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留言怪我囉？《當今大馬》荒謬被告的藐視法庭

2月中，馬來西亞網絡媒體《當今大馬》因為讀者留言被判藐視法庭案罪成，罰款50萬令吉（約新台幣288萬）一事，引起轟動。不少國際媒體，如新加坡《海峽時報》、美國《紐約時報》，及英國的《BBC》等紛紛報導此事，對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新聞自由表達關注。

儘管現任國盟政府上台一年多來，多次調查媒體人員，如揭露政府大逮捕無證移工的《南華早報》及《半島電視台》記者、粗口罵王室的前電台主持人張家揚、製作醫院火災調查報導的醫療新聞網《CodeBlue》總編輯巫淑玲，但這些案件迄今尚無下文。《當今大馬》可說是國盟政府下，首家被定罪的媒體。

事件源起自2020年6月，馬來西亞剛經歷「喜來登政變」三個多月，新任總檢察長伊德魯斯（Idrus Azizan Harun）走馬上任，先後撤銷前首相納吉繼子禮扎（Riza Aziz）及沙巴前首長慕沙阿曼（Musa Aman）的涉貪洗錢案。同年6月9日，總檢察署撤控慕沙阿曼的那天，《當今大馬》英文版也刊出了一則題為「首席大法官下令，所有法庭7月1日起恢復運作」的報導。

雖然該報導旨在說明，馬來西亞進一步放寬新冠疫情行動管制令後，全國法庭可在7月1日恢復運作；且慕沙阿曼涉貪案撤控一事，乃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的決定與權限，但許多不滿慕沙阿曼獲釋的網民，仍在報導下方留言，質疑大馬司法體系貪腐，甚至作出「法官釋放貪腐領袖」的錯誤指控。

不久後，總檢察長伊德魯斯就援引其中5則留言，以「藐視法庭」案為名，將《當今大馬》告上最高等級的聯邦法院。如此一篇普通不過的新聞，就這樣成了這起事件的主角。據馬國財經周刊《The Edge》報導，伊德魯斯引述的5條留言內容包含：

不過，為何《當今大馬》需為「讀者留言」負責，甚至因而被提控？其實，政府的法源依據就是《1950年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這條2012年增設的法條中闡明：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人，若認為他人張貼的言論侵犯資深利益，即可向有關網絡服務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而法院對《當今大馬》的裁決，是否會開啟潘多拉的盒子——擁有網站，甚或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及公司，是否需要承擔所有責任——也引起諸多討論。

結果今年2月19日，聯邦法院宣判《當今大馬》「藐視法庭」罪成，而且罰金（50萬令吉）更比起訴方（即總檢察署）要求的20萬令吉罰款，還要高出1.5倍。

出乎意料的是，《當今大馬》在短短四小時內，就通過網絡募資，籌到這筆巨款。風波迄今雖然平息，然而，這起事件卻暗藏馬來西亞媒體生態的縮影。事過境遷後，我們可以從案件中看透什麼、反思什麼？本文旨在從《當今大馬》在馬國媒體圈的地位，及媒體與政黨／政治人物的關係兩大面向，剖析這項案件。

▌《當今大馬》何以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

事件發生後，不少國際組織、社運人士，乃至馬來西亞朝野議員都形容，這顯然是政變後上台的國盟政府殺雞儆猴的手段，更擔憂判決會成為律法慣例，作為法官日後審理類似案件時的參照。他們也擔心，各家媒體釀成自我審查的風氣；或迫使人手不足，難以執行審查的媒體關閉網站留言區。

儘管大馬不多媒體在網站上開設留言區，但各大主流媒體的社交賬戶如臉書專頁，多的是更加煽動惡劣的留言，《當今大馬》何以成為當局這次「殺雞儆猴」的對象？

恐怕要從22年前談起。《當今大馬》成立於1999年11月，第十屆全國大選前夕，馬來西亞政壇及社會風起雲湧的時代，成為該國首個獨立的原生新聞網站。

1998年9月，時任副首相安華被頂頭上司，即首相馬哈迪革除後，其支持者發起一系列大小的示威和集會，被稱為「烈火莫熄」（Reformasi）運動，這系列運動後來也催生出「人民公正黨」。一年多之間，安華數度被逮捕調查，在獄中被毆打致傷，後來又因被控涉貪、被指與同性發生「非自然性關係」而觸犯馬國刑法，最終罪成入獄。

