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民族神話：從戰神到坐騎的歐洲「愛駒文明史」

文／戴郁文、王健安

在現代機械動力成熟以前，「馬」在歐亞大陸始終是最主要的運輸工具，大幅度地推動人類的物質、文化交流。人類更是與馬之間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以至於有時只要聚焦於一些名馬的故事，就能洞察某些重要的歷史潮流。

像是拿破崙的愛馬維齊爾 （Le Vizir），一生經歷拿破崙帝國的崛起與衰亡，死後留下的標本，又因歐洲民族主義浪潮而有著特殊命運，成為這段近代歐洲史上關鍵時期的重要見證。

1799年，拿破崙在實際掌控法國政權，自此之後的十餘年間，擁有上百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其中有許多至今仍受到紀念或討論，包括2021年引起「天馬骨骸之亂」的馬倫戈（Marengo）。維齊爾是拿破崙一生最後的坐騎，也是最為鍾愛的其中一匹，除了留有許多圖像記錄，更是唯一被製成完整的標本。

不過，維齊爾標本的保存狀況不佳，法國巴黎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 在2016年發起「拯救拿破崙的最後一匹馬維齊爾」（Sauvons Vizir le dernier cheval de Napoléon）活動，透過網路向民眾籌款，希望修復嚴重惡化的標本。最後的募資成果在極短的時間內順利達標，甚至遠遠超過最初的設定目標。

▌維齊爾的標本：一段顛沛流離的故事

維齊爾是1802年奧圖曼帝國致贈的外交禮物，是匹高約1.35公尺的灰白色阿拉伯種馬，正是拿破崙偏愛的類型，左側臀部有字母「N」烙印，代表拿破崙帝國馬廄的印記。維齊爾很快就獲得寵愛，並參與多場重要戰役，包括1806年耶拿．奧爾施泰特會戰（Battle of Jena-Auerstedt），以及1807年的埃勞會戰（Battle of Eylau）。

衰老後的維齊爾仍受到珍視，在1814年隨同拿破崙一起到義大利厄爾巴島（Elba），度過短暫放逐的日子。拿破崙返回法國後，牠因為年紀太大，沒有參與隨後的滑鐵盧之役，而是被安頓在帝國馬廄中。1826年，即拿破崙過世五年後，維齊爾才以33歲高齡去世。

維齊爾的一生正好經歷拿破崙帝國由極盛到衰敗、最富戲劇性的時期，牠也成為拿破崙英雄形象的重要元素，以明星之姿大量出現在19世紀的繪畫。包括葛羅斯（Antoine-Jean Gros, 1771-1835） 在1802年繪製的《第一執政官拿破崙在馬倫戈戰役後檢閱軍隊》、戴維南（Charles Thevenin,1764-1838）的《耶拿之戰》等宣揚拿破崙戰績的作品，正是由牠擔任畫中坐騎的原型。

牠也有專屬的肖像畫，如1806年馬蒂內（Pierre Martinet）畫下牠正值壯年的健美體態；另外還有一幅約於1825年完成的作品，當時維齊爾年過三十，畫中體態略顯衰老，也不復見瀑布般的秀麗長尾，是具有紀念氛圍的畫作。這些作品讓維齊爾的白色戰馬形象，成為世人眼中拿破崙皇帝的重要象徵。

維齊爾去世後，負責收養照料的帝國馬廄軍官喬萊爾（Philippe de Chaulaire, 1782-1852）寫下牠的故事，並將牠製成標本。牠的生前事蹟以及身上烙印的帝國標誌，都讓標本備受矚目。

受迫於波旁王朝復辟後的反拿破崙氣氛，喬萊爾不久便將之售予英國買家，幾經輾轉，標本在1839年被拆掉縫線、取出填充物，透過走私手法運到英國，最後送到今日的曼徹斯特自然歷史博物館（Manchester’s Natural History Museum），四年後才被重新填充，並展出將近三十年。

1868年在維多利亞女王同意下，維齊爾的標本回到法國，拿破崙三世皇帝將之委託給羅浮宮，卻被塵封在閣樓中，直到1904年，法國人才想起他們擁有這個別具意義的標本，隔年將之轉移到巴黎榮軍院（L'hôtel des Invalides）的軍事博物館收藏展示，與幾公尺外的拿破崙棺槨相伴至今。

