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光州雙年展」台灣館強迫改名事件：新的「光州模式」詛咒？國際藝術場合中，台灣仍被迫隱身

編按：今年2026年於韓國舉辦的光州雙年展（Gwangju Biennale），參展的「台灣館」（Taiwan Pavilion）在未經與台灣策展人和藝術家事前同意，片面強迫改名為NTMoFA的名義參展，去掉了「Taiwan」、改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縮寫。此舉引發台灣方面的抗議，台灣的10位策展人與參展藝術家發表聯合聲明反對，而文化部與國美館也同步與主辦單位持續溝通中。本文由同時身為藝術家、藝評人的陳飛豪撰寫，並且取得發表聯合聲明的策展人陳湘汶、藝術家張紋瑄的說法，針對光州雙年展事件的來龍去脈與影響提出分析。

2026年將於9月開幕的光州雙年展，近期引發爭議。在雙年展主展覽之外的「國際館」（Pavilion）計畫當中，原本由國立台灣美術館主導設立「台灣館」（Taiwan Pavilion），近日主辦方在公佈主視覺時並沒有列上台灣，而是被片面改為國美館英文縮寫的（NTMoFA），引起台灣方的策展人與藝術家錯愕。台灣的10位策展人與參展藝術家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聲明指出，在韓國被譽為民主聖地的光州，竟審查並粗暴改變策展團隊的命名，嚴重侵害藝術自由。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次光州的前例一開，是否未來在不需外交認定的自由藝術場合中，台灣也必須要面對這個新的詛咒與難題——去除Taiwan名稱的雙年展「光州模式」？

光州雙年展與「國際館計畫」

光州雙年展起始於1995年，由韓國和國際策展人及藝術評論家共同策劃，並由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和光州市政府主辦，今年已進入第十六屆，並由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擔任藝術總監，是首次由東南亞策展人操刀的一屆。

2018年，光州雙年展除了本身的主策展之外，也開啟了「國際館計畫」，開放不同國家或藝術機構可參與平行展出，當時有法國東京宮、赫爾辛基國際藝術家計畫（HIAP）及菲律賓當代藝術網絡（PCAN）等機構參與。2021年台灣便由「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名為主力策劃國際館「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亦有「瑞士館」（Kunsthaus Pasquart）一同展出。

之後2023年（第十四屆）與2024年（第十五屆）的「國際館」計畫持續擴大，也納入不同國家或藝術機構展出，但台灣並未加入。其他如這兩年開始參與的中國館皆由首爾中國文化中心（China Cultural Center in Seoul）與 ART SOUL主辦；2023年由烏克蘭大使館主導的「烏克蘭館」；2023年福岡藝術組織Fukuoka Art Next開設的「日本館」等等。

漸漸地這「國際館計畫」常以主辦單位的國籍為館舍命名，有點類似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館設計，不過光州雙年展基本上也接受藝術單位為自己的館舍做其他命名，例如2024年的「UNION館」由荷蘭的獨立藝術空間「P/////AKT」主辦，同年也有由「LI-MA」主導的「荷蘭館」同時參展。

睽違兩屆，原本預計於今年由國立台灣美術館主導的「台灣館」（Taiwan Pavilion），卻在近期光州雙年展的官方宣傳品中被改成了國美館英文縮寫的「NTMoFA」。台灣文化部也表示，主辦方的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原已正式核准「Taiwan Pavilion」並完成簽約，策展人與藝術家也是以「台灣館」的認知參與展出。

但是，主辦方卻於6月起片面更名為「NTMoFA Pavilion」，當時文化部、外交部與駐韓代表處也介入協助幫忙溝通，但主辦方迄今未回應台灣的抗議。文化部批評此舉違反契約、背棄光州民主精神，強調台灣將堅持以「Taiwan Pavilion」參展，必要時採取一切手段捍衛權益。

本次台灣館策展人陳湘汶也認為，這是會發生在任何群體身上的事情，種族、膚色、性向都不應該是被打壓的理由。不只是台灣或者台灣跟某個敵對勢力的問題。光州雙年展雖然標榜民主、人權、自由，但顯然他們並沒有在與參展單位溝通的過程中落實這樣的精神，並且也沒有意識到「政治審查」這件事情在國際社會是多麽嚴重的問題。

光州無自我主張，照抄自威尼斯雙年展模式的敷衍答案？

今年光州雙年展的台灣館爭議，自然容易讓我們想起，台灣自1995年起以「台灣館」身分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但其國家館地位此後持續受到中國官方施壓，2003年正式被移出國家館體系，改由台北市立美術館以平行展形式參展。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也正是中國政府首次籌辦「中國國家館」的一屆。此後雖然參與者還是習慣將來自台灣的展覽認知為「台灣館」，但在威尼斯雙年展官方體系中則是以「Taipei Fine Arts Museum」名義出現。

雖說在國家資源投入與展覽規模上，威尼斯雙年展與光州雙年展並不能成正比，兩者的國家館與國際館制度也不完全相同，但此次光州雙年展將「Taiwan Pavilion」改為「NTMoFA」的處理方式，卻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威尼斯雙年展長年以來對台灣所採取的模式，也就是展覽可以存在、台灣藝術家可以參與、中華民國政府可以投入資源，但「Taiwan」作為館名與政治主體，卻無法在官方名單出現，最後只留下主辦美術館的機構名稱。

然而，這也正是此次光州爭議最值得追問之處。光州雙年展的「國際館計畫」並非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館制度，它從一開始就沒有以外交承認作為參展資格標準，換句話說，威尼斯雙年展規定參與國家館的單位，須具備義大利政府認同的外交關係，光州雙年展公開的「國際館」參展規則中，以國家命名的方式並未以韓國政府的外交承認作為基準。2023、2024年計畫擴張後，也同時容納以國家、藝術機構與多元命名的各種國際館。也就是，光州並不存在一套如威尼斯雙年展般，要求台灣必須只能以美術館機構名稱參展的既定規定。

正因如此，今年「Taiwan Pavilion」被改成「NTMoFA」才是促使參展策展人與藝術家們發表共同聲明的原因，畢竟其他參與者可以選擇以國家或多元方法為自己的館舍命名，為何唯獨台灣會被刻意針對？這恐怕才是光州雙年展真正需要對外說明的癥結點。

然而，眼前的光州爭議提供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地方，當國際藝術機構開始將「台灣 Taiwan」視為必須迴避的政治風險，最終形成的未必是一紙明文禁令，而可能是一套逐漸被國際藝文機構內化的自我審查機制，也就是台灣藝術家仍然可以參展，只是不能以台灣之名出現。

如果這正是光州此次決定背後的邏輯，因而成就了一個新的「光州模式」，真正令人擔憂的便不是少了一個「 Taiwan Pavilion 」的字樣，而是威尼斯雙年展過去這套原本源於特定政治角力的命名模式，是否正在被其他國際藝術單位視為面對台灣議題時最方便抄寫的敷衍答案？如果順著這個「光州模式」的前例，未來在不需要外交認定的藝術場合，台灣恐怕也必須面對這個新的「詛咒」。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根植於韓半島的光州雙年展，是否無法以立足亞洲之名，對國際議題提出更有藝術眼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