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上）：人海扣連的歷史再思考

對醉心海洋史的讀者而言，1949年可算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年份：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呂貝克戰俘監獄歷經數載寒暑之後，正式完成一部影響深遠的學術作品，題為《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台灣翻譯版題名為《地中海史》）。這部洋洋大觀的鉅著，凡三卷，合共1,160頁，由巴黎知名出版社 Armand Colin 刊印發行。

在這部傑作問世爾後，學界隨即掀起一道「海洋史」的研究風潮。這裡所謂的「海洋史」，並不只是聚焦海洋生物又或者魚類海產的社會科學，它是一門與人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甚至是難以捨割的「人海扣連」。

在布勞岱爾的角度，海洋不僅是一個關乎天文氣象，全賴自然環境區分的「海理」洋域，它也是一個促成商品傳遞、資金暢導、文化交流、思想流通、教義宣揚、族群遷徙，乃至是疾病傳播、逸犯潛逃、走私販毒、罪惡游走明文法侓以外的樞紐、平台與場景。這一系列形式不同的流動與交接，足以顯示海洋空間所富具的多重特色，箇中附載著便捷、暢達、互聯與糾結等情狀及功能。

按照布勞岱爾的分析，如果不是地中海的水文條件合宜、交通脈絡四通八達，菲利普時代的歐洲大陸相信會變得不太一樣；推而論之，如果不是地中海這些「海洋特性」，西歐、南歐、北非與西亞地區的文明國度，也難以一一連繫起來。換句話說，歐洲與土耳其西岸一帶的歷史進程，不應該單靠一個「從陸地出發的視野」去剖析或鑽研，史學家應該同步利用一個「從洋域空間出發」的角度，進而探索其中的歷史變易與時代更迭。

話說到這裡，讀者或會思疑，我所言及的「陸地視野」，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而言之，「陸地視野」就是一個從「大陸文化」觀察歷史的角度。至於「大陸文化」的涵意，就是以人類社會在陸地上的一舉一動為經緯，然後對其有關政治、社會、經濟、文教等方面的發展詳析理解。

這種以大陸視野檢視歷史的態度，驟聽起來，不但合乎情理，而且順理成章。雖然世界大小海洋的總和，經已佔據地球總面積達 71% 之多，然而，綜觀環球人口的分布，自中世紀以來，將近98% 的社群都是在陸地上寄居生活的；當中只有極少數的艇戶定居海上，以海為家，諸如南中國一帶的蜑家漁民，又或者是馬來西亞、菲律賓一帶的巴瑶人（Bajau），以及泰國、緬甸南部的莫肯人（Moken），他們都是生活在海上的傳統族群，但是人口數目屈指可數。

另一方面，根據2017年聯合國在海洋高峰會上公布的統計，在大陸土地上紮根的人類文明，其實只有約莫20 % 的族群在沿海地區生活。倘若我們以這些數字為標準的話，沿海社群的分佈，絕對談不上整體人口的主流大多數；至於這種近乎 2 ：8的比例傾斜，不論是東方還是歐美世界，也與數百年前的情形相仿。

換而言之，從「陸地視角」出發去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在這些數據面前，可算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不過，單憑這些數字和統計，我們真的可以確切掌握一段豐富且龐雜的人類歷史嗎？儘管我們大多在陸地上定居生活，但在海洋史學家的角度，在航空時代來臨之前，海洋就是連結世界不同角落的唯一場域。這種連結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拓展、甚至是崩壞和倒退，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事實上，如果要討論大小族群之間的交流、合作、又或者是矛盾和衝突，便不能夠置「跨文化地域的歷史進程」而不談。地中海世界所孕育出的各種跨界接觸，便是布勞岱爾所強調的「歷史必然」，其中所延伸的貿易聯結、習俗交流、以至是民系遷徒、戰爭碰撞，都是地中海文明得以愈漸成熟的催化因素，加速了歐洲大陸內外的人口膨脹、社區建設、港口發展、以至是城市化等進程。

布勞岱爾所提倡的論述框架旁徵博引，有證有據，學界普遍稱之為「地中海研究範式」，相信這亦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以洛陽紙貴的一大原因。

「地中海範式」出爐之後，中外學者爭相追捧引用，諸如以研究北海與波羅的海文化史著稱的 W. Blockmans，Lex Heerma van Voss，Ralph Kauz 與 Paul Gilroy，便嘗以布勞岱爾的論說解釋北歐海域的共有特性，提倡當地文化潮流得以揉合成型，無非與北歐海域互聯相通的核心性質相關。無獨有偶，德國學者蕭婷 （Angela Schottenhammer）在她2009年出版的著作中，便認為布氏的構想，不但能夠解釋歐洲沿海紐帶的更變與勃興，它更可以配合東亞世界的政經結構，從而分析中國、臺灣、琉球、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跨域交流與發展。

在蕭婷的角度，由於地中海的活動與東亞海域的模式相仿，我們甚至可以把後者的海事脈絡稱之為一個「東亞地中海」（East Asian Mediterranean）的思維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布氏的「地中海範式」，不但被史家放置於東西世界的大小洋區，它更被引用到一系列三角洲地帶（delta region），諸如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以至是中亞內陸的戈壁沙漠。荷籍漢學家范力沛（ Lyman van Slyke） 便曾以 「地中海範式」所強調的互聯與交流，引證江河流域、沙漠平原與大海汪洋之間的空間共性，根據范力沛的分析，這些場域在推動跨界流動方面，其實相異少於相同。按照另一位美籍華裔史家王國斌（Roy Bin Wong）的綜合，范力沛的述說，無非就是把沙漠綠洲上的駱駝商旅看成在大海航行的商賈船隊。

話說至此，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仿佛放諸四海皆準，足以縱橫寰宇的海陸空間。事實上，布勞岱爾在不同場合，也曾經提及「地中海範式」的全球性，意指這個範式大可用以解讀北海、大西洋、以及亞洲海洋的文化流動與人海扣連。不過，當一個理論看似能夠馳騁南北之際，它也會有「放諸四海皆不準」的危機。打個比喻，地中海與東亞海域在面積、水文環境、 港市文化、以至是歷史軌跡各方面，真的是毫無二致，兼且能夠在同一個範式之下一并討論嗎？有關這些問題，我們將會在下一篇專欄接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