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結合信仰：17世紀，耶穌會士基爾學打造「認識上帝的博物館」

文／王健安

17世紀下半葉，羅馬城是全歐洲大旅遊者的必經之處，專為旅遊者所寫的導覽書籍多如繁星，其中便包含了一本專門介紹耶穌會博物館的專書《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Romani 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Museum Celebrrimum, 1678)。翻開封面，讀者會先看到一幅描繪博物館內部空間、有龐大資訊量的版畫 。（請見下方圖一）

空間格局上，可以先看到一個大廳，後面再連接一條狹長走廊，中間放置高聳巨大的方尖碑模型。再細細觀看可發現更多有趣物件：畫面左側的附屬空間，吊掛著一具鱷魚標本，四周環繞不同主題的繪畫，宗教與科學領域皆有。往下一點還收藏著許多物件，如人類（或某種猿猴類生物）的骨骼標本、貝殼，以及各種尺寸的器皿或設備。就現代標準來看，這樣的展示空間略顯雜亂；再往後觀看，該博物館其他不同主題、媒材的藏品，也多是如此混雜放置。明顯誇大的空間透視效果，加上數量龐雜的收藏品，引人遐思遨遊其中時的奇妙感。

在畫面前景正中央，有一位耶穌會士正在接待穿著體面的參訪者。因為畫面略為模糊，很難清楚辨識耶穌會士的容貌，不過根據本書預設內容，此人應該是博物館的管理人基爾學（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根據本書作者賽菲伯斯（Giorgio de Sepibus, 1645?-?）的前言介紹，以往羅馬城內也曾存在其他精彩博物館，但在主事者死後，藏品繼承人往往不知價值而疏於保存維護，使博物館漸漸消逝。賽菲伯斯身為基爾學的助理，清楚知道這座博物館何其重要，特別寫下同時是館藏目錄與導覽指引的《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好讓基爾學的成果不因時間流逝而遭人遺忘。然而，標題雖為「耶穌會羅馬學院的博物館」，但賽菲伯斯不無私心地在書中，改以「基爾學博物館」（Museum Kircherianum）稱呼這個地方。

就歷史發展來看，這座博物館當然並非基爾學從無到有一手創立。耶穌會此前已有的藏品、地方貴族的捐贈等，都是藏品來源。但也是因為基爾學，為這座博物館添加許多新物件，比如他發明的器械，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標本、書籍或工藝品等，更加擴大了此處規模；在歐洲文明不斷向外探索的年代，這座博物館幾乎是當代歐洲世界觀的縮影。

更進一步來說，基爾學的名聲遍及全歐，更為這座博物館錦上添花、吸引眾多參訪者，「基爾學博物館」的稱呼不無道理。《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收錄的版畫，不僅將這個空間具象化在讀者眼前，畫中人物的姿態，也歡迎讀者到此一遊，無論是透過書中文字，或是真的到羅馬城內、親自拜訪這位大名鼎鼎的耶穌會士。

▌基爾學成為耶穌會士之路

基爾學在1602年生於一個日耳曼地區的平凡家庭，當時，距離耶穌會成立已超過50餘年。基爾學10歲那年進入當地的耶穌會學校就讀。依照耶穌會的教程，他應該是從拉丁文、希臘文、數學等基礎知識開始，再慢慢接觸自然科學相關課程；理所當然的，耶穌會學校同樣注重宗教或神學上的修養學習，其重視程度絲毫不下於前面所提的學科。童年經歷大大影響基爾學的世界觀，使他日後既是優秀學者，也是虔誠信徒，其研究成果更是不斷結合科學與宗教內涵。他在晚年回憶自己的人生時說到：

1616年，基爾學加入耶穌會，正式成為其中一員，並在完成基礎教育後，陸續到會內其他學校深造。不久後爆發三十年戰爭，日耳曼各地陷入戰火；1631年，基爾學因戰爭逃離日耳曼，落腳於法國亞維農。此時基爾學已完成耶穌會完整學程，成為獨當一面的研究者與導師，接連投入東方語言學、磁力學、光學、聲學等領域研究，逐漸在文人共和國中闖出名聲。

1632年，基爾學接獲命令，準備到維也納皇帝宮廷提供服務。這趟旅途因天候因素而屢遭拖延，好不容易出海後，又因偏離航道而被迫停靠在義大利西部海岸。為了補給休息，基爾學只得前往附近最大的城市羅馬尋求協助。但當他抵達羅馬時，才意外知道既有命令已撤銷，新的派駐地點便是羅馬城，時為1634年。往後，除了少數幾次短暫離開外，基爾學終其一生都留在羅馬。

▌基爾學如何量身打造博物館？

1634年的羅馬充滿活力，對基爾學而言是再好不過的研究環境。自文藝復興以來，諸位教宗莫不以羅馬為中心，推動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藝文贊助與知識研究。無論就宗教意義或物質利益上，耶穌會很早以前便意識到羅馬的重要性，在創立不久後，耶穌會集中精力在羅馬城內設立據點，16世紀末設立的「羅馬學院」尤為重要。該學院取得教宗特許、主要負責耶穌會教育體系中的高等學程（神學與哲學），說是會內的最高學府或研究中心也毫不為過。

如果要專研學術，17世紀羅馬擁有一項無與倫比的優勢：作為耶穌會通訊網絡的核心。比起同時代其他宗教團體，耶穌會順利打造出高度集權、向心力極強的組織，遍及世界各地的成員，皆須定期向上回報地方事務，而羅馬即為中心點。雖一開始僅是為了管理地方傳教事務，但耶穌會這套管理方式，無意中打造出人類史上首個遍及全球的研究網絡，像是近代歐洲認識東亞的資訊來源，都有賴於派駐在日本或中國的耶穌會士。

