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中選一的差異：大馬羽球選手為何多是「華人」？

羽球傳統強旅馬來西亞靠著謝定峰及蘇偉譯奇蹟般的發揮，在本屆奧運獲得一面男雙銅牌。在此之前，馬來西亞在奧運羽球賽場共獲得3面銅牌以及6面銀牌。除了本屆獲獎球員外，過去貢獻獎牌的優秀選手包括李宗偉、謝順吉和葉錦福、吳蔚昇和陳蔚強、陳炳橓和吳柳螢、拉昔夫西迪和賈蘭尼西迪，以及拉錫西迪。加上湯尤盃及蘇迪曼盃等團體賽選手名單，不難發現馬來西亞羽球選手中華人佔明顯多數，令人疑惑：

根據馬來西亞羽球總會名冊，目前國家菁英選手8人中就有6人是華人，其他兩人為印裔球員。加上國家後備隊，羽總成年選手（senior group）中華人佔比就超過85%（30人），馬來人3名，印裔2名；初級選手（junior group）中華人佔比81%（53人），其餘馬來人8名，印裔3名，原住民族1名。如此看來，華人不僅在羽總球員中佔多數，而且遠超乎馬來西亞當前族群人口比例，差異令人無法忽視。

實際上，運動場域的族群差異一直存在。例如學界及媒體就經常討論為何美國黑人能在籃球領域中佔盡優勢。一些持本質論的學者或評論家將這種現象歸因於種族生理上的差異，如黑人身形高大，更容易在籃球或美式足球等運動項目表現優異。

不過這樣的觀點難以經受實證，也無法解釋馬來西亞羽球運動中的族群差異。尤其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並沒有明顯的體格區別，不存在哪一方更容易以身形優勢成為頂尖選手的現象。

此外，以族群／種族生理差異等本質論來理解運動員的表現差異，也可能再強化社會對特定族群的偏見或歧視。因此，本文試著從族群居住空間、社會經濟因素以及組織網絡等層面來提出假說，希望未來有機會能進一步驗證。

▌族群居住空間因素：城鄉與族群差異，影響不同運動的發展

不同的居住空間可能延伸出相異的運動文化。聚集在鄉間的族群可能有較高的團體連帶，加上居住地有較寬廣的土地資源，讓鄉間族群更傾向發展出團體合作需求高、大範圍用地的足球運動。相反的，在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都市，居民更講究個人主義式的自我成就，因此較常投入用地範圍小、講究個人技巧表現的羽球運動。此外，都市中資源豐富，運動場館林立，有利於講究場館設施的羽球運動發展。相較於鄉區，都市人口更有機會親近這些資源，接受系統性的羽球培訓。

馬來西亞的居住空間存在著明顯族群分化的現象。一般上，華人較常居住在都市，而廣大的馬來人及印度人人口則聚居在郊區或鄉間。我們可以假設，這種族群居住空間的差異導致不同族群投入不一樣的運動領域，令馬來西亞足球隊以馬來人球員佔多數，而羽球隊則多為華人選手。

根據馬來西亞羽總資料統計，馬來西亞羽球選手的出生州屬首先反映出居住空間的城鄉差異。其中，羽總成年選手中，出生於雪隆及檳城的就佔所有球員的57%（16人）；初級選手也有56%出生自這兩個州屬。雪隆和檳城擁有馬來西亞第一及第二大城市，都市化程度較高，資源也相對豐富。另一方面，這兩個州屬的華人人口也相對較多（雪蘭莪39%、吉隆坡41%、檳城39%），其中大部分居住於都市空間，可能使華人在人口基數及資源取得上更有機會入選羽球國家隊。

▌家庭子女數與運動形態的差異

隨著都市化、經濟成長、教育年數及婚姻年齡延長等種種因素，馬來西亞生育率正逐年下降。儘管如此，生育率仍存在著族群差異。截至2019年為止，全國馬來人的生育率要比其他族群高出一倍以上。這一年，馬來人的生育率達2.3，但華人只有1.1、印度人則為1.2，差異可謂相當顯著。

另一方面，在以馬來人族群為主要人口的登嘉樓、吉蘭丹等地，生育率都高於族群結構較多元的檳城、吉隆坡及雪蘭莪。有趣的是，生育率較低的州屬也與羽總羽球選手的出生地高度疊合，這是否預示出生率或家庭子女數會影響孩子參與的運動類型？

