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盒飯的達叔：吳孟達與港片的兩個悲喜劇半場

最強綠葉港星吳孟達的去世，引發各界震驚。

很多台灣觀眾得知消息後，很快地在腦海裡搜尋吳孟達的印象，有的很快地想到1980年代在台灣風靡一時的《楚留香》裡的胡鐵花，更多人想到90年代他和周星馳搭檔的無厘頭電影。伴隨90年代中期開始的第四台，無厘頭搞笑加上第四台反覆不斷地播放，達叔已成一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不過，大致從2001年的《少林足球》之後，周星馳與吳孟達淡出很多台灣人的記憶。一方面，兩人傳聞不合，當年的黃金搭檔合作不再，另一方面，雖然兩人繼續在電影圈或導或演，但已難達到過去的高度。達叔從香港影視環境最好的時代開始，但也在最壞的時代裡結束，達叔的離世，留下的是香港電影未知的將來。

▌1970年代香港影視的黃金歲月：達叔演藝之路的第一步

1952年出生的吳孟達，1973年21歲時考入第三屆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他的同期同學包括周潤發等人，1975年他開始參與電視劇演出。

達叔的演藝之路，正是香港社會歷經六七暴動之後的重啟與轉型之際。就香港電視來說，1957年麗的映聲成立（1973年易名為麗的電視），10年之後無線電視成立，1975年佳藝電視成立，自此香港進入三家電視台的時代。達叔出道的1975年，正值三家電視台使出渾身解數在電視劇開始激烈競爭的年代。1975年本居末位的佳藝電視推出改編自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後，收視率快速攀升，聲勢爬升到第二位，僅次無線；著名老牌演員米雪也憑藉演出黃蓉一角，獲得「俏黃蓉」之稱。無線也在同一年開拍同是金庸作品改編、鄭少秋與汪明荃主演的《書劍恩仇錄》，自此，開始無線的武俠劇熱潮。

1979年麗的電視在金庸之外，另闢題材，他們推出第一部由劇本改編為小說、徐少強主演的《天蠶變》。當三家電視台都在拍武俠劇時，領先的無線在1979年再推出改編自古龍原著、鄭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其中，吳孟達就是飾演楚留香的好友胡鐵花。這部劇在台灣曾以金鐘獎外片觀摩的模式在中視播出兩集，因為觀眾反應熱烈，中視正式購入版權並於1982年播出，曾創下百分之70的瘋狂收視率；而黃霑與鄧偉雄作詞、顧家輝作曲的主題曲《楚留香》也大為轟動，歌詞中因有「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此曲甚至成為當時流行的出殯歌曲。

除了三家電視台的激烈競爭之外，非商業的香港電台也在1970年代推出電視劇集系列《獅子山下》，每部劇集從70年代初期的15至30分鐘到後期的60分鐘不等，主題聚焦香港庶民的生活世界。其中，吳孟達與周潤發在1975年便曾出演其中一個系列《他的下半生》。吳孟達與周潤發飾演從戒毒所出獄的年輕人，他們相約出獄就不再犯，吳孟達所飾演的角色在記者朋友的幫助下成功走過毒品的誘惑，然而，周潤發所演的角色則是再次沉淪，他們的下半生成為黑白與彩色的對照。當時，《他的下半生》裡的達叔，還帶著痛改前非、有為青年模樣，遠遠還不是我們印象裡留著小鬍子中年油膩男的模樣。

▌1990年代走入台灣的香港電影：台灣人的「達叔」記憶

儘管《楚留香傳奇》在台灣引起狂潮，不過，能記住吳孟達就是胡鐵花的觀眾恐怕不多。1980年代的吳孟達繼續出演無線的電視劇之外，也參與部分電影的演出，不過大多數都是綠葉角色，觀眾對達叔印象依舊不深。

吳孟達開始進入台灣觀眾的視野，應該是1990年與周星馳搭檔的《賭聖》，這也是兩人搭檔的開始。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星馳這部電影當中以台灣代表之姿態出現，電影中甚至還出現青天白日國旗。為何如此設定？這是因為台灣從戰後開始，一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市場。不過，其構造有所不同，戰後台灣在冷戰結構下，以「自由中國」自居，透過政策的優惠吸引香港的「自由影人」及其作品來台，例如1960年代台灣歷年的十大國片賣座電影當中，香港電影製作公司邵氏兄弟與電懋就佔超過一半，這些電影不少是針對台灣量身訂做，且全數是國語電影。

然而，伴隨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1970年代香港人意識浮出，電視台裡的粵語演出自然大幅增加，連帶電影也受影響。許冠文兄弟在1974年的《鬼馬雙星》等一系列粵語電影開始，扭轉了國語電影的優勢地位。而伴隨楚留香電視劇的熱潮，1980年代的香港電影由電影公司——新藝城與嘉禾主導，這兩家電影的作品在台灣依舊熱潮不退，在此情況下，部分的台灣映演業者開始投資香港電影。

因上述提到的種種原因，且為了香港和台灣的市場考量，周星馳才會成為《賭聖》電影裡的台灣代表。這種安排有其在地的親近性，伴隨1990年代中期第四台的發展，周星馳與吳孟達的搭檔開始成為台灣人1990年代記憶的一部分。