維齊爾標本的滄桑旅程，為拿破崙的悲劇英雄故事增添色彩，卻也讓它劣化速度加快。標本修復師胡格（Yveline Huguet）如此形容：

修復前的標本，毛皮泛黃、脫水、萎縮、有多處裂痕，尤其是一條又深又長的裂縫在肩上橫行，迫切需要阻止它惡化下去。2016年博物館利用籌措的經費，為牠清潔污漬、填補裂縫、保養皮膚，歷時四週修復工作後，終於可以安放在新展示櫃中。

二百多年以來，拿破崙的影響與事蹟，始終是人們爭論的話題，愛駒維齊爾與他同氣連枝，在死後也面臨同樣遭遇。多年來，維齊爾標本的真實性多次受到質疑，如果它不是維齊爾呢？如果名叫維齊爾的馬其實不只一隻呢？

針對這個問題，館方表示，畢竟維齊爾的標本經過反覆填塞、搬運，還藏封在閣樓裡長達近30年，極有可能造成外觀與拿破崙時代畫像大不相同。館方甚至不諱言，就算這尊標本不是參與耶拿與埃勞戰爭的「那個維齊爾」，也肯定是一匹屬於拿破崙帝國馬廄的馬。只是這種說法，無異於間接承認質疑聲浪其來有自。

無論如何，多年來數以百萬的遊客，紛踏前來瞻仰這尊名為維齊爾的標本。維齊爾在拿破崙時代，扮演著宣揚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兩百多年後，民眾為修復計畫熱情地捐款，正反映維齊爾與眾多拿破崙遺物一樣，始終代表那個雖已消逝，但依然悸動人心的輝煌法國，它連結了過去與現在，也滿足了潛在於民眾心中的歷史與民族情懷。

▌歐洲文明中的馬匹形象

歐洲文明早在西元前好幾個世紀，便與馬匹有了接觸，並花了許多時間慢慢熟悉、培育與研究這個強壯物種。古羅馬老普林尼 （Pliny the Older, AD 23/24-79）的《自然史》中，就提到許多以馬為主角、與主人有深厚連結的趣聞，例如：「獨裁者凱撒有匹愛馬，除了他本人，任何人都無法駕馭」或是「皇帝奧古斯都也為他的愛馬豎立墳墓」等，相當值得一看。

總體來說，在老普林尼眼中，馬匹聰明、靈敏，更是個心性溫和的生物。作為一部類似百科全書的作品，《自然史》也不可避免地提到培育馬匹的相關知識。即便相關內容鬆散零碎，卻也大致完整地收納了當代所知的經驗。

當然，在古典時代也不乏結構嚴謹，資訊扎實的育馬資料，如色諾芬（Xenophon, c. 430-354 BC）的《論馬術》（On Horsemanship）。不像老普林尼隨性而至的筆風，色諾芬一開始明確告訴讀者：

對此，色諾芬建議應當從前腳開始觀察，接著是上身、頭部，最後到腰部、臀部等，皆應有既定的健康比例。好不容易挑到一匹駿馬後，還有很多注意事項，比如說馬廄的環境、日常飲食用水，甚至是如何騎馬、訓練馬匹上戰場、練習馬術表演等，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細心照料。

以上資料都證明了一件事情：歐洲文明的實證精神，在許久以前便運用在一切關於馬的研究上，試著找出最符合效益的飼育方式，從中更是衍伸出不少真摯情感。

延續著古典時代以來的親密關係，歐洲中古文明與馬匹的連結有增無減，甚至融合了基督宗教與民間文化，不時出現在聖人畫像（如聖喬治屠龍）或奇幻故事（如狩獵獨角獸）當中。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更是迎來關鍵性發展。

1548年，藝術家提香（Tiziano Vecelli, 1488-1576）完成了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騎馬像。從圖像誌來看，這幅肖像畫結合了古典皇帝騎馬像與基督教騎士意涵，將這位現實中焦頭爛額的統治者，妝點成偉大戰士。更重要的是，有別於傳統的馬匹圖像，提香以寫實的風格畫下了皇帝的坐騎。