我們可以想像，子女較多的家庭傾向於多人投入的運動類型，如足球、藤球、籃球等；相反地，羽球這類可以兩人進行的運動，很適合子女數少的家庭投入。但事實真是如此嗎？若生育率對運動參與類型具有普遍影響，那為何生育率與華人相當的印度裔家庭並未在羽球領域中佔據相同的名額呢？

再者，檳城、吉隆坡、雪蘭莪等地的較低生育率其實是現代化及都市化發展下的結果。受到這些因素影響的都市馬來人也比其他地區的馬來人擁有較低的生育率，那我們是否能預期子女數較少的都市馬來人家庭更願意投入在羽球運動中？但就羽總的球員名冊來看，從1985年開始穩定下降的馬來人生育率並沒有反映在球員的族群結構上，家庭子女數似乎只能部分解釋馬來西亞羽球運動族群差異的現象。

▌高經濟投入的運動？：社經地位影響不同族群對運動的投入

社經地位影響不同階級的運動類型同樣是學界的主要議題。相較於一顆球、一塊寬闊草地就能進行的足球或藤球運動，羽球似乎對運動器材有更高的要求。

實際上，羽球球場租借、球拍、羽毛球的價格都很高。在馬來西亞，租借一片場地一小時就得15至20令吉（約新台幣130元），而一顆好打的羽毛球也需要5至7令吉（約新台幣46元）。相比之下，在馬來西亞麥當勞打工的時薪僅得8令吉（約新台幣52元），只能買下一顆羽球。一場球打下來，通常就要2至3顆球，要每天來回練習，確實需要很高的經濟能力。

2019年，馬來西亞家戶收入最高的前五大州屬／直轄區為吉隆坡、雪蘭莪、納閩、柔佛及檳城。羽總中絕大部分的球員正好來自吉隆坡、雪蘭莪、檳城及柔佛，反映出經濟能力和羽球運動之間的相關性。誠然，華人過去在經濟領域佔據優勢，不過族群間的經濟差距近來有縮小趨勢，但這波趨勢是否反映在羽球運動運動的投入，值得持續觀察。

▌代結語：展望未來的研究與多元平等的運動場域

不過，前述所提到的各個因素都未能完全解釋國家羽球隊中的族群差異現象。

例如，城鄉差異使都市人口更容易接觸羽球資源，那國家隊中也應該有相當比例的都市馬來人選手，但依球員名冊來看，大部分非華裔選手都來自都市化較低的地區，無法回應我們的假說。其他如家庭子女數、社經地位等因素也未能完全解釋符合相應條件的馬來人（如家庭子女數較少、較為富裕的馬來人家庭）何以無法在國際羽球隊中取得代表。

誠然，我們還能繼續例舉其他因素：依據馬來西亞國家羽球隊的選拔制度，球員是從州手遴選或由州屬會推薦，才能進入國家隊進行培訓。而有能力當上州手的球員往往都經過特定校隊或球會的高強度訓練。如果能進一步獲得各州球會及學校的族群分佈，我們即能深入討論這些球隊是否存在著明顯的族群界線或網絡？這些組織或網絡疆界的形成具有哪些歷史條件？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假設特定族群網絡的邊界對其他族群來說可能形成壁壘，造成進入的障礙。

無論如何，本文並未針對馬來西亞羽球隊中族群差異的現象提出任何解答，上述假設還需要更多資料來驗證，有賴其他有興趣的人進一步研究。儘管所取得的資料還有很多缺失，不過僅僅要凸顯族群之間的巨大差距，或許已經非常足夠了。

運動競技作為公平競爭的場域，它曾經讓人相信血緣、膚色、階級、宗教、性別都無法阻礙個人爭取成就，而個人能以「平等」的身份投入競爭，憑一己之努力邁向榮耀。然而，這些理念往往掩蓋了運動場域中不平等的現象，我們都知道，階級地位、族群性別，都對當代運動文化影響至深。

因此，探討馬來西亞羽球隊族群差異的現象，或許能協助我們回溯族群不平等的根源，也能協助我們理解其他運動項目（如足球、藤球、籃球等）或場域（如經濟、教育、政治等）中族群區隔的原因。透過探索差異及不平等的根源，不僅能讓我們理解當今社會現象，也能挑戰現有的族群偏見及歧視，它會告訴我們：在歷史之中，這些差異如何被形塑，而我們在過程中其實存在著哪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