▌周吳搭檔的無厘頭式電影：反差與港人身分建構

對台灣觀眾來說，周星馳與吳孟達的無厘頭搭檔演出，就是不斷溢出觀眾對事物的想像，喜劇就在反差之間爆出。就像《九品芝麻官》裡，吳孟達所演的十三叔明明被灌了餅甚至嘔吐，居然還說「我還有點餓！」《破壞之王》裡被周星馳拿著刀挾持到精英中心遞挑戰書，看似殺氣騰騰的情節就要來臨，沒想到了精英中心，達叔的第一句話卻是對櫃檯的年輕小姐說：「接不接受我泡你？」

凡此種種的反差，構成了無厘頭的笑點。不過，台灣看到的情節都是配音的，粵語當中是否藏著我們未知的秘密？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黎肖嫻在1997年發表的有趣文章〈「懷舊」與「無厘頭」：90年代香港電影中兩個歷史紀慶行動〉，就解析了無厘頭電影的秘密與功能。所謂的紀慶（Commemoration）是指發揮集體記憶功能的知識生產過程。

以1990年代第四台也不斷反覆播放，同是1993年的《新難兄難弟》與《新不了情》為例，片名裡的「新」代表有一個相對的「舊」的存在。《新難兄難弟》是向1953年的《危樓春曉》致敬的作品.《危樓春曉》裡常出現的台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為《新難兄難弟》所援用，這是舊與新的傳承。不同的是，《新難兄難弟》用了詼諧有趣的視角回望《危樓春曉》所演繹的1950年代。

同樣地，《新不了情》則是相對於1961年的《不了情》，但主角同樣是歌女。歌女在類型電影裡經常是身世坎坷、命運悲苦的形象，《不了情》和《新不了情》裡的女角色都得到不治之症，這是舊與新之間的聯繫，但兩者的差異是，《新不了情》是從1990年代現代時空下的香港，去詮釋歌女的內心世界。

舊與新之間，是一種集體記憶的生產過程，那無厘頭呢？在教授黎肖嫻看來，語言的使用標示著某種身分的擁有，例如說粵語標示自己是香港人。粵語的特性是口說語言而非書面語，電影中的粵語除了凸顯香港人身分，也區隔出我者與他者。更重要的是，在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當中，除情節慣有的顛覆之外，也帶出新的流行語，這種流行語也成為集體記憶的一環。

《新難兄難弟》與《新不了情》這類懷舊電影是以「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建立集體認同，無厘頭雖看似是在現代的時空點上創造集體記憶，其實不盡然如此，無厘頭電影也摻雜了部分歷史元素。舉例來說，《逃學威龍》裡吳孟達飾演警察曹達華，曹達華確有其人，他因經常演出探長而有「曹探長」之稱，命名本身也代表一種歷史的維繫。再例如《破壞王》裡擂台大賽一段，也穿插了有些復古的位元堂廣告的歌舞片段，事實上，這是鄭少秋1980年在位元堂的廣告歌。在此穿插，也是一種懷舊。

換句話說，無論是無厘頭或是懷舊，都是一種帶有歷史意味的身分想像建構。喜劇並不只是喜劇。

▌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電影無法解答的未來？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也在此刻亞洲金融風暴開始爆發，香港也受波及，電影遭到沉重一擊。這一年，《鐵達尼號》風光上映，但是香港電影的處境卻如同沈船。

2002年史詩級的《無間道》證明香港電影實力猶存，電影中巨星齊聚，巨星之所以能夠齊聚，多少也可以看到明星們在香港電影谷底時刻的危機感。2003年的《無間道Ⅲ:終極無間》已是中國資金與演員加入的合拍片，在《無間道》系列身上可以看到香港電影的變化。這一年，中國與香港簽訂《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貿易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電影人鑑於香港電影的不景氣，不約而同帶著昔日佳績而來的自信北上中國另覓春天。

迄今將近20年的合拍，其結果是殘酷的。帶著光環北上的香港演員們隨著時光的消逝，光芒也漸漸淡去，合拍片需有中國演員的演出，這個機制其實協助中國培育出新的明星。與此相關的是導演，現今在中國電影界依舊屹立不搖的包括陳可辛與徐克等人，不過他們的電影基本已是中國題材而跟香港無關。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的電影大量啟用在地的演員，北上香港演員的空間因此縮小。

周星馳也是個指標。2004年的《功夫》之後再無有新意的創作，應該說，周星馳無厘頭式的搞笑是在香港的土壤上長成，一旦脫離土壤，便靈光不再。與此類似的是，達叔人生最後時刻的表演，大多也是功能性不強的綠葉，遠遠不如1990年代的輝煌時代。倒是2014年在彭浩翔導演的《香港仔》裡，驚鴻一瞥地看到達叔久違了的精采演技，他精湛地演出歷經滄桑的老人，這應該是其晚年最精彩的演出。

香港電影人的北上之路，電影之外，也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近年來藝人更是被大規模動員支持北京立場。達叔離世後，因為生前最後一條微博是轉發「我是護旗手」，並寫上「我是中國人」，央視因而以熱愛祖國等文字送別吳孟達。

我們不清楚達叔是否跟《喜劇之王》裡的臥底一樣，表面是場務，其實是警察，表面與內在不同，寫上「我是中國人」是否只是保護自己的形式。不過，真正的問題是，回顧香港電影史，1960年代的冷戰時期，台灣以優惠的政策吸引香港電影與電影人來台，香港明星當時為以示忠誠，來台灣除了電影宣傳之外，也要參加雙十節相關慶典、勞軍等活動。而今，大量香港電影人則受政治壓力必須表態支持中國政府關於香港的政策。回歸最基本的問題：