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可愛到暴力兔：「翻轉世界秩序」的近現代歐洲兔子群像

文／戴郁文、王健安

1502年，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畫出了舉世聞名的兔子圖像《野兔》（Feldhase）。畫面中，柔光照拂著處於靜臥姿勢的兔子。在絕佳透視法下，精細的線條和光影，層層佈置出厚實的毛髮和起伏有致的體態，還有許多生物特徵細節，如垂墜的眼瞼、骨感的四肢，更不用說曲折的耳朵及立體的鼻樑，生動雕琢出一隻伺機而動的野兔。杜勒將兔子隔絕於自然環境，留下空白背景，不僅營造出既寫實又抽離現實的奇異感，更是將所有視覺焦點集於兔子一身。就像今日的商品型錄一般。

無論是繪畫技術或主題意義，《野兔》都相當具有開創性。它不再將自然物作為道德或宗教寓意的載體，而是用於表現現實、為純然的靜物圖像而存在。這種創作觀念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顛覆性的成就之一，撼動了中古以來人類看待自然的慣性與方法。文藝復興藝術家逐漸重視運用感官直接進行實際觀察，並且利用透視法、解剖學、數學等種種科學方法作為輔助，而《野兔》便是這項發展的劃時代典範。

收藏《野兔》的神聖羅馬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宮廷，就有畫家霍夫曼 （Hans Hoffmann, c. 1530-1591）以此為範本，完成了《森林裡的野兔》（A Hare in the Forest）。

除了明顯受杜勒啟發的兔子，畫中更進一步添加了豐富的生態場景，斗篷草、蝸牛、蟋蟀、甲蟲、蝴蝶、小鳥、青蛙、蜥蜴、車前草等特徵鮮明的動植物填滿整個畫面，好比一張森林小百科的機能快照。《森林裡的野兔》再次見證了近現代歐洲藝術家，如何以嶄新觀點，記錄大自然的一景一物。勤於臨摹杜勒作品的霍夫曼，就是在《野兔》拉開序幕的創作潮流下，成為靜物畫先驅。

兔子作為歐洲本地原生物種，長久以來便一直是歐洲藝術的常見題材。關於兔子的描繪方式極其多元，無論寫實或奇幻、溫順弱小、甚至是「血腥暴力」，都是對現實世界秩序的探索與反思，從而演示了歐洲文化的多元面向。

「如實呈現」只是文藝復興藝術家追求的目標之一，有時甚至只是一個基本要求而已。杜勒和霍夫曼的寫實兔子，重新探討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已然模糊成形的新科學觀點揭開序幕，預告歐洲文明即將迎來的重要轉變；與之同時，還有另一批藝術家，試圖以這項新的寫實風格，持續思索另一個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如此嘗試竟創造出一套亙古流傳的視覺典範。當然，兔子圖一定不會缺席。

▌神聖羅馬皇帝的兔子

16世紀60年代，神聖羅馬帝國的宮廷畫家阿爾欽博多（Giuseppe Arcimboldo, 1526-1593），結合歐洲怪誕圖像、組合圖像以及皇帝肖像的傳統，接連創作「四季系列」及「四元素系列」等兩組畫像，並獻給神聖羅馬皇帝。他將精確描繪的動植物圖像加以排列組合，巧妙組成共計八幅的人類側面胸像。

其中，「四元素系列」的《地》（Earth），以牛、羊、馬、鹿、猴子、大象、獅子、兔子等三十隻左右的哺乳類動物組合而成，每一隻動物恰如其分地安置在不同部位，如牛構成人像的頸部、大象成為臉頰。一隻畫工精巧的兔子，出現在人像的鼻頭處，捲曲在狼嘴前，勾勒出人臉最突出的五官輪廓。時至今日，這種以大量相關元素組合單一圖像的手法，仍舊相當受到矚目。

《地》看似戲謔，實為宣揚皇權之作。16世紀正是神聖羅馬皇帝逐漸勢微的年代，在外有新教徒及鄂圖曼帝國的威脅，內部又有各諸侯國爭求更大自主權。因此，即使面臨政治與軍事上的節節失利，神聖羅馬皇帝仍舊盡可能廣納藝術與科學人才，傾力贊助博物收藏、藝文創作及自然研究，從而催生出華麗的視覺藝術，成為視覺藝術，成為弘揚皇權力量最好的文宣。

可以說，16世紀是神聖羅馬帝國發展藝術與科學的輝煌年代，而《野兔》的保存和《森林裡的野兔》的誕生，都與此背景有關。

阿爾欽博多從皇帝的收藏室與贊助中獲得無窮盡的資源，他可以探查前人的圖文記錄，甚至親自觀看活體動物或珍稀標本，他本人也留下許多幅寫生圖像。有別於霍夫曼，阿爾欽博多在寫實之餘，更進一步顛覆視覺常規。他的組合人物胸像系列利用當代盛行的有機式宇宙觀，宣示皇帝擁有集結萬物的能力，甚至掌握了宇宙本質，與天地相應。

阿爾欽博多的圖像理念相當肆意奔放，他以機智、宏觀的比喻手法，歌頌萬物之主神聖羅馬皇帝，試圖扭轉皇帝在現實世界中的危殆地位。《地》鼻頭上的兔子，正是為了這個理念服務。

阿爾欽博多這套充滿巧思的作品，照映出現實世界的反面：無論眾人如何挑戰皇帝，他都應該處在世俗界的中心點。有趣的是，無論各種動機，這種以兔子或其他動物為題材宣傳有違於現實世界秩序、看似天真的嘗試，阿爾欽博多並非第一人。殺人兔便是另一個這類型的重要圖像傳統。