而在1605年，由托賽爾（Edward Topsell, c. 1572-1562）出版的《四足動物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收錄一張馬匹版畫。只消稍微一看，就能發現，雖然版畫中的馬匹動作僵硬，表情呆滯，完全不如提香的生動活潑。但版畫描繪馬匹的外觀特徵、肌肉紋理，基本上也是以「寫實」精神為出發點。至於同等重要的文字內容，不外乎是各種感人的忠誠故事，以及養馬的「實用心得」。

寫實的實證精神，以及圖像化的馬匹記錄，皆非文藝復興時代獨有，早從古典時代以來就可找到數不清案例，但真正將這兩者結合，並出現大量相關作品，卻是要到文藝復興時代。

▌孔德的骨架與獸醫學系

1777年，11歲的孔德從英國來到腓特烈大帝的馬廄。牠不畏懼砲聲，有極好的脾氣及自信，迅速成為最受寵愛的馬，陪伴國王的晚年生活。孔德享有極高待遇，不僅擔任國王坐騎，還能不受限制地在波茨坦宮殿花園自由走動。1778年到1779年的巴伐利亞王位戰爭期間，腓特烈大帝甚至還命人定時從戰場外，送來牠的近況報告。

腓特烈大帝死前特別留下遺囑，授予孔德「恩典之糧」（Gnadenbrot），保證牠能在皇家牧場過著美好的退休生活。1790年，位於柏林的皇家獸醫學院（Die Königlichen Thierarzneischule in Berlin）成立，孔德也遷移到此處，在1804年以38歲異常高齡過世。牠的骨架由專人保存下來，收藏在獸醫學院中。

腓特烈大帝以熱愛動物聞名，他對動物的濃烈情感，展現在推廣研究與保障福利等實際成果上。像是孔德最後居住的皇家獸醫學院，早在1768年就開始規劃，無奈經費問題，要到二十餘年後才能實現。這個新學院實現了腓特列大帝的願望，更促進了當代普魯士的動物學研究。

1791年後，皇家獸醫學院對外開放，很快成為柏林的重要景點，幾乎所有當代的旅遊指南都會提到，一幅1797年描繪學院著名建築的畫作中，還可以見到孔德的身影。在此享受退休生活的孔德，也成為當代人研究與觀察的對象，共同促進普魯士獸醫學的發展。皇家獸醫學院在20世紀整併至柏林的現代大學體系裡，今日孔德的骨架由柏林自由大學獸醫學院保管，與師生及研究人員作伴。腓特列大帝如果知道他的愛馬仍為動物醫學研究有所貢獻，應該會報以欣慰的微笑。

▌當馬匹文化成為文明的象徵

在數個世紀以前，人類的祖先騎著馬匹探索世界各地，促進全球化網路成形。這段開拓的時代早已遠去，如今人類擁有更為強大的機械動力，但並不代表馬匹的重要性就此消失。暫且不論仍盛行於世界各地的馬術運動，或是難以數計的愛馬人士，回頭觀看維齊爾和孔德的故事可以知道，那些古往今來的帝王將相從來就不是獨自一人開拓功績，更不是只有人類留下可供研究的歷史足跡。

腓特列大帝曾說：「一個人的性格可以根據他如何對待動物來判斷」，這段話若套用於人類整體文明，也頗為合適。維齊爾身處民族情懷蓬勃發展的年代，成了民族英雄拿破崙的一部分；孔德的主人則是喜愛藝術文化、科學研究的腓特列大帝，讓牠間接參與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牠們截然不同的歷史足跡，不時訴說著那些過往的重要時刻，也體現出觀照人類文明時的多元面向。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人類依賴機械動力的趨勢將有增無減，以至馬匹的「實用性」將更加低落。但在共同開拓歷史的漫長時光中，馬早已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乘載了許多文化意涵與歷史情感。牠們將和所有動物一樣，與人類的關係持續發生變化，並持續相伴，共同創造新的文明樣態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