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卻：紀念歷史學家伊懋可（1938 - 2023）

編按：知名的澳洲歷史學家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於2023年12月19日在英國逝世，享壽85歲。伊懋可的治學以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環境史等領域聞名，著名的研究包括提出「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認為中國在明清時已陷入停頓而喪失社會經濟進步的動能。此外代表作之一的《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亦為研究中國自然環境史的重要著作。本文由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學系副教授布琮任（Ronald C. Po) 撰文，特別紀念伊懋可教授。

大象的退卻，在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1938-2023）眼中，並不只是一場物種的遷移。當中包含著天、地、人之間的糾纏，是一部關乎自然世界與人類開發流徙的大歷史。

大象所象徵的，是一場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為複雜的達爾文邏輯，因為人類的貪婪、野心、爭奪和計算，山林資源持續被破壞，土壤素質也影響到草原、林區一帶動植物的枯榮規律；久而久之，大氣候不如往昔、溫度、濕度、降雨、水文循環也有所變化。在環境更動的大時局下，儘管人類如何自以爲是，同樣也會變得無計可施。

我並不是環境史的專家，但伊懋可的視野，都是極具前瞻性與啓發性的。即便你對環境歷史的認識不多，也會被他的見解引領出一條蹊徑，進而去反思自然世界的變奏如何有序、無序或失序地影響大大小小的歷史問題。

如今哲人遠去，巨星隕落，又怎叫人不落寞唏噓。

伊懋可教授的生平，在網絡上不難查找。除了《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之外，他在蘇格蘭提出的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或譯為「高度平衡的陷阱），都是研究明清歷史耳熟能詳的概念範式，對學界影響深遠。

這篇文章的撰寫，並非旨在介紹他的學術成就，我只希望紀錄我對這位史學大師、翩翩君子的仰慕和崇拜。由於我不是他的學生，也不可以妄稱為他的老朋友，充其量我只是一個曾經向他求教問學的小伙子，所以絕對沒有資格為他撰寫一篇嚴肅的悼文；不過，因為 Mark（他堅持不可以稱呼他為教授）在我修業、研究和求職方面，均有著一定的影響，所以希望借此機會，和大家分享二三小事。

我是透過劉詠聰老師認識 Mark 的。當時的我正準備出國求學，但對歐美世界的學術氛圍還是不夠清楚。劉老師便向 Mark 介紹我的研究和想法，希望他可以給我一些寶貴的意見。能夠與大師通訊，自然是充滿期待，當然也有點戰戰兢兢，時常擔心自己的電郵寫得失禮，又或者錯字連篇。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可沒有太大的期望；雖說劉老師和 Mark 是老朋友，但我倆只在一場學術演講上簡單碰面，加上 Mark 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我當時的想法是，他應該沒有什麼空餘時間去處理我的小問題。

香港和牛津有八個小時時差，還記得當天一覺睡醒，便收到 Mark 的回信了。他的那封電郵，我再也找不到存檔，這是非常可惜的。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大錯，郵件全文一共五大段文字，內容詳細講及在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諗博士班的好處與潛在問題。Mark 是英倫出身的大文豪，文字優雅不在話下，加上他在信中添襯了好幾句古老諺語，整個閱讀感受頓時昇華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並非手寫，否則那份張力定當倍加深刻。

自從那封電郵之後，我們便開始不定期的聯絡通信。我之所以選擇留德進修，多少也要感謝 Mark 的鼓勵和分析。因為他曾經訪問海德堡大學，所以對德國漢學研究的學統和特色相對了解。我還記得他知道我決定到海德堡後，擔心我人生路不熟，便連忙找了好幾位朋友的聯絡方法，叮囑我到德國後跟他們一一聯繫。即便我不是他的弟子，他就是這樣細心、無私的去照顧後進。這種大師風範，在行內絕對不是俯拾即是的。

一直到我博士班的第二年，Mark 跟我說會到倫敦開會，由於那一年我剛好在英國訪學，所以便馬上邀請他「聚舊」詳談了。我們相約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咖啡廳碰面。我把「聚舊」放在引號內，無非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利用電郵通訊，在倫敦的這次小聚，嚴格來說只是我們第二次會面。記得在電郵中，他更幽默地提及：「我比起幾年前已經改變不少，頭髮少了些，體型也胖了些，你或許不認得我了。」

我們見面的那一天，Mark可是一如以往的氣宇軒昂，精神抖擻。令我倍覺感恩和難忘的，就是他花了一整個下午，指導我如何在學術界尋找自己的路徑，怎樣去做硏究，如何去思考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這些經驗之談，無一不是終身受用的。

譬如他曾建議我多參加學術會議，作為推動自己寫文章的一道正面「壓力」；而在構思研究方向時，不妨看看身邊的時事概況，找出古今相似的歷史脈絡。與此同時，也要多讀史學以外的專業雜誌，好好培養自己看問題的觸覺。很多時侯，「要回答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要去探詢一個更有深度的問題。」比方說，「從人文史觀出發的海洋史，究竟和環境史觀出發的有何不同？」如此一來，便要先去探討「是誰的人文史觀？」「是誰的環境史？」

那天下午我就好像上了一門極其珍貴的導修課，是一種「牛劍式」（Oxbridge）、單對單、且以對話（dialogic）為主的指導傳統。事隔多年，我仍然沒有忘卻這場看似平凡的相聚。Mark 就是這樣的真誠，這樣的重視年青一輩。

畢業後我開始找工作，期間出現不少滯礙，箇中也有心灰意冷的階段。一次因緣際會，得以和 Mark 討論在學術界「生存」的問題。他多次提醒我要找一個懂得尊重硏究的僱主；一方面要確保硏究做得紥實，另一方面要把它「技巧地」推廣出去。他更耐心地跟我分享在不同地方工作的經歷，他曾經說過：「金錢、權力和地位都不是我首選的條件，能夠有空間做到有趣的題目，才是學術界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他更不厭其煩地閱讀我求職的申請文件，甚至答應為我撰寫推薦信，這些都令我銘感五內。那時候我擔心會浪費他太多時間，所以便跟他建議：「你只要替我寫一封 generic 的信函，然後發到不同學校就可以了。」豈料他卻跟我說：「這樣不行，每封信件也要量身訂造。因為每所學校、每個學系的重心都不一様，別人可以看得出推薦函是不是罐頭式的。」

他就是這樣的認真，這樣的細心。

找到工作後，我們還會不時通訊和問候，我也會繼續向他請教出版和研究上問題。他除了給我實質的建議外，亦不忘提醒我做研究要努力尋找新的方法、新的角度，同時也要和前人進行對話；但是這種「對話」，是要有意思，有主題和內涵的。這些金石良言，都已經變成我的座右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