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媽在害怕什麼?歷史學家的「情感國度」田野踏查
▌本文為《A Human History of Emotion How the Way We Feel Built the World We Know》書評,討論人類文明中「情感的歷史」,不同的歷史時空如何面對與理解情感。
母親和我相差34歲,有時我覺得,她和我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
我是一個在台北出生長大的小孩,但在我27歲那一年,我就來到花蓮工作、生活,直到現在。對我而言,花蓮生活最大的好處就是「人少」,這令我感到舒心,感到自在。但我發現,母親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
母親來花蓮看過我一次。依照她的距離感,她覺得我住的地方,是個很偏僻的地方,因為走路到最近的便利商店,來回竟然要花上50分鐘。但我認為,那只是她在用她的「台北式」尺度丈量世界。畢竟,誰規定要用走的?開車出去,五分鐘就到了。
但,母親和我之間感受上的不同,不僅僅在於便利商店的距離。我發現,母親會對我住所周遭的環境感到恐懼。她覺得那個地方人太少了。尤其到了晚上,人少車子少的時候,母親就會覺得那裡特別地恐怖。
那時候,我清楚感覺到,母親和我,似乎活在不一樣的情感國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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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謂的「情感國度」(emotional regime,在學術文獻裡常被翻譯為「情感體制」),是歷史學家 William M. Reddy 提出來的一項概念工具,用來解釋在特定的時空環境底下,人會擁有哪些情感,以及人會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情感。
舉例來說,如果你是一位空服員,當你在機艙裡面對乘客時,你大概不會隨意發怒,也不會對乘客惡言相向,而是會非常溫和有禮。這當然不是因為你天生沒有脾氣,而是因為你的工作環境要求你待客以禮。這種要求形塑了你工作時表達情感的方式,久了甚至可能促使你對某些情感特別敏銳,同時對另一些情感較為遲鈍。
這樣一種形塑個人情感的集體建置,就是情感國度。
與此緊密相關的另一個概念工具叫做「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如果你恰好是一位脾氣非常溫和的人,或許你不太需要壓抑自己的情感,就能當好一位空服員。但如果你原本脾氣就比較暴躁,說話比較衝,或許你就必須負擔較大的情緒勞動,才能讓自己不至於在空服員的情感國度裡格格不入。
當然,有些時候,人是會受不了的。當你再也無法忍受某些乘客的無理要求時,你可能會想躲進某個私密空間,和幾位脾性相近的同事聚在一起大罵那些粗魯的乘客。這時候,你就是躲進了一個情感避難所(emotional refuge)裡。不過,情感避難所並不總是私密的、地下化的。當避難所聚集了足夠多的人、產生了足夠大的共鳴,就有可能引發情感上的革命,在社會上塑造出新的情感國度。
在過去40年裡,研究「情感史」的歷史學家們一再地發現,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人們,幾乎總是生活在不一樣的情感國度裡。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很普遍、很常見的情感,在過去的時代裡,可能非常罕見、非常小眾。
「寂寞」就是這樣一種情感。今天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會相信,「寂寞」(loneliness)是一種全人類共通的情感,畢竟人人或多或少都嚐過寂寞的滋味。但,英國的情感史學者 Fay Bound Alberti 在其近著 A Biography of Loneliness (中譯:《寂寞的誕生》)中卻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至少在英文的語境裡,幾乎找不到「寂寞」(lonely)一詞的現代用法。
今天的讀者大概都能想像:一個人即使在川流不息的馬路上,或是在喧鬧歡騰的派對裡,都還是有可能感覺到寂寞。因為對現代人而言,寂寞主要是一種內心的感受,而未必無關乎身邊有沒有人。但 Alberti 指出,在18世紀最重要的一本英語字典《約翰遜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卻從未把 lonely 一詞定義為內心的感受;相反地,在18世紀的語境裡,lonely 指的是「單獨一個人」的客觀狀態,而不涉及內心所感。因此,lonely 可以和另一個英文字 alone 相通互訓。
當然不是說,18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全都未曾感受到現代人經常感受到的那種內心孤寂;而是說,當時的人並沒有現成的語彙來表達這種孤寂;他們感受到這種孤寂的頻繁程度,也很可能遠遠少於現代人。
之所以如此,Alberti 認為,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在前工業化、前都市化的年代裡,一個普通人極少有機會離開家鄉,去另一個地方工作。一個人也極少有機會離開自己的親族組織,或是離開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勞動團體;當然,也很少有機會離開教會、離開上帝。那是一個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和其他人緊密關聯的生活環境,同時人們相信上帝無時無刻在照看著你。