「烈火莫熄」運動不僅對隔年11月的全國大選帶來巨大影響，也奠下馬國往後20來年的政治版圖。如同台灣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烈火莫熄」運動激發各族裔、各類型的公民組織，向政府提出各種訴求，如推動婦女平權、抗議執法人員種族歧視、成立政治教育組織等等，一些公民社會領袖也在時代氛圍的感召下決定從政。

當時網路剛剛崛起，這場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發起的社會運動，也是馬國最早的「網絡行動主義 （Internet Activism） 」發源地。《當今大馬》作為當年少有的純網媒，便是抓住這個黃金時期，開啓小規模的另類新聞路，專門報導主流媒體不便刊登的反對黨訪談、消息人士爆料政治人物貪腐內幕、非政府組織抗爭、大型社會運動的即時訊息等。

透過網路這個全新的媒介，《當今大馬》得以更快速地發佈即時新聞，跳過傳統媒體的排版、印報等程序，曝光傳統報章所河蟹掉的政治人物不利報導或口誤；且敢於批判同業的報導倫理，很快就在關注社會課題的青年圈子裡嶄露頭角。

彼時，時任首相馬哈迪在1987年的「茅草行動」期間關閉《星報》及《星洲日報》等三家主流報章的寒蟬效應仍未退散。再者，傳統媒體受到《1984年出版及印刷法令》約束，須定期向內政部更新准證，得看官方臉色寫新聞，若常報導反對黨陣營的正面新聞，或反對黨領袖抨擊政府政策的報導還會被「摸頭」。

相反，網路媒體則僥倖得益於馬哈迪1995年啓動多媒體超級走廊（馬國一個高科技經濟特區），於1997年向美國投資者作出「不審查網路」的承諾，享有短短數年大膽刊登異議新聞的空間。當然，馬哈迪政權在1998年訂立《通訊與多媒體法令》，間接讓後來的納吉政權頻頻用以審查網媒及網路內容，則是後話了。

無論如何，1999年到2008年之間，可說是馬來西亞網絡媒體盛行的時代，若干網絡媒體接踵成立。除了以英語為主的《當今大馬》、《The Nut Graph》、《大馬內幕者》，還有主打中文市場的《獨立新聞在線》。

雖然網媒的報導內容不會像主流媒體那般遭到審查，但網媒記者卻因不能申請記者證，經常在採訪政府部門記者會、國會，或執政黨活動，如巫統年度大會時被拒於門外，或只能在官方默許下入場，拋出敏感問題後，亦時刻面對被驅逐的窘境。

久而久之，由於官方鮮少願意受訪，而當時急需媒體曝光的反對黨樂於與獨立媒體來往或爆料，加上常刊登其他民間組織抗爭的新聞，《當今大馬》及其他網媒，開始給人一種「反對派後盾」的印象。執政陣營也經常以此洗腦支持者，甚至透過主流媒體，宣揚《當今大馬》是個旨在煽動群眾情緒、扭曲事實，甚至報導假新聞的邪惡化身。

縱使《當今大馬》等網媒的影響力受限於城市地區，但一般認為，它們在千禧年之初，提供讀者不一樣的新聞視角，對馬國近20年的政治浪潮，乃至2018年得以首次政權輪替，其實功不可沒。

因此，便不難理解，何以《當今大馬》會在喜來登政變、國盟政府上台以後，再度成為當局殺雞儆猴的目標。畢竟，其他同樣象徵改革的媒體同儕，如《The Nut Graph》、《獨立新聞在線》、《大馬內幕者》等，都已在過去幾年相繼關台或停刊。

儘管前國陣政府在2008年大選「打輸網路選戰」首次失去國會三分之二絕對優勢後，破天荒發放記者證給網媒，展現願與後者打交道的意願；但馬國整體的報導自由，是到2018年「希望聯盟」（簡稱希盟）贏得政權後，才有所改善。當時，希盟廣邀媒體出席官方記者會，傳統媒體開始報導這個新政權的消息，下野後的國陣（尤其以主要代表馬來人的巫統政黨）失去國家宣傳機器及資源後，也對網媒採取較開放的態度；於是，各類媒體都有機會以相對均衡的篇幅，處理朝野報導。

▌大馬媒體與政黨、政治人物之間的流動關係

值得留意的是，《當今大馬》在藐視法庭案被罰50萬令吉，發起募資運動時，在野的希盟陣營成員黨——行動黨及公正黨率先表明，將各自捐出6萬及2萬令吉以示支持。不少反對派領袖也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張貼匯款證明，號召民眾慷慨解囊。這讓部分網民開始質疑：

