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爆80年後的記憶餘波：未被書寫的台灣被爆者「林義方」

編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有不少台灣人因為各種因素前往日本內地生活。所以當美軍分別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時候，也有不少當時身處廣島或長崎的台灣人遇難，成為台籍「被爆者」。來自台灣嘉義的林義方就是其中一例。本文特別邀請到林義方的孫婿、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專任助理教授的洪鈞元撰文分享，他如何透過創作追尋台籍被爆者的歷程。

雖然一開始是我在創作作品，但隨著過程的發展，我認為我是被作品帶著走。

—— 洪鈞元

過去長時間以來，我的創作多半圍繞在破碎原生家庭所形成的創傷經驗。家庭關係的裂痕、情感的失衡與記憶的殘留，一直是我持續回望與關注的主題。那些作品更貼近個體心理層面的探索，也回應自身成長過程中的內在震盪。「義方」系列是我創作歷程第一次將創作視野延伸至台灣殖民歷史與原爆記憶的交會，這樣的轉向，對我而言是在時間推進中逐漸浮現的。

在尚未投入這件作品之前，我曾聽聞太太怡均提及，她的祖父是廣島原爆的倖存者。這段家族歷史存在於日常談話之中，卻始終沒有成為我創作的核心主題。祖岳父林義方先生在世時，我並未真正意識到這段經驗所蘊含的歷史重量，回想起來，那是一段錯身而過的機會，若當時能與他深入對談，或許會聽見更多未被書寫的細節。

然而，或許正因為留下了許多空白與謎題，那些未被言說的部分逐漸形成另一種召喚。記憶的缺口，反而成為推動創作的動力。202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出現：台北水谷藝術邀請我合作申請嘉義市的紀錄短片製作專案。

在思考影片拍攝方向時，我反覆尋找能夠與城市歷史產生連結的主題。某一瞬間，靈感突然浮現——林義方的故事不就在我身邊嗎？那段鮮為人知的原爆經歷，屬於家族，也屬於更廣闊的歷史場域。

我開始重新閱讀那份他80歲時留下的手稿，於是踏上了「台灣被爆者」的創作與研究之路。從個體家庭創傷的敘事出發，逐漸走向殖民歷史與原爆記憶的交會。

在廣島留學卻遇上原爆

林義方是我太太的祖父，一位出生於1926年的台灣人。1940年代林義方與兄長赴廣島日彰館中學求學，1945年考入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在當時是培育教師相當知名的學府。例如，楊逵的文學啟蒙老師沼川定雄，以及李澤藩二哥李澤祁都是從該校畢業。

然而，1945年的學徒動員將廣島高師的部分學生派往位在向洋地區的東洋工業株式會社（即現今的馬自達，馬自達總部仍設在向洋車站附近）協助檢查飛機零件。林義方也是其中一人，他也因此遭遇了原子彈爆炸後倖存。

1946年2月，沒機會完成廣島高師學業的林義方回到了台灣嘉義，他的人生穿越殖民時期、戰爭年代、二二八事件與戒嚴體制。廣島與嘉義，構成他生命軌跡中彼此牽引的兩座城市。

然而，創作的起點，來自家族記憶中的一段沉默。

林義方在世時極少談及廣島經歷，家族對這段歷史保留著零星片段，直到他80歲時寫下一篇回憶手稿，文字語氣平穩，情感卻在字句之間緩慢滲出，那份手稿為我開啟與歷史對話的入口。

當我第一次閱讀那份手稿時，我感受到記憶在語言之間停頓，歷史在未被言說之處持續存在。我所承接的，是透過敘述、影像與情感殘留延續下來的歷史餘波。林義方的生命經驗，同時屬於台灣殖民歷史與原爆歷史的交會，其生命軌跡映照出台灣人在戰爭歷史中的特殊位置。

實驗紀錄片〈義方〉的幕後

作品最初以實驗紀錄片〈義方〉展開。拍攝初期，我手邊僅有兩份資料：林義方80歲時留下的回憶手稿，以及一張模糊難辨的廣島合照。影像在極度稀薄的檔案基礎上生成，整個過程像是在霧中辨識輪廓。有限的材料逐漸形成敘事節奏，也促使我思考影像如何承載歷史重量。

我邀請岳父扮演他的父親，親緣關係因此在影像中延伸，身體姿態與時間形成多層重疊。當岳父穿上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制服站在鏡頭前時，我似乎看見了家族記憶在不同世代之間緩慢流動。創作過程中出現幾段深刻經驗。

由於照片模糊，我透過資料搜尋與3D建模復原帽徽形態，並委託金工設計師製作。就在拍攝前兩天，岳父母在老宅抽屜底層的木盒中發現真正的帽徽，物件靜靜保存在時間之中，與手稿形成彼此映照。

另一方面，拍攝場景同時延伸至嘉義曾遭美軍轟炸的空間。廢棄建築與斑駁牆面保留戰爭留下的時間層次，這些場域與廣島原爆後的城市景觀形成遙遠呼應，城市空間的殘留，使得歷史在現實環境中持續存在。

後製階段，又出現了一件令人意外的發現。岳父母同樣在古厝整理物件時，找到一只黑色公事包，打開之後發現，裡面保存著林義方在廣島留學時的照片與罹災證明書等重要資料。這些檔案此前從未在家族中被提及，甚至家人們也未曾見過。這批文件的出現，使林義方在廣島的歷史經驗有了更具體的物質見證，換言之，這一切都是「真的」。

影像中原本透過敘述與想像所重建的歷史，因為這些檔案的存在，而獲得了清晰的指向。我隨後將相關資料納入片尾，使影像敘事與真實檔案形成交織，也讓時間在畫面與文件之間產生具體連結。