換句話說,「感覺寂寞」不是他們情感國度裡的日常。
「寂寞」有其自身的歷史,恐懼,當然也是一種「有歷史」的情感。今天的讀者大概很容易將「恐懼」和「逃跑」聯想在一起,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相信,當一個人感到恐懼時,逃跑是最自然的反應之一。然而,另一位情感史學者 Richard Firth-Godbehere 在其近著 《A Human History of Emotion》 中,就提出了另一項奇妙的觀察:在17世紀的英文文獻裡,縱然也有「恐懼」(fear)這個字,但是對當時的許多作者來說,所謂的「恐懼」,是指一個人感到害怕,但又無從逃跑的感受。
首先,在15世紀中葉時,君士坦丁堡陷落了。此前它是東羅馬帝國的首府,也是曾經燦爛輝煌的羅馬帝國的最後根據地,可是它在 1453 年被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這件事為歐洲人帶來了多方面的震撼。一方面是宗教情感上的震撼,象徵基督教秩序的君士坦丁被攻陷了,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人所代表的伊斯蘭秩序。另一方面的震撼是經濟上的震撼。君士坦丁雖然小,但卻是連接歐亞兩塊大陸的陸路交通樞紐。
過去如果從亞洲要去到歐洲做貿易的話,基本上都要通過君士坦丁堡。但在 1453 年後,這條貿易路線斷掉了,東方的茶葉、香料、瓷器進不來,只能另覓路線。所以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歐洲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而在君士坦丁陷落64年之後,又發生了另一起震撼歐洲的歷史事件,那就是神學家馬丁路德寫了《九十五條論綱》批判教會,宗教改革運動開始了。基督宗教分裂為新教和舊教。新、舊教之間,當然是彼此看不順眼的。新教徒覺得舊教腐敗,舊教徒認為新教徒是異端。從15世紀到17世紀之間,歐洲爆發了上百場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其中很多場戰役的死亡數字,以人口比例而言,甚至還要高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爭之外,還有饑荒。在13世紀到17世紀中間,地球恰好經歷了一段小冰河期,整個歐洲的平均溫度下降了攝氏兩度,造成農作物歉收,導致了多場飢荒。
除此之外,還有瘟疫。以英國來說,在15到17世紀中間,倫敦爆發過的最嚴重的瘟疫,是 1665 年開始的鼠疫。根據歷史學家的統計,這段時間內倫敦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死於這場疫病。
所以在15到17世紀這300年當中,真的很像什麼壞事都發生了。戰爭、瘟疫、飢荒,統統都有了。如果你是當時的一位舊教徒的話,你還會聽到教會裡的人告訴你,馬丁路德那些人新教徒就是敵基督;敵基督既然已經出現,可見世界末日就快要來了。相反地,如果你住在新教地區的話,你也會聽到教會裡的人告訴你舊教是如何地腐敗、墮落,其實他們才是敵基督。兩方人馬都相信敵基督已經出現了,世界末日就要來了。
這就是17世紀的許多歐洲人所經驗到的情感地景(emotional landscape)。Firth-Godbehere 指出,在這樣的情感地景上成長起來的人,很可能比我們更常感受到末日來臨的恐懼。而當末日來臨的時候,當然你是不可能逃跑的。因此,16世紀末的莎士比亞寫下了這樣一段關於恐懼的描寫:
母親是一位女性,並且她大我34歲。這份性別和世代上的距離,很可能使得我們經驗到的情感地景大不相同。
母親甚少談起自己的成長經歷,甚至傾向於避談。於是,我開始嘗試爬梳過往台灣社會經歷過的重大事件。我心想,或許我能夠從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拼湊出母親曾經經歷過的情感地景。
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重大刑事案件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其中許多案件,都是針對婦女的嚴重犯罪。今天很多人仍記得的彭婉如命案,就是其中之一。
這件事發生在 1996 年,那時彭婉如是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在她被害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晚上),她是在高雄開會,會議結束後,她招了一台計程車準備北上,結果她上車之後,就沒有再回來過了。數天之後,警察在當時高雄縣的一家工廠旁邊發現了她的遺體。
彭婉如案成為了台灣婦女運動史上的重要時刻。在當時民意的壓力下,促成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制定,以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成立。這一切當然不只是因為民眾對彭婉如案感到憤怒,更是由於過去無數起婦女被性侵、被殺害的社會案件所帶來的恐懼感,以及無數女性在暗夜行走時所感受到的不安。
母親是否也曾感受過那樣的恐懼和不安呢?
