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奇異遠東到運動天堂，俄羅斯堪察加電影百年來的視角轉換

2019年西伯利亞航空曾推出台北－海參崴航線，期望增加台俄旅客互訪機會，同年俄羅斯政府也將台灣列入海參崴自由港電子簽證適用國家名單，而海參崴亦是部分台灣學子選擇留學、短期交換的城市。首航當年，旅行社推出自然景觀為主的旅遊行程，例如搭直升機俯瞰堪察加半島火山口、搭乘西伯利亞鐵路欣賞遠東風光等等，即使如今國際情勢嚴峻，台俄關係陡降，但依然可以從過往交流中，觀察到俄國遠東地區拓展海外旅客的雄心。

▌克服地理侷限，結合電影製作

不同於歐俄地區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俄羅斯遠東地區積極發展觀光事業，並強調其自然風光的珍稀與獨特，近年來更推動旅遊業與電影製作業的合作。遠東地區距離俄羅斯電影重鎮──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十分遙遠，若要在遠東製作電影，運輸與交通成本高昂，使得不少電影人卻步，而堪察加當地的電影工作者則試圖以自然景觀與專業的協製技術來跨越距離的藩籬。

當地的大型旅行社長期與電影人保持聯繫，甚至自製紀錄片，這些旅行社擁有專業的直升機、雪上摩托車駕駛能夠協助拍攝，因為他們長期從事旅遊業，更懂得如何在堪察加半島這樣惡劣的環境工作，部分業者更身兼運動員、配音員、導遊，過去也曾拍攝堪察加半島熱門運動的紀錄片，例如該地區衝浪、滑雪的歷史。

近年來堪察加半島的電影／旅遊從業者更參與劇情片的拍攝，俄國科幻大片《末日異戰》曾於此地取景，這裡同時具備了蘇聯感的懷舊景觀，但又存在著與月球、火星表面相似的地景，因此當地業者將電影視為能讓世界看到堪察加的方式，而好萊塢電影撤出俄羅斯更為這些專攻非主流電影的製作人提供了很大的銀幕空間。

▌文化電影重鎮──蘇聯的大北方

若從近30年來看，或許會歸結出堪察加半島由旅遊業帶動電影業發展的觀點，不過在蘇聯初期，堪察加半島就已經成為民族誌電影的重點區域之一。

1920至1930年代布爾什維克推出「蘇聯電影地圖集」計畫，希望能製作蘇聯境內各民族、地區共150集的電影年鑑，這個計畫由蘇聯中央委員會授權，與其他大型計畫同步進行，期望百科全書式的覆蓋和描述蘇聯境內的民族特徵，並製作宗教、語言、民族誌地圖的參考資料與方法論手冊等等，這個過程推動了蘇聯民族誌電影的興起，並逐漸有科學家加入電影製作。

然而，革命成功後的布爾什維克深知，民族問題必然是日後統治上的嚴峻挑戰，因此這個計畫在1930年代初期逐漸變調，轉向各地區「蘇聯化」的進程，這個時期有大量的電影工作者投入民族誌電影的拍攝，並被稱為「文化電影」。

這些民族誌電影並非完全沒有歷史、藝術或研究價值，甚至可以在相關會議檔案中看到藝術與意識形態對抗的痕跡。本時期的民族誌電影拍攝的地區遍佈蘇聯各地，其中「北方地區」更是佔了重要地位，因為這裡同時具備了幾個重要形象——地球的邊緣、原住民的領土、邊境殖民地，且蘇聯當時欲加強發展北方的經濟，而電影正是在固化與傳播這些「屬於蘇聯」的自然、社會文化的資源。