重返林義方在廣島留學的母校

除此之外，因為獲得了嘉義市立美術館個展的機會，在籌備過程中，促成我展開前往廣島田野調查的契機。為了重建林義方在廣島求學與生活的空間軌跡，我開始追溯日彰館中學的歷史資料，而在資料搜尋過程中，我發現日彰館中學與台灣苗栗高中之間存在姐妹校關係。因此，透過苗栗高中校長與學務主任的協助，我順利聯繫上日彰館中學校長，並安排前往校園拜訪。

日彰館中學校方不僅協助查找校史資料，也透過詢問地方耆老，嘗試辨識林義方當年可能居住的區域。這段尋訪過程，使田野調查逐漸轉化為歷史追尋的行動。

地方記憶、校史文獻與家族檔案彼此交織，構成跨越時間的創作方法。從日彰館回程的路上，也遇到了電車中途停駛的插曲。在月台等待救援時，我忽然意識到，尋找林義方過往生活軌跡的過程，與這段停滯的旅程似乎產生微妙的呼應。

與台籍被爆者遺族的交會

嘉義美術館個展期間，川口隆行教授與原爆研究學會的學者們來到台灣進行展覽座談，並同時前往林義方幼年故居所在的朴子進行田野調查。這次踏查行程除了回訪林義方的家族記憶之外，也與另一段歷史產生了連結。

距離林義方故居步行約1分鐘的位置，曾居住著兩位赴廣島留學並經歷原爆倖存的姊妹。她們皆為台灣人，分別是莊司雅子（莊無嫌）與莊司富子（莊來富）。雅子日後成為廣島大學教授，長期投入教育與學術研究；妹妹富子則於1960年代取得原爆醫療補償，成為首位獲得該補償資格的外籍被爆者。

莊司富子與女兒晚年定居於美國。基於這段歷史脈絡，日本學者在田調期間也一同拜訪了莊司富子的表親，進一步補充相關家族記憶。在這段踏查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歷。

莊司富子的女兒高芳稔（莊司みのり，Minori）約每2至3年會回台灣探親。當時已72歲的她，恰巧在川口教授一行人來台的期間返回台灣。我們在朴子拜訪莊司家族親屬時，意外與みのり取得聯繫。這樣的相遇，使家族歷史與研究行動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因緣際會之下，我邀請了みのり參觀我的展覽。展場展示桌上，原本就陳列著莊司富子當年取得原爆醫療補償的新聞報導。而當みのり走近展桌，看見母親的名字與過往經歷被呈現在展覽之中，那一刻，她也情緒激動的眼框泛淚。這次偶然的相遇，也使我重新思考作品未來的延伸方向，也讓「義方」系列逐漸發展成為一條持續擴展台灣被爆者歷史研究與創作的路徑。

2025年，我向美國俄亥俄州的 Wilmington College 國際研討會投稿論文，經審查通過後獲得發表機會。準備行程時，我發現會議地點距離 Dublin 約一小時車程，而那裡正是みのり的居住城市。這樣的巧合，也讓我順利前往拜訪她。

在みのり家中，我看見莊司富子留下的被爆資料與家族文件，跨越太平洋的記憶在那個空間中重新聚集。みのり將她母親的歷史資料交付給我掃描，使研究脈絡向更廣闊的層面展開。

在美國期間，我也認識了廣島和平組織 World Friendship Center 的成員。這個組織成立於1965年，長期保存原爆記憶並促進國際交流。幾個月後，我在廣島展覽期間拜訪該機構，研究路徑因此又更近一步延伸。

將台灣被爆者的聲音帶回廣島

2025年，我以〈義方〉系列創作參與廣島市現代美術館「MoCA FIVE」公開徵件展。該展覽共有280件創作計畫參與評選，最終選出5件（組）作品展出。〈義方〉系列於其中獲選，使林義方的生命史，在嘉義展出後，能回到他人生另一個重要的城市「廣島」。

在廣島展覽期間，我拜訪了另一位台灣被爆者第二代日下美香，並與她合作完成影像創作。我們一同前往御幸橋，那裡是她父親陳墀堯（日本名：增井健三）遭遇原爆的重要地點。

日下美香站在橋上，以紙芝居形式分享父親的經歷。她曾聽父親提及童年觀看紙芝居的記憶，因此希望透過相同敘事形式，將原爆經驗轉化為可被傳遞的故事結構。紙芝居在她手中逐頁翻動，歷史在講述中重新展開。而我則將這段敘事轉化為影像紀錄，使紙芝居成為跨世代記憶傳遞的媒介，並且計劃在未來的其他展覽機會中，展出這件作品。

廣島展覽同時納入更多台灣被爆者資料，包括日下美香父親的生命經驗，以及莊司富子的被爆檔案。這些資料共同構築出台灣人在原爆歷史中的存在座標，使觀眾得以理解殖民時期台灣人與廣島歷史之間的深層連結。因此，整體創作歷程逐漸形成多重路徑，而每一次移動都開啟新的節點，研究與創作則不斷在行走之中擴展，使不同世代與地理位置交織成一張流動的記憶網絡。

「義方」於我而言，是一段持續展開的傾聽之旅。傾聽家族沉默，傾聽檔案細節，傾聽城市空間中的歷史殘響。當台灣被爆者的經驗在廣島被觀看，創作逐漸進入跨國公共記憶的場域，作品也帶領我走向更多尚未被發現的歷史節點。雖然一開始是我在創作作品，但隨著過程的發展，我認為我是被作品帶著走。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