又比如,當 1997 年白曉燕命案發生的時候,母親已是一個有了兩個學齡孩子的媽媽。在那期間,當她每天早上送我和哥哥去上學時,心中是否帶著永無止盡的擔憂呢?
我想,對於一位女性,對於一位母親,以及對於一位長我34歲的人來說,她所走過、經驗過的情感地景,確實和我是相當不同的。
我想起一部我非常喜歡,影響我非常大的德國電影《再見列寧》。這是一部講述柏林圍牆倒塌的政治電影,但同時也是一部講述情感國度的電影。片中的主角得知母親生了重病,即將不久人世,於是他竭盡全力想要維護屬於母親那一代人的情感國度,讓母親在生命最後的時日裡,她的情感國度不至於被侵犯、被毀壞。
《再見列寧》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1980 年代的東德。當時東、西兩德雖然彼此接壤,但卻互相敵對,互不往來。在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有著一道將兩德人民分隔開來的柏林圍牆。
1989 年,柏林圍牆被推倒了。一年之後,東西德就統一了。再過一年,蘇聯就瓦解了,世界上再也不存在蘇聯集團了。但是在《再見列寧》這部電影裡,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夕,主角的母親就因為心臟病發病倒了、昏迷了。她一共昏迷了八個月,剛好錯過了東德歷史上轉變最劇烈的時期。換句話說,主角的母親對於兩德邊界的開放、對於即將來臨的兩德統一,是完全一無所知的。
主角母親是一位非常忠黨愛國的人。她熱愛東德、熱愛列寧,甚至在她生日的時候,她都不要人家唱生日快樂歌,而是要叫人唱東德的愛國歌曲。可是她不知道,她的國家馬上就要消失了。作為兒子,主角不願意讓母親知曉真相,因為他不希望讓母親在生命最後的時日裡,還要去經受屬於她的情感國度的傾頹和毀滅。
於是片中這個兒子到處去收集前東德的物品。他到垃圾場去找前東德的食物罐、飲料罐,把它洗乾淨之後裝進新的食物,在母親的房間裡營造出東德年代的感覺。
後來,母親要求看電視新聞。為了不讓母親看到真的新聞,主角就去拜託一位學電影的朋友幫忙,兩個人合力拍攝假新聞。
電影最後的高潮是,主角他們決定要用自己製作的假新聞,來告訴母親柏林圍牆倒塌的消息。
在真實的歷史上,柏林圍牆是被東德這一邊的人所推倒的,隨後有大量的東德人跨越邊界到了西德,而西德這邊的人也非常高興,和東德人民擁抱在一起。在主角製作的假新聞裡,確實是有柏林圍牆倒塌的畫面,也有兩德人民相擁而泣的畫面,可是在假主播的敘述裡,不是東德人推倒了柏林圍牆,而是西德人推倒了柏林圍牆。
那位假的東德電視台主播告訴觀眾:由於西德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民不聊生,他們開始嚮往東德人民過的生活。於是在某一天夜裡,西德人把柏林圍牆推倒了,他們想要逃離西德,他們要過東德人的生活,他們想要和東德統一。而東德人也非常歡迎西德人,於是他們和所有逃難到東德來的西德人民擁抱在一起。
在電影的末尾,當母親在觀看假新聞片時,臉上是帶著微笑在看的。起初我覺得,她是因為有兒子的陪伴,所以感到欣慰,可是看到後來,母親的微笑改變了。它好像再也不是一種欣慰的微笑,而變成一種理解的微笑。看到這裡,我想大多數的觀眾大概都已經能夠確信:
母親的內心是雪亮的,可是她心甘情願被自己的兒子蒙在鼓裡。
假新聞播映到最後時,響起了前東德的國歌。這首歌屬於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可同時,它也屬於某個世代的人們曾經生活過的情感國度。
出自莎士比亞的敘事詩 The Rape of Lucrece ,原文為: The guilt being great, the fear doth still exceed; And extreme fear can neither fight nor fly, But coward-like with trembling terror die. 這裡的譯文取自楊德豫教授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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