律上不再站得住腳，新戰場轉向以保護女性和兒童為名，反對校園性／性別教育、跨性別權益，實施對成人性空間、慾望展現的打壓。輸掉了法庭與國會，「反對」就被下放到街頭、網路與日常的暴力中，而「公共道德／妨害風化／猥褻」，則成為使用國家機器的新依據，將行政裁罰和法律「武器化」。

Commander D 事件中最讓人心痛的一幕，是警方對身障者的性羞辱，曝露整個社會對於誰有資格擁有性／性別空間，其實有著嚴格的階級劃分：異性戀是理所當然，同志可以結婚但最好不要展現或談論慾望，而非主流的性實踐、和身障者表達出性需求，則觸發了社會主流的焦慮。即使 BDSM 中對知情同意的嚴謹，和每個細節都需要清楚甚至反覆協商、展現兩個個體間高度尊重與互相理解的程度，是絕大多數異性戀關係裡從來沒想過的，但多數人仍不願摘下有色眼鏡。

在傾覆的邊緣重新結盟，撐開那把遺落的大傘

婚姻平權是必須攀過的一座大山。但同婚過後，共同目標消解了，性少數也被劃分為「融入主流的模範同志」與「其他」。曾經，同志運動是一把大傘，弱勢在這裡彼此看見、彼此結盟，但同婚過後，傘下許多夥伴從「被排拒的少數」，成為了「可被分化治理」的對象，被分散在每一個現代人的多重身份裡，有了不同的價值排序、不同的利益和需要。

Commander D 像是一記警鐘，讓整個社群記起那些曾經烙印與共享過的傷疤。就如蔡康永在王偉中的專訪中所說：「你不能指望我在死掉之前，看著一切回到當年。」不論是參與、見證過「當年」的彩虹中老年，還是成長在有性平教育以後的年輕世代，在 Commander D 事件的那一夜後都意識到，被承認，不等於可以自主生活。1996年的「女權火照夜路」遊行中，同志喊出要日行權，希望在陽光底下被承認，如今，情勢卻弔詭的反轉過來。

道德審察不會只停留在男同志的場所，也不會只針對跨性別。隨著全球化終結、舊有秩序因地緣政治格局改變而動蕩，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大變動中，少數永遠是隨時可被犧牲的替罪羊。所有如今習以為常的一切權利，都有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刻，被拿去為了「大我」、「公共秩序」甚至「國家安全」之名而犧牲。

連女性的生育自主權這樣本應具有高度共識的基本權利，都能在精細政治運作下，於半世紀後被推翻，又有哪項得來不易的權利，是絕對不可能失去的呢？如今，就連維繫人權保障的民主制度本身，都在同時承受來自內部的重大衝擊，與外部灰色侵略的挑戰。

前路更艱難，卻也不是沒有機會。例如過去當護家盟抹黑伴侶與家屬制度時，多數人還無法想像一個高齡化社會的需求。十年過去，面對生育率崩塌，不婚、一人家戶和獨居老人比例創下新高，再談伴侶和家屬制度，一般人的理解和接受度就高很多。

結盟，不是因為所有人有相同的身份、人生經驗或立場，而是意識到社會排除的機制是如何形成，以及這份機制終將不利所有堅持主體性、不願為集體放棄身份、愛好與自由的每一個個體，才願意持續攜手尋找面對問題的解方，成為彼此的力量，支持對方從自己的位置，找出適合自己的行動方式。

《台灣同運35》作者喀飛，為此次事件接受《鏡週刊》專訪時，說了以下這段話：「同志運動最大的改變，是讓同志恢復原本就有的能力，以自己的面貌與社會互動。然而，同婚合法不代表所有同志的生活方式都受到尊重，平權，更該是一場文化運動。因為婚姻之外，還有各種樣態的情欲與親密關係；社會可以不認同，但警察不能將未違法的行為視為犯罪。所謂的尊重，也不該只留給符合主流價值的同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仍需要同志遊行，仍需要一次又一次解釋那些裸露的身體與「奇裝異服」，那既挑戰社會對裸體和物化女體的雙重標準，也希望改變以展現慾望為羞恥的認知。同志團體從不迴避談論物質成癮、包括藥物濫用的成因和減害，甚至「自找麻煩」，去爭取大眾看見、肯認身障者的性需求。這些都需要至少一到兩代的時間，生活中的日常權力才會翻轉為更趨近平等，也才能讓未來的每個同志，可以只為自己的人生負責，而不必成為誰的榜樣。

Commander D 那一夜，蔡康永在網友的圖文（想了解一件事的價值，最快速直接的方式就是失去它）下方留下一段話：「永遠的承諾、純金的名片、上了鎖的保險箱、押了血印的宣言，這些都是用沙堆成的雕塑，我們一不維護，它們就化為塵土。」警方打在被強迫蹲在原地、不給穿衣的同志身上的手電筒光束，不僅照見了公權力對邊緣群體的傲慢，也映照出個體的脆弱之處。

當「正常」的界線可以隨著握有權力者的感受和需求劃定，就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更沒有不在乎由誰掌權的空間。我們要昂首在白日的遊行隊伍裡狂歡，也要看見暗夜裡的絞殺：正是那些看似邊緣、刺眼、不願馴服的意志與身體，一步一步成就了如今可以抬頭挺胸、走在陽光下的自由。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