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不是美德！從狩獵採集到AI時代，人類還要繼續為工作而活嗎

本文為《為工作而活：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八旗文化，2026）書評。

在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做出一個極其樂觀的預言：到了21世紀初，隨着生產力的提升與技術的進步，人類每週的工作時間將縮減至15個小時，基本生存需求也將被輕易滿足，人類社會將歷史性地解決維持生計的經濟難題。

然而，將近百年後的今天，這個美好的經濟應許並未到來。在物質財富空前繁榮的當代，我們——尤其是東亞人——依然面臨嚴重的超時加班與過勞死危機。當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技術（第四次工業革命）席捲而來，人們心中萌生的不是「重獲閒暇」的喜悅，反而是「工作將被機器取代」的恐慌。我們生活在人類史上最富裕的時代，卻依然深陷匱乏與焦慮的泥潭。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人類學家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在《為工作而活：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一書中，結合了人類學、生物學、考古學與物理學等多元視角，深刻剖析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勞動變革，試圖打破現代工作倫理的魔咒。

經濟學的「稀缺假說」是真的嗎？

主流經濟學認為，「稀缺性問題」（problem of scarcity）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經濟難題。該假說主張人類的慾望無限，而地球的資源有限，因此必須透過不懈的工作、生產與交換來填補兩者的差距，這也是驅使人類勞動的終極動力。

然而，舒茲曼通過對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原住民「布希曼人」當中分支——芎瓦西族（Ju/'hoansi）的長期田野調查，對這項假設提出了強烈挑戰。

在現代人看來物質匱乏的芎瓦西人，既不例行性地儲存糧食，也不累積個人財富或社會地位。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通常營養充足、壽命也長，每週僅需付出大約15個小時進行狩獵與採集，其餘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休閒與社交。芎瓦西人組織經濟活動的前提，是深深相信大自然能提供源源不斷的豐足物資，而非基於對資源短缺的恐懼。

這項人類學發現表明，對「稀缺性」的焦慮並非人類生來的本能，而是農業革命之後才逐漸被放大的「人造文化產物」。即使在19世紀西方大規模爭取8小時工作制之後，勞權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勞逸結合、工作與生活平衡也成了至今許多勞工和立法者希望達到的理想，但歸根究底，這股對物質稀缺的焦慮卻始終高度影響著人類社會。

舒茲曼也在書中梳理了人類勞動史上四個關鍵的轉變期，展示了現代工作模式如何演變。

首先是在約100萬年前人類學會用火，從而能夠將部分熱量需求「外包」給了火，節省了大量尋找與咀嚼食物的時間，大腦亦隨之發育並變得更加渴求熱量。

當人類歷史到了距今約1萬2,000年前，就進入了農業革命，人類定居並開始例行性地耕作與儲糧，從而人類與時間、匱乏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農耕社會重視「有耕耘才有收穫」的自然法則，並將之轉化為道德責任，逐漸將「不勞而獲」與「遊手好閒」視為恥辱，奠定了現代人將工作視為社會責任與美德的觀念。

而距今約8,000年前，剩餘糧食養活了大量人口，都市聚落於焉誕生，在此基礎上又催生了大量與生產糧食無關的專門職業（如木工、會計、官僚等）。在此時期，工作不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是與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產生了極其緊密的連結。

再來就是人類生產力進入全面飛躍性提昇的18世紀工業革命。西歐社會學會釋放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工廠林立、城市擴張，工作成為人類獲取財富、購買消費品以彰顯地位的重要手段。

這四個階段顯示出，工作如何從純粹與大自然進行「能量交換」以謀生的工具，演變成一套用來界定個人社會身分的文化束縛。相較工業革命，人類先前數千年歷史當中的產值成長幾乎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於是在經歷生產工具提升帶動生產力爆發之後，資本主義也在人類社會中萌芽。

現代人的集體困境

到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人類之所以不斷感到匱乏，主要有兩個核心原因。

首先是社會學家涂爾幹所形容的「無限抱負之病」（Maladie de l'infini）。當科技滿足了生存必需品（絕對需求）後，人類卻沒有止步，而是將精力投注於「相對需求」上——透過與他人比較豪車、名宅或職位來追求更高的社會威望。這種比較帶來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導致人類陷入了「為忙碌而忙碌」的迴圈，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甚至催生出大量複雜但無意義的工作。

其次是「大脫鉤」（The Great Decoupling）現象的發生。對農人而言，「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直觀的物理規律。然而自1980年代以來，勞動的付出與報酬逐漸不成比例。1960年，美國企業的執行長的收入是一般員工的20倍，到了2015年竟擴大至300倍；在1978年至2016年間，普通工人的薪資僅微幅上漲了11.7%，而執行長的薪酬卻暴漲了937%，也就是將近十倍。

這種薪資結構的嚴重失衡表明，一味在基層努力工作並不能保證經濟安全，甚至連買不起房、過勞成疾都成為現代人的常態。現代人將大半人生、社交圈、甚至世界觀與價值觀都深鎖在職場中，卻在「大脫鉤」的浪潮下，變成了自我價值感低落的社畜。

放下匱乏

《為工作而活》這本書並未給出拯救現代人生活的萬靈丹（也不可能靠一本書就拯救誰的人生），但人類學家的歷史視角卻提供了一劑強大的解藥。當人們明白，當前驅使自己終日奔忙的「稀缺假設」以及「工作即美德」的觀念並非天然如此，而是農業革命之後人造的故事時，或許就能從這場集體幻覺中醒來，或者重新對匱乏焦慮有所反思。

美國經濟學家高伯瑞（James K. Galbraith）在1950年代提出「新階級」（The New Class）一詞，意指那些「工作的主要目的不再只是為了獲取經濟安全（生存與溫飽），而是追求工作本身的樂趣、成就感與社會貢獻」的群體；高伯瑞更提出公共倡議，指出為了讓社會進一步健康發展，政府的施政目標不應該只是盲目追求GDP的經濟成長，而是應該擴大公共投資，特別是教育與基礎設施，來協助更多人擺脫重覆、枯燥的傳統勞動，進而加入「新階級」。

新階級的概念深入人心，到後來千禧世代逐漸成為社會中堅，「降低物質執念、將生活的主導權重新奪回」的觀念也更加普及；現在千禧世代則又期待著Z世代整頓職場，也許在不久之後未來，工作文化又能有所變革。

尤其，在AI與自動化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絕大多數的白領工作都大幅提升效率。工作時間縮短之後，是時候重新思考時間與生命的意義。

這本書不僅是工作的演進史，更提醒了一種可能：或許人們可以走出被工作支配的牢籠，像古老的狩獵採集者那樣，學會在閒暇中與自己相處，為自己勾勒出一個更加永續且多樣的自由未來。

《為工作而活：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

作者：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

譯者：葉品岑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6/8/５

內容簡介：

本書結合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物理學和經濟學等多學科的觀點，從人類誕生一路談到AI時代，解讀不同時代驅使人類工作的動力。本書也點出，我們今天之所以把工作看得比狩獵採集祖先還要重要，就在於我們的工作模式與工作觀，隨著文明變革發生了多次改變。然而，如果我們曾經不為工作而活，那麼如今的我們究竟是為了自己而工作，還是甘願被工作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