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烽火下的愛與隔閡》：烏東導演致陌生國與家的一封信

世代間的政治立場歧異幾乎是每個國家必然面臨的問題，因為人們經歷不同的成長背景、國內外局勢的變化，自然養成了不同的價值選擇。而部份尚未走出歷史傷痕、尚未成為正常國家的新生民主國家，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分裂的國族認同。

這些問題在多數時候都被埋藏在生活瑣事之下，但當選舉到來，口號與標語鼓動人們表現自己的政治偏好時，世代裂痕便會擴大，這是民主國家無可避免的成長過程，而社會就是在一次次撕裂與癒合中向前。

然而，如今的烏克蘭面臨的卻是一次永久性的創傷。俄烏戰火連綿，人們的身體與靈魂也如同被轟炸過的城市愈趨殘破。

2024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選映烏克蘭導演斯維蘭娜・利欽斯卡（Svitlana Lishchynska）的首部長片，在眾多關於俄烏戰爭、俄烏關係的電影中，本片視角顯得獨特，它由烏克蘭四代女性的故事組成，它拍攝了烏克蘭親俄地區、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在經歷戰爭後，心境與身份認同上的轉變。

▌檔案裡不再存在的國家

本片從女性的生命經驗出發，展現了外在情勢的變化如何悄然無聲地影響人們的生活。導演結合了檔案影像與家庭影像，不只呈現烏克蘭東南邊境的馬立波今昔變化，也折射出人們面對時代巨變的無力感。

斯維蘭娜的母親於1968年的「馬立波，烏克蘭，蘇聯」舉行婚禮，那是蘇聯即將邁入國家發展停滯的時代，也是東歐各國即將被布里茲涅夫主義侵蝕的時代，但影像裡頭歡樂的氛圍，就如同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斯維蘭娜在1991年10月結婚，那是蘇聯的末日，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許多加盟共和國都已經獨立，蘇聯神話成為年輕人之間的笑料，人們以為自己擺脫了極權，邁向更自由的未來，卻沒想到自己長久以來浸淫的教育與價值體系，仍然深刻影響往後的人生。

如此深入而脈絡性地了解自身家庭的人生經歷與價值選擇，正是本片的溫柔之處，這般敘事結構來自於導演試圖理解她身邊「最親密的陌生人」。正如本片的英文片名「A Bit of a Stranger」，「陌生」是導演家人之間的感受，也是烏東人對烏克蘭的感受，當國家失序，家庭似乎成為人們生活中少數可以掌控的範圍，希望彼此的連結能夠更為緊密，人們對於自己是誰、將要去哪裡的思考變得更為強烈。

斯維蘭娜年輕時前往基輔，缺席女兒莎夏的成長過程，更因此與家庭變得疏離，她在烏克蘭的電視頻道工作，學習從一個蘇聯人變成烏克蘭公民。1970年出生的她，經歷了蘇聯的黃昏與新生的烏克蘭。如今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斯維蘭娜的母親仍緬懷蘇聯時期，莎夏從小由祖母帶大，1993年出世的她，生於民主的烏克蘭，卻嚮往文化輸出更於強勢的鄰國俄羅斯，更不認為戰爭會來臨，直到戰爭爆發，莎夏的世界崩解， 她一直以來對俄羅斯抱有極大的好感與善意，如今這個國家卻殺死了她的友人，她陷入嚴重的價值觀失調。

▌不相容的歷史記憶

在烏克蘭，所有的日常閒談都隱含政治性，包括將孩子送往烏克蘭學校與否、在生活中更偏好烏克蘭或俄羅斯的文化等等。即使是家人，在戰爭時期都很難將這些問題輕輕放下，若選擇對家人更為刻薄一些，連關起門來在家裡講俄語都可以互相批判。

斯維蘭娜選擇真實的呈現這些矛盾，因為這對她來說是破解俄羅斯宣傳的一種方式。她深刻挖掘「烏東人的身份認同」，這是一個親俄、俄羅斯化的地區，但這裡也經歷過1932-1933年的大饑荒，與蘇聯當局的迫害，創傷早已深植在人們的血液裡。對於烏東人來說，沒有任何一個身份能夠代表他們，他們生活在烏克蘭這個國家，但感受不到自己的烏克蘭認同，他們在文化與歷史記憶上更靠近俄羅斯，卻也深刻理解自己不屬於俄國。這裡彷彿一塊遺世獨立的荒原，人們總感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像個外國人，失了根，徒留空虛，也不知道如何去愛。

斯維蘭娜的母親緬懷蘇聯時期，但她卻深刻認同自己是烏克蘭人，外人認為互相衝突的價值觀，卻是她最堅定的身份認同。莎夏畢業於馬立波唯一的烏克蘭學校，學習了烏克蘭的語言、文學、歷史，但莎夏對烏克蘭卻沒有歸屬感。

烏克蘭國內並非只有單一族裔，使用語言也因地域而有明顯差異，烏克蘭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單一因素就可以解釋，更無法單純的以世代、社會階級⋯⋯等任何一個指標來衡量與定義。當莎夏移居英國，她開始讓女兒聽烏克蘭歌曲，但這也不代表她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了，身份認同在他們身上並非0或1這樣明確，有時或許更像光譜，而他們從未在上頭找到自己的定位。

▌烏克蘭漫長的國族建構之路

尋找統一的身份認同是烏克蘭國族建構的目標，但在尋找的過程中，必須接受國家裡每個人不同的身份背景與成長記憶。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在斯維蘭娜一家顯露無遺，簡單地將人二分非常容易──「講俄語、俄語母語者等於親俄、等於認同自己是俄國人」是條容易被接受的公式，導演認為接受這樣的說法對於烏克蘭的國族認同建構不一定有利，反倒是會給了俄羅斯宣傳的空間。

本片在柏林影展首映，有個來自頓內茨克的女孩告訴導演，看完這部電影，她似乎可以呼吸了。正因為烏東人不像典型的烏克蘭人，因此對他們而言，他們原本的面目被看見、被接受非常重要，包括他們的背景、創傷與歷史悲劇，有時候他們拒絕認同自己是烏克蘭人，是因為他們害怕被「正確的」烏克蘭人批判，並不代表他們認爲自己是俄羅斯人，而社會中長期以來的誤解與拒絕對話，更加大了裂痕。

在斯維蘭娜一家，母親Valya的身份認同是最為堅韌、完整的，她有哥薩克血統，並一直認同自己是個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無太多好感，雖然緬懷蘇聯時期，但自我的身份認同卻十分明確。而斯維蘭娜比起母親並沒有那樣完好，莎夏則更為殘破，拍攝這部電影是重新拼湊的過程，也是本片的創作宗旨。這樣的討論在戰爭時期尤其艱難但無法避免，如果未來烏東重新回到烏克蘭的控制之下，理解這裡的人們會是烏克蘭政府與全體社會非常重要的課題。

烏克蘭的不同地區擁有相異的歷史記憶，有的地方經歷大饑荒，有人的祖先為了獨立浴血，他們受到不同的帝國影響，曾被不同的文化勢力籠罩，甚至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每個地區「成為烏克蘭」的時間不盡相同，而正視這些差異與尊重這些經歷，正是這部電影想傳達的價值。

在本片最後，斯維蘭娜思索著這個國家是否還能去愛，對她而言，學習變得自由意味著學習去愛，所以她選擇留在烏克蘭。她思索著自己在蘇聯學到的價值觀是否又將捲土重來，這是烏克蘭面臨的問題，小至親族，大至社會，在為自由而戰的路上，他們都正艱難地學習如何去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