1924年至1925年間，製作民族誌電影已成為所有主要國家製片廠的常態，記者與導演被派往俄羅斯的邊境，並將源源不絕的素材送往莫斯科，到了1928年，已有超過100部文化電影在蘇聯上映。之於蘇聯民眾，這些電影是他們快速接觸廣大領土的唯一方式，能讓他們看到國境內還存在與自己如此不同的民族、與家鄉迥異的自然景色，之於蘇聯政府，呈現少數民族的生活，例如「落後」民族的經濟、家庭、婚姻關係、藝術、信仰、儀式，以及他們接觸社會主義後生活如何被改善，才是這些電影的重點。

儘管這些電影拍攝的民族、景觀相異，但諾大的國土、多元的民族都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舞台，「蘇聯化」才是這些電影欲揭示的主旨。導演被要求在片中不只要呈現「客觀事實」，更要表現出這些民族「革命性的發展」，黑暗的過去、經歷蘇聯政府的幫助、邁向光明的未來，成為這些電影的主要公式，更傳達出「階級是首要關注的事情，民族排在階級之後」的訊息。

▌多種價值衝撞的民族誌電影

亞歷山大・李特維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итвинов）是第一位有目的性並持續製作民族誌電影的導演，被認為是蘇聯民族誌電影的創始者之一，並在蘇聯和海外成功發行。李特維諾夫1920年代即活躍於蘇聯電影界，曾與探險家弗拉基米爾・阿爾謝尼耶夫（Владимир Арсеньев）合作拍攝一系列濱海邊疆區與堪察加地區的民族誌電影，例如Forest People（關於烏德蓋部落）、Girl From Kamchatka（關於堪察加）、Tumgu（關於科里亞克人）⋯⋯等等。

李特維諾夫的作品中，Girl From Kamchatka是李特維諾夫第12部關於遠東的電影，在1937年、堪察加半島蘇維埃化15週年之際完成，它傳達著堪察加半島不再是蘇聯的遙遠地區，觀眾透過電影，就能看到「祖國」明媚而奇特的自然風景。這部電影更獲得當地報紙的大力宣傳，考察、拍攝的詳細記錄都被媒體披露。

即使李特維諾夫根據蘇聯政府指示拍攝了許多民族誌紀錄片，不過他在回憶錄裡面提到，到了1930年代，審查委員建議不應把電影重點放在展示這些地區的獨特性，而是展現其與蘇聯的統一，將其包含在全蘇聯之內。即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曾被批評對大自然過度迷戀、異國風情、蘇維埃化程度不夠等等。

在李特維諾夫的回憶錄、演講筆記、媒體報導中，都透露了他仍希望能在這些為國家服務的民族誌電影中，爭取到新的藝術成就與高度。這些電影同時具備了兩種價值：一是成為遠東地區研究的重要歷史文獻，二是展現了國家民族政策的介入，部分電影甚至還有塑造特定地區的吸引力以促進移民政策的功能，這讓當時代的蘇聯銀幕呈現了既多元卻又同質的奇異景像。

▌百年後的民族誌再造

文化電影同時滿足了三方的需求：蘇聯政府、蘇聯人、海外觀眾，蘇聯政府透過電影宣揚社會主義對少數民族的益處；蘇聯人透過電影遊覽「祖國」，同時達成了黨所期望的、對於「祖國的想像」，又被其中無法掩蓋的「異國感」所吸引；對海外觀眾來說，則是一窺世界上最大國家的機會。然而，不論這些電影達成了哪些功能，皆不是從堪察加半島當地的視角出發。

現今堪察加半島的旅遊業者，正透過與百年前相似卻又相異的途徑，讓其他地方看見堪察加。他們深知堪察加半島的機會與限制，透過當地最盛行的體育文化與旅遊產業結合電影，對他們而言，所有電影都是宣傳這個地區，宣傳這裡的人民和機會的一種方式。一方面展示堪察加半島的自然風光，另一方面也展示非觀光的部分，希望引起國內外人們的興趣。他們吸引外界來取景的同時，也專注於本身的民族誌電影、自然、體育紀錄片的拍攝，這是他們100年前被看見的方式，100年後，他們拿回攝影機，重新定位自己被看見的角度。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