《當今大馬》素來是與反對黨陣營關係較緊密的媒體 ，如今還拿了對方的錢，日後何以維持客觀中立的報導品質？難道不會「拿人手軟」？

筆者認為，媒體當然可以在被惡法打壓，而需向群眾募資時，接受朝野政黨的捐款；平時更可以透過廣告與行銷部，向商家、官聯公司招商，亦或接收政府或在野陣營的廣告計劃。平衡的方法有許多。比如，拒絕單一股東的巨額投資、為每筆投資設定上限、由廣告組撰寫政令宣導或廣告業配文且明確標注之；廣告部及新聞編輯部互不插手彼此內容決策等等。

畢竟，《當今大馬》（及大馬絕多數媒體）乃是一家營利公司。其官方網站顯示，該公司60%的股權目前由總編輯顏重慶及執行長占德蘭（Premesh Chandran）持有；另外29%則是由美國媒體發展投資基金（MDIF）自2002年買入。其餘股權落在前任或現任員工、部分社運人士，及一名前人權份子兼現任國會議員手中。

更重要的是，批評《當今大馬》收取反對黨資金者大多沒有談到，本次事件中，身為國盟政府一員的巫統，也有部分領袖罕見地力挺這家媒體，聲稱國盟打壓新聞自由，其中就包括前首相納吉、巫統主席扎希哈密迪、署理主席莫哈末哈山、副主席卡立諾丁等。若說巫統部分領袖也有在《當今》募資時報效捐款，甚至也不會讓人意外。

政治上沒有永恆的朋友或敵人。而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的競合關係，亦是不斷流動的。

《當今大馬》成立之初，與缺乏主流媒體報導的社運人士關係密切。爾後，在改革運動的風氣催使下，不少社運分子投身政壇，晉升為國州議員，甚至執政。於是，昔日戰友頓時就成為媒體問責的對象。

此外，九〇年代大力撻伐《當今大馬》的馬來西亞政治強人——馬哈迪卸下首相大位後，其異議言論也一度被國陣政府壓制，《當今大馬》及其他網絡媒體提供了他發言的平台。同時，，過去曾數度起訴《當今》的前首相納吉，曾在2018年下野後親自拜訪《當今》辦公室接受專訪。

這類「媒體─政黨」之間的關係流動，不僅發生在《當今大馬》這類獨立媒體身上。巫統過去的喉舌《前鋒報》在2019年因資金短缺被迫停刊，又在去年經過財務重組復刊後，從前馬來種族主義、著重報導巫統新聞的風格就大大改變，甚而願意把封面頭條留給巫統政黨之外的政治人物——前交通部長兼行動黨組織秘書陸兆福、民興黨主席兼前沙巴首長沙菲宜等人的專訪。

必須謹記，有意主導媒體的，從來都不是特定陣營的領袖，而是當家當權的政府。否則，希盟執政時期，來自行動黨的時任通訊及多媒體部長哥賓星就不會考慮，立法對付「放任讀者發表種族、宗教、王室等敏感留言的新聞網站」。顯然，其未完成的計劃，在如今的國盟執政近一年後，就在這宗《當今》「藐視法庭」案裡實現。

由此可見，政黨領袖再怎麼與媒體為敵／為友，在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如政權輪替）後，都有可能改變姿態，藉此拉攏特定群眾的支持。而獨立媒體如何在保有立場之際，不偏袒一方、拒絕「被利用」成為某一方面的喉舌，就考驗新聞人的眼界、遠見，甚至是商業洞見。

畢竟，在這網絡更加普及，大馬朝野雙方勢均力敵、政局變化叵測的新紀元下，以報導政治新聞為主的獨立媒體若要繼續成長、發揮影響力，就得思考如何打動非同溫層的受眾，尤其是那些長期受到特定政黨／陣營影響的半城鄉區，甚至鄉區民眾。

一黨獨大的時代已經過去。朝野政治領袖亦或將慢慢意識到，未來無論誰主江山，都有可能再度下野。接受立場不同的媒體採訪，無疑是給自己多留一條後路。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一些政治評論員認為，執政陣營與反對派的勢力不相上下，且雙方都有了執政經驗，此時正是國會及選舉撇開謾罵、人身攻擊等惡鬥，促成政見比拼的健康多黨競爭好時機。

同樣的，大馬政治媒體，無論獨立媒體或主流／傳統媒體的未來走向，恐怕也需在持有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的同時，摒棄敵我之分；對外爭取光譜兩端的讀者，對內則需多元化受訪對象，蒐集朝野雙方、體制內外、乃至一般民生的消息，更深入地分析政壇動向給國內各群體帶來的效應，以及國家政策如何左右人民生活，乃至環境、人權，甚至階級與身份認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