▌獵殺人類的武裝雙足野兔

在印刷技術成熟前，製作書本皆須一字一句地人工抄寫，曠日廢時且所費不貲，教育及文化的推廣相當程度受限於書籍製作成本。但好處是，手抄本常會出現印刷本所沒有的客製化成分。約莫在14世紀，一本《史密斯菲爾德教令集》（Smithfield Decretals）被抄寫完畢，隨後，收藏者雇用繪圖師在抄本週圍描繪邊飾圖，一群手持武器、勇於獵殺人類的雙足野兔就此誕生。

武裝野兔的圖像基本上就是一個短篇故事：兔子先是狩獵抓捕人類，並送給兔子法官審判，最後再拖去砍頭處刑；除了獵捕人類，兔子也會獵捕獵犬，牠們的下場一樣悽慘。

因為關於創作者的資料甚少，其實很難明確說出當初在創造這些圖像時，有沒有特殊目的，很有可能只不過是讓讀者在放鬆之餘，有個得以消遣的娛樂。但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兔子取代了人類，成為世界主宰，以牠們為中心，世界秩序有了全新樣貌。例如兔子也會騎著獵犬，進行騎士般的比武決鬥。在其他抄本中，也不時可見此類插圖，兔子若不是獵殺人類，就是身著武器，進行著諸多擬人化的行為。令人不禁好奇：

數個世紀以來，狩獵一直是歐洲文化的重要活動，結合了軍事演練、社交禮儀、休閒娛樂與權力展示等，可說是各地統治者與地方權貴所共享的生活經驗。因為如此，關於打獵的「教學手冊」豪不意外地孕育而生，例如在15世紀初，由第二代約克公爵艾德華（Edward, 2nd Duke of York, c. 1373-1415）翻譯，並添加新內容後成書的《狩獵大師》（The Master of Game）。

該書從獵犬的育種、訓練，一直到獵物種類、習性等，皆記載其中。根據書中說法，兔子是絕佳獵物，因為他們身形嬌小、動作敏捷，既能鍛鍊獵犬的能力，也不會主動造成任何危害，而且一年四季皆有，幾乎是隨處可見。相較於兔子，其他動物顯得危險許多，像是野豬靠著尖銳牙齒、碩大身軀與猛烈爆發力，有能力在一瞬間發動極為致命的攻擊。基本上，在近現代歐洲的文化脈絡中，兔子絕對是最嬌弱的生物之一。

稍微觀察《狩獵大師》的種種描繪，便不難理解有些中世紀抄本的插圖，為何是選擇兔子、而非其他更強壯的動物為新世界的主角；因為弱小的現實形象，才能帶來最大程度上的反差，並散發出令人會心一笑的荒謬感。如果是選用野豬、野鹿等，尚且還能憑一己之力抵抗人類的生物，反倒會失去這股效果。

事實上，在一些中世紀的故事，或是教堂裝飾上，也都可見到強大、殘暴的兔子形象，抄本插畫所做的，便是將這個文化傳統以更為精緻的畫面記錄下來。有趣的是，武裝雙足野兔的形象即便是在15、16世紀印刷術成熟時，仍持續娛樂著眾人。

「翻轉世界」（The World Upside Down）這類主題的版畫創作，令中世紀的兔子有了全新生命力。一幅現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16世紀版畫，兔子與獵犬的地位互換，轉而成為發起攻擊的一方。秉持同樣精神的圖像，此後不斷重複著，就好比兔子即便不再狩獵人類，也是在火爐旁、與一隻雞烘烤著人類。

當然，兔子不是這類新秩序的唯一故事，眾多圖像中，人與動物、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皆徹底翻轉：驢子騎在人背上、小孩照顧大人。但要談起趣味性及背後蘊藏的文化意義，強大又暴力的兔子才是箇中之最。這些兔子訴諸普遍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實際經驗，並帶出一個可供想像力自由發揮的情境。因為極其荒謬，帶來的不是破壞、革命，而是一種可被理解、無傷大雅及略帶諷刺的喜劇。

直到現在，人們顯然並未停止從暴力兔子身上尋找樂趣。1975年的電影《聖杯傳奇》（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結合了中世紀的暴力兔子，重新詮釋了亞瑟王傳說的部分情節。當亞瑟王與他的騎士因尋找聖杯而來到卡班諾（Caerbannog）時，引路者提醒他們守護此處的野獸極為兇猛，務必謹慎小心。

但騎士們只見到一隻小白兔緩緩出現，於是不屑地向前邁進，誰知靠近後兔子顯露本性，瞬間解決一票全副武裝的騎士，逼得亞瑟王只能落荒而逃。此後，這隻殺人兔以「卡班諾的兔子」（Rabbit of Caerbannog）之名廣為流傳，成為該劇最成功的文化符號。

如果要挑選影響人類歷史最深的動物，狗、馬、牛等絕對榜上有名，畢竟有這些動物的協助，人類才能順利向地球四方擴散。而兔子——表面上未能在人類大歷史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許多時候，關於兔子的描繪，卻能夠映出人類心靈世界的輪廓。

有些時候，我們與兔子一同大笑，更多時候，則一同讓想像力與好奇心隨性發揮，彷如兔子早已在人類的文化基因中，創造出一個可安心、自由探索的空間。兔子因其弱小從未與人類一同征服地球，但牠總是以靈巧身軀跳躍於人類身邊，不斷有意或無意地撬動人類心靈世界，從而激發更多可能性。

當中世紀藝術家選擇以兔子為題材時，或許早已發現兔子就是有這股獨特力量。數個世紀過去，人們仍著迷於兔子與牠的圖像，就此來看，兔子站在人類的肩膀上，成為另一個征服地球的物種。

編輯／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