基爾學抵達羅馬後，以數學教授的身分被分配到羅馬學院，不過在接下來數十年間，耶穌會幾乎是放手讓基爾學專心從事研究。除了既有收藏，他還花了許多時間整理從世界各地而來的資料、物件，隨時間過去，羅馬學院也累積了為數不少的藏品。最重要的發展在1651年，羅馬貴族多尼尼（Alfonso Donnini, ?-?）決定捐出自己的所有收藏，耶穌會高層正式命令基爾學負責所有藏品的管理、維護與展示。隨後，基爾學在羅馬學院的一角放置這些奇珍藝品，從而奠定了基爾學博物館的樣貌。特地拜訪之人絡繹不絕，更有不少是當代知名人士，例如因天主教信仰而放棄王位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娜（Christina, 1626-1689）。

基爾學博物館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了基爾學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也與近代歐洲的研究熱潮相關。因為重新挖掘古典知識、與世界各地的直接接觸、望遠鏡和顯微鏡等嶄新器物的發明等，都令歐洲文明意識到，這個世界還有許多未知事物；帶著充滿焦慮感的好奇心，諸多知識分子與各地統治者，都想方設法地取得並研究世間萬物。

於是乎，「博物館」（或「奇品收藏室」，在近代歐洲這兩者之間很難有明確分野）這類場域逐漸成形。在基爾學之前，16世紀波隆那博物學者安卓凡迪（Ulisse Aldrovandi, 1522-1605），就創立一個頗負盛名的博物館，此處還以收藏「龍的實體標本」蔚為話題。安卓凡迪死後，他的藏品轉由波隆那官方接手，並持續加入其他收藏，成為當地重要景點。以個人收藏聞名於世的還有賽塔拉（Manfredo Settala, 1600-1680）、因佩拉托（Ferrante Imperato, 1525?-1599）、卡爾左拉里（Francesco Calzolari, 1522-1609）等當代著名學者。就連世俗統治者也注意到，開放家族的收藏室、或是贊助博物館的管理維護，都有助於提升其政治聲望，甚至是掌握詮釋知識的話語權，百利無害。

以上案例，往往也都留下了特意呈現館藏空間的圖像。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地方如同基爾學博物館，都由大量藏品聚集而成，看似整齊排列，仔細觀察卻又可發現空間分類略感雜亂。相當程度上，這正好透露出當代歐洲文明眼中的新世界：令人感到驚奇的事物何其眾多，要釐清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妥善分類絕非易事。（請見下方圖二、圖三）

無論如何，隨時間過去，博物館擁有更多社會功能，除了能滿足眾人的好奇心，也提供各地新知得以交流的場域，甚至變成一個組織或國家的驕傲。（請見下方圖四）

▌基爾學博物館：探討知識與信仰的關係

當基爾學接手博物館的管理工作時，想必十分清楚當代歐洲的知識研究趨勢，以及眾人對博物館的期待；相對的，他也以其獨特方式，將此處打造成兼具典藏、研究、教育及展示場所，希望讓參訪者知道：追求知識只是個過程，最重要的是人類如何從中體會上帝的仁慈與智慧。此番想法，也可從耶穌會的教育理念找到根源。

在耶穌會創始之初，多位元老便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耶穌會始終期許自己是為信仰服務的傳教團體，但他們也知道，單靠傳播福音，其實難以在新教日趨強勢的環境下與之競爭，如何契合世俗需求是個同樣急迫的問題。「推廣教育」最終成了耶穌會與外界連結的重要手段：因為耶穌會在歐洲各地提供的免費教育，讓普羅大眾掌握了脫離貧困所需的知識、技能，使耶穌會在歐洲各地更容易受到歡迎。

更重要的是，在宗教層面上，耶穌會也認為透過傳遞知識，有助於人類認識上帝與教會，摒除有害的異端理論。藉由廣設學校，耶穌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張，並培育出許多以觀看自然萬物、認識上帝真理的知識份子，基爾學本人就是再顯著不過的例子。因此，基爾學一生不斷思考「知識與信仰的關係」，基爾學博物館的的運作，基本上也是奠基在此之上。

基爾學相當著迷於磁力學研究，因為他相信，這種無法透過感官直接察覺的無形之力，正是上帝影響世界的奧秘，一生中花了許多時間研究，並著手設計實驗或器械以驗證磁力的運作。根據《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的介紹，館內有許多展示磁力運作的器械。當參訪者親自觀賞、操作器械時，其實都是基爾學試圖說明，上帝正以這種無形方式塑造世界，而我們人類，也可利用自己的知識與想像力加以體會認識。 其他藏品的觀賞樂趣固然不盡相同，但也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示人。《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開頭的版畫，其實也是告訴讀者，當你造訪此處時，可能會有個耶穌會士引導你遊覽世間萬物後，更加靠近上帝。

基爾學博物館成形時，正是歐洲建立現代全球化網絡的年代。基爾學很幸運地，身處當代最核心的全球化據點——羅馬，並因為耶穌會的資源，享受永無止盡的資料、相對穩定繁榮的研究空間。難以比擬的優勢，加上耶穌會本身的理念，使基爾學打造出獨特且深具教育性的博物館。

就現代眼光來看，基爾學的研究成果有諸多錯誤及不甚精確之處（例如他認為，植物的向光性是因為太陽光中的磁力），即便是在17世紀當時，也有越來越多知識份子抱著輕蔑態度閱讀他的作品，基爾學博物館其實也有著相同問題。即便如此，基爾學博物館的運作模式，向後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

就此面向而言，基爾學博物館絕對值